青年与社会思潮研究
陈 亮、张 波、察宜旦、汪 慧
导 言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而世界全球化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社会思潮跌宕起伏。表面的此消彼长到底蕴含着怎样的肌理特点，青年和社会思潮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是为本报告的主题。
将青年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抓住社会思潮与青年生存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现实进行剖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评判。我们试图通过这些努力来产生一些对现状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尝试有针对性地释除一些思想认识上的困惑。
本文涉及的观念与文本，时间框定在改革开放至今（1978-2003年）的25年内。
社会思潮的概念、特点及其成因
社会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并广为传播的某种思想倾向、价值观念或理论体系，是一种常见的、重要的社会意识现象，具有六大特点：
1、历史性。表现为社会思潮总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并带有该时代的印记，对该时代人们的精神层面、生活层面起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
2、区域性。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背景、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而产生各异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有国外引进的，也有本土产生的。
3、群体性。表现为社会思潮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人群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与支持，显现出绝大多数人的共鸣与趋同。
4、功利性。表现为社会思潮作为一定社会利益集团的一种愿望表达，它总是带有明显的目的亦即功利色彩，与其利益和要求联系在一起。
5、变异性。表现为社会思潮的时效，并非一成不变。当现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方向一致时，其思潮就能保持、维护、控制在稳定的状态；反之，就会刺激社会信息反馈机制的调整，迫使意识形态升级换代，然而以新面目出现的思潮不一定就意味先进。
6、症候性。表现为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情感的表征，是政治、经济矛盾运动的直接反映。大量社会潜意识的产生和郁积会蔓延成某种症候，并以象征化的符号来宣泄。
这些特点相互交织，丰富而斑驳。
社会思潮的三大成因：
知识界的舆论作用。前提条件是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一般在社会转型期，这种矛盾运动的失调致使知识界以理论的形态做出解释，以代言人的身份揭示潜隐的社会心理因素，表达民众之政治倾向及要求，从而点燃导火线。
媒体的推波助澜。前提条件是新思想新潮流的产生。媒体以敏感的嗅觉迅捷捕捉到观念的震荡和变革的元素，通过媒介传播做出自己的响应，推动社会思潮的全面铺开。
政府与政党的宣传。前提条件是政府与政党操纵社会思潮，且使之成为正统的思想体系，上升为特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运动。
青年与社会思潮的关系
青年和社会思潮的关系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个入口，是历史的一块切片。社会思潮的主体是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但青年作为社会的“晴雨表”，他们是最开放最活跃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是各种社会思潮积极的参与者，追随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从青年身上能够较准确、较全面地关照出整个社会的思想潮流走向。
青年和社会思潮的关系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社会思潮的演进过程中，青年既有主动的承担又有被动的接受。一旦青年的热情被激起，思想觉醒，他们就会率先把理论变成实践，变成批判的武器，做社会的“弄潮儿”。由于青年正处于世界观形成阶段，可塑性很强，加上情感、意志、自我意识发展的不平衡，极易受社会思潮影响，不管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社会思潮，总能在青年中最先赢得市场。社会经验的缺乏，政治上的不够成熟使青年容易被社会思潮所左右。但与此同时，社会思潮也为青年参与社会政治提供了契机，使青年能较顺畅地对社会发挥其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功能，并积极传播所接受、掌握的新思想，促进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社会思潮的大浪淘沙中迅速成长。
现状描述：时代的流变与魅力的转换
改革开放25年来，社会思潮的“热点”几经游离，从对建国以来社会生活历程的怀疑性思考，转移到探求对民族现代化和全球化道路的追寻性思考。思潮的阶段性频繁更迭，且同一思潮又表现出多种思考角度、多个认识层次间交叉渗透的复杂现象。这一过程可概括为：一条主线，两个方向，三个内容，六个阶段。所谓一条主线，即以人生探索为主线；两个方向，即围绕着对主观世界（自我）和客观世界（社会）的探索与认识两个方向展开；三个内容，即西方思潮（涉及哲学、经济、政治、生活方式等）、爱国主义思潮、全球化（现代化）思潮；六个阶段，分别是反思、追寻、喧哗、回归、爱国和全球化。
1978-1980年：舔着伤痕反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社会思潮越来越集中于对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及历史的反思上。青年深感一代人的青春被耽误了，不满、愤恨由此萌生。时逢存在主义思潮流入中国，青年言必“萨特”。有人说，1979年是大学生转向西方思潮“求知问解”的“加速启动期”。“文革”造成的巨大创伤，使人们在生存发展问题上产生矛盾，其中包括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人生价值危机。因此，青年思考的问题紧紧围绕着如何认识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和尊严、人的价值实现等线索展开。1980年4月，北京两位化名“潘晓”的青工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发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信发表后，引发了一场持续了8个月之久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
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据全国几个重要省份和大城市的统计，上述三种现象无论从数量，还是数量的增长幅度看，都为建国以来历史上所罕见。从当时的分析资料中可以看到，轻生、厌世、对社会集体的不信任感以及理想的破灭感（这很大程度上受萨特虚无主义人生观的影响）是致使青年走向信教、自杀、偷渡之路的直接诱导因素。尽管这些现象仍然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情绪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在这充满苦闷与追求、彷徨与抉择的痛苦振动中，当代青年一方面陷入了人生的信念由破碎到重建的过渡时期新的不平衡中；另一方面他们又终于唾弃了现代迷信和它所衍生的最大的“公”就是“忠”的人生教导，开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1980年4月，当清华大学化工工程系77级二班的同学率先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时，随后更多的青年喊出了“自我设计，立志成材”等口号，这是他们舔着伤痕反思后发出的呐喊。
1981-1985年：从追问到追寻
1981年3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中举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旗帜，引起全国亿万青年的强烈反响。
此时，大量西方理论的译介首先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震动，其中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意志生命和生命哲学为代表，强调乃至夸大人的意志，并将意志置于本体论地位；从生命的意义上立论，要求“重估一切价值”，形成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亦风靡一时。1983年前后，《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籍以其对未来世界具体的预测性描写吸引了众多青年的目光，一时间，未来主义思潮迅速传播开来。随后，西方经济思潮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转型实质性启动，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英国人凯恩斯在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和日本企业管理理论都深受青年追捧。青年们试图从品类繁杂的西方理论中找出关于实际生活的图解和阐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现实的政治体制不适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政治体制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种西方政治思潮也开始在中国兴起。现代西方政治中诸如分权制、制衡制、多党制，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
从1981年至1985年，青年寻求民主的热情绵延不断。青年们在各行各业，各个层次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着对民主的渴求，并带有明显的盲目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形式的印迹。在企业，青年们纷纷要求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毛遂自荐者、献计献策者不乏其人。在农村，广大青年农民则从对封建家长作风和宗族观念的反感情绪，对包办、买卖婚姻的反抗中，向新一代农民应具备的民主权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对民主管理学校的要求越来越高，参与国家事务的愿望也日趋强烈。从单纯的要求民主自由发展到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气愤和斗争，以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呼唤，深刻反映了青年在新形势下从追问到追寻的过程。特别是1984年后，改革为青年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许多青年因此认为个人奋斗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并在早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中找到行为的理论依据，一时间跳槽、辞职、下海，热浪滚滚。
1986-1989年：喧哗与骚动
1985年以后，改革向纵深发展，改革的受阻面也逐渐扩大，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哲学思潮出现“尼采热”、“实用主义热”，其振幅强度超过此前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经济思潮从凯恩斯主义转向弗里德曼主义，表明经济价值取向更为激进；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伴随着各种西方思潮开始涌入中国。到了1989年初，可以说是西方社会思潮十年东进，交织汇聚，涌动共振，各种思潮传播均达到了高峰期。自1986年起，“校园文化热”和大学生社团纷呈，“中西文化讨论热”、“西方思潮热”、“《河殇》热”、“忧思热”成为大学生时尚思潮；同时青年文化的社会价值参照系发生明显的裂变与倾斜，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绪不断增长，深感中国人的丑陋。
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以一曲《一无所有》唱尽了一代人心中的失落与悲凉，憧憬与焦虑，希冀找回生命存在的全部真实。
作为舶来品，后现代主义思潮通过校园文化，影响着大学生的精神结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王朔的“玩主”，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深受大学生们的欢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对传统进行解构，颠覆固有的价值体系，这一点极易与青年沟通，并发生共鸣，再加上其快速、拼贴、复制的艺术风格，使青年的激情得到宣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青年受自由化思潮影响，加上社会改革中遇到的一些困难，青年对社会的不满剧增，并汇聚成一股激流，以惊涛拍岸之势冲击着大学校园，引发了1986年底的学潮。1987年初，学潮平息了，青年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政治”失落感，使他们开始忙着跳舞、经商、谈恋爱。所谓 “1986年谈民主，1987年谈恋爱，1988年谈经商，1989年谈出国”，正是此景的真实写照。由于校园是各种社会思潮的集散地，急剧的社会变革、外来文化的冲击、经济过热以及社会情绪聚焦成了诱发政治风波的主要因素。从一定程度上说，1989年“六四”风波的发生乃是“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产物，它的平息，似乎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的政治热情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1990-1994年：回家的路并不好走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面临着两大挑战：一个是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一个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挑战。面对苏东剧变这一国际局势，部分青年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幻想“民主社会主义”是一条新的出路。由于众多青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较理想化，对社会的期望值偏高，加上部分青年缺乏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就决定了一些青年易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曲折出发，产生社会反差感，以致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成果产生怀疑，甚至否定。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旅行，9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青年被“我想有个家”的感性唱词所打动。“归家意识”使他们更渴望了解国情，并由此以务实、理性的眼光来把握现实。“寻找毛泽东”和“鲁迅热”在90年代青年中悄然升温，表明90年代的青年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又开始进入重新思考、自省的时期。
1992年1月，上海一位化名“梅晓”的大学生写信给上海《青年报》，就“我该怎样选择生活”提出一系列非常实在的有关“形而下”的人生问题。这封来信坦然地表达了当代青年自我选择生活的新困惑：现代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太卑鄙。有没有既不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快乐的道路可走？《青年报》就此发起一场新的有关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虽然这场讨论的影响波及面不如十年前的那场人生观讨论，但它揭示的哲学命题——“人怎样活得更好”，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青年》杂志从1991年以来所组织的与上述命题相关的热门话题就有：关于“‘没活干’还该不该拼命干”的讨论，关于“从自身做起顶用吗”的讨论，关于“我的用武之地在哪里”的讨论，关于“我们怎样看待中国新富豪”的讨论，等等。从这些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青年关于人生价值观的思考少了些坐而论道的东西，多了些世俗实在的内容。他们普遍要求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不能不说这是青年的自我实现观的崭新回归。
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力图从浮躁走向务实，从冲动走向理性。一方面，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或积极或消极地接受了1989年的政治教训，下决心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为新一轮改革大潮及取得的成就所鼓舞，因而再一次把关注的视线从乌托邦式的政治梦幻转向了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于是，政治思潮退了，文化思潮去了，哲学思潮也去了……取而代之的新热点是：经济管理、公共关系、外贸商务。亚科卡、哈默、松下幸之助等实业巨子的发迹史让他们着魔。青年一代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注日益具体化、实用化。盲目追求西方思潮者少了，研究东方文化传统、中国现实国情者多了；夸夸其谈、好高骛远者少了，积极实干者多了。实用主义思潮在新的层次上和更大的范围内被青年一代所接受。
1994年盛行的实用主义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些新生刚进校就把“搞好关系、以利将来”当作自己的任务，在为人处事上显得精灵、机巧，在学习知识、选择课程以是否“实用”为标准，对自己认为是“不实用”的课则能逃就逃，不能逃则“身在曹营心在汉”。社会商品流行色在校园里更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到处可见“招聘”、“直销”、“特价转让”、“跳楼大甩卖”等广告、海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大有压倒一切的可疑。甚至连浪漫的爱情也开始变味，谈恋爱目的在于“解决临时困难”和获得实际经验，只要现在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就业时对单位的选择着眼于实惠和实利，因而“三资”企业、沿海地区、“肥缺”部门成为大多数学生的首选对象。
1996-1999年：爱国主义的激情与理性
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是将关心、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最高理想信念和行为准则的激情与理性。
存在决定意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促使中国青年爆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潮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西方的制裁不仅仅是政治企图，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青年对祖国利益的维护成了青年爱国心的基础。二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先是美国国会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接着，美国又擅自向台湾海峡派出大型舰队，这一切都引起中国青年的义愤。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1994年中宣部制定《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后，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消除了部分青年思想上的混乱。
1996年至1999年，有了几次令人瞩目的爱国主义热潮：申奥行动、迎接香港、澳门回归、抗洪救灾、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及“王伟”事件等。其声势浩大，令人激动。青年自身也在呐喊与奋争中，经受着爱国主义传统的洗礼，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节。事实证明，1998年的特大洪水没有冲散中国民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却给吃肯德基、喝可口可乐、受西方文化影响长大的一代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国家富强才能抵御外来侵略，才能真正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青年爱国主义思潮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青年产业工人和大学生上街示威游行，青年学者出版大量的著作和论文。在这一爱国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青年的民族正气抬头，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要发展、要卧薪尝胆，成为青年共同的心声。
2000-2003年：全球化的舞台布景
新世纪，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等形势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观点纷繁，思想活跃。随之而来的社会思潮的演变轨迹出现转折，魅力转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现代化思潮和全球化思潮。
现代化作为一个国际性思潮由来已久，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揭开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与国际接轨，当迅速汇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全球化思潮开始全方位地渗透进来，使中国青年的观念、意识、生活准则均呈现新的指向。
首先是生活价值观的普遍认同。知识经济时代与网络化生存方式的演进，为当代青年的发展和成功提供了机遇，促进了人的成长。在网上，不同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道德行为、价值标准云集交汇，跨国界交流司空见惯，其公开性和平等性前所未有，因而形成了被各国青年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
其次是“地球村”意识的强化。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风云变幻给各国造成的深刻影响有了愈来愈真切的感受。2003年5月，我们对浙江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显示：当问及“过去一年多，哪些新闻事件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按优先顺序选5项）时，答案排在第1位的是“美英对伊发动战争”（占91.5%）。“厄尔尼洛”现象、“非典”等警示了青年，他们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保护世界和平的愿望愈来愈强烈。
再次是异质文化的吸纳。受全球化思潮的影响，青年开始较冷静地看待异质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并吸纳其中优秀、健康的成分，力争实现与世界的沟通和融合。
心理解析：追慕的涌动与怀疑的沉浮
青年在社会思潮中既表现得十分活跃，同时又矛盾重重，有追慕的涌动，也有怀疑的沉浮。当我们寻找心理的依据时，发现这是个忧喜参半的世界。
解析之一：掀起盖头，新奇与盲目的一次精神探航
流行是一种从众现象，带有明显的时代风貌，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心理认同。20世纪初，一些社会学家把模仿看作先天的倾向，认为人类有一种天生的冲动要去照样做他人的行为。社会生活的内容若长久缺乏变化，人的精神面貌就会缺乏生气，就会有人企图用模仿新奇来打破内心对陈旧生活的厌倦，心理学称之为“求新心理”。
中国青年就这样改变了。喇叭裤、紧身花衬衫、蛤蟆眼镜、邓丽君歌曲、双卡收录机、台湾校园民谣、迪斯科、交谊舞、迷踪拳等，与文革期间满街的“清一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改革开放，好像窒息已久的人呼吸到了新鲜空气，青年人开风气之先，推进着爱美求新、五彩缤纷的服装潮流，自然，这种表现自我凸现个性的心理，也引发了众多守旧者们的反对。1979年6月，《中国青年》刊登了《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说起》一文，透过对青年该不该穿喇叭裤的争论，让我们看到了在新时代尊重个性、尊重自我选择的重要性。
面对文化多元的图景，文革的创伤，怀旧的压抑，精神出现空场，急需新的心理补偿。青年们一面“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感受《外婆的澎湖湾》、《童年》、《兰花草》、《小儿郎》等清新、优美的台湾校园歌曲，一面心里诧异“资本主义怎么也有这么好听的乐曲？”被称之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糖衣炮弹”的迪斯科，成了中国青年内心压抑、郁闷的间接爆发和直接释放，而“迷踪拳”的兴起纯属“国粹”武术的发展。1981年电影《少林寺》火爆神州，习武健身成为当时年轻人的时尚潮流。1982年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无论学生还是社会青年都沉浸在情节离奇的行侠仗义的江湖中，这种“成年人的童话”，满足了他们“扫平世界一切不平之事”、“安良济贫”的争强好胜心理。1983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译制的《霍元甲》在国内各地播放，该剧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点燃了年轻人壮体强国的激情，霍大侠红遍大江南北。这既充分地满足了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的求新、求胜的心理，同时也表现出其中的缺乏分辨与部分盲目。
解析之二：各路英雄竞风流，生命与梦想的一场现实较量
从青春期走到成年大约有10多年的时间，这时的青少年对周围的世界有了新的观察与新的思考方法。他们经常考虑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中，从自己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中，逐渐认清了自我，同时也初步认识了自己与未来社会生活的关系，心理学家认为，这种同一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社会。
中国社会全面拥抱萨特的存在主义，对过去的留恋和对现代社会异化的反感一齐构成了新文学的主要情结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伤痕文学”已经在文坛上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并迅速在全国形成潮流。以北岛、江河、顾城、舒婷为代表的诗人成了青年崇拜的对象。同时，有上进的青年开始研究美学。这时的“文学青年”和“美学青年”都对社会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们的感情是纯真、执着的，迫切希望国家立即强盛起来，但他们的内心却是脆弱的，极容易愤怒。他们在报纸上撰写文章抨击所有的不平和腐败，并在大街上与一些不守社会道德的人理论甚至大打出手，表现出他们心理即成熟又不够成熟的一面。不可否认，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令人怀念。当时的存在主义竟成了中国社会清算“文革”灾难的一剂猛药，并在20多年后的新世纪被快乐的新生代们渐渐地遗忘，历史的悲情与喜色尽在其中。
在开放社会里长大的一代人是幸运的，他们不必也从来没有遭遇过存在主义者所必须面对的置之死地而无以后生的情感与心智的痛苦抉择。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情感上，新生代都不再背负义务和责任。今天的人们最大的情绪起伏不过是每天股市的涨落而已。在快乐和享受被迅速普及化之后，存在主义所拥有的本质倾向受到瓦解，且逐渐转化为一种轻飘得让人熟视无睹的社会常识。
解析之三：市场经济浪潮起，生存意识与物质时代的一轮利益冲突
心理学认为，从众行为是由于在团体一致性的压力下，个体寻求的一种试图解除自身与团体之间冲突、增强安全感的手段。个体不仅于行动上表现出来，而且也会在信念上改变自己。现代社会的某些价值定势，极易使青年的心理发生不平衡，当金钱成为某种衡量人的价值大小的主要尺度时，青年难免采取从众行为，以求得心理平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洪流掀动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思潮泥沙俱下，拜金主义猛然抬头，在“一手硬”的同时，“另一手”却明显软弱。“一切向钱看”多少反映了人性确实有丑陋的一面。“红眼病”的心理与腐败现象纠结在一起。
那个时代的标签就好像现在无数个正在建设的建筑工地一样，一切都在破坏和建设中。政治在变革，社会急速转型，经济的利刃无处不在，市场运作法规和秩序尚不健全，原有的道德失范，明显的功利化倾向，对青年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物质上也许不再一无所有，精神却处于贫困，仿佛一脚踏入悬空之中，“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把“挣很多钱”、“当官发财”作为人生幸福的标准，把奢侈、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在大学里，一些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高歌“六十分万岁”；一些人将文凭仅作升级的筹码，“理想理想，见钱就想”，“前途前途，有利就图”。一时间，困惑和焦虑弥漫。“是谁发明了钞票，它在世上称霸道……”，萎靡、玩世不恭，尽显当时青年人对钱又爱又恨的潜意识。
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人们的收入差距开始不断扩大，社会分配不公的情况并不少见，加之传媒对社会上“大款”们豪华的高消费生活的有意无意的渲染，生存意识和物质时代的利益冲突给青年心理以一次又一次的震荡。
解析之四：寻找遗失的世界，卡通与网络的一次文化密谋
行为主义者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通过控制、调整、操纵人生活的环境，就可以造就出符合要求的人，因而人不具有任何神秘性，不过是刺激反应的产物。其口号是：“给我产品规格，我就给你生产出符合要求的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则认为人是潜意识的产物。要调整人的行为，必须把人心灵深处的隐秘挖掘出来作为科学分析的材料。我们知道，神圣性来源于神秘性。当人的理性和科学使自然界变得越来越透明后，宗教性质的神圣渐渐退到了只属于精神生活的领域。情感世界传统上是重个人体验、重宗教启示的神秘领域，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或非生物的最高标志。当冷冰冰的理性科学侵入到这个世界后，人没有了任何神秘性和优越性，还剩多少神圣与尊严？于是开始寻找童年，寻找遗失的世界。
“卡通文化”于20世纪80年代涌入我国，随后迅速占领了我国的文化娱乐市场，近年来更是充斥于电视、图书、报刊乃至广告、玩具、生活用品及各种游戏软件，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新宠。青少年正处于“心理上的断乳期”，这一时期又称为“情感上的急风暴雨”时期。在此阶段，他们独立意识大为增强，力图摆脱对父母的依赖，憧憬着对社会、对人生、对自己未来生活的设计，渴望着美好的生活。这一时期他们对困难和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较差，所以期望通过卡通节目中的人物寻找自己的人生答案。
现代的年轻人是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人，而电视是卡通的主要传媒，在电视机前观看卡通节目则是当代青少年最开心的娱乐活动。美国是制造卡通的大国，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学生不知道迪斯尼公司制造的卡通影片《狮子王》、《猫和老鼠的故事》，还有日本的《聪明的一休》、《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他们还把卡通片中的语言和人物用在日常的生活中：把专门与学生过不去的老师叫做“格格巫”，把专门给教师通风报信的女生叫做“阿兹猫”，学会了“一休”要文斗不要武斗。
卡通片通过视觉与听觉两个渠道的传送，画面和声音丰富、逼真、刺激，且它所叙述的内容与我们的生活又有某种程度的接近，满足了年轻人好奇、探索、表达的心理需求。
卡通片中的主人翁大都不是板着面孔去批评说教，而是寓教于乐，像一位风趣幽默又见多识广的好朋友，这样与年轻人的距离就拉得很近，很容易被他们所接受。如今的青少年升学压力重，他们大都愿意从钢筋水泥的都市文明中逃离，躲进卡通营造的童真世界。卡通抚慰着他们沉重的心灵，卡通中的形象寄寓着他们的理想与愿望。在获得强烈的意义张力的同时，“卡通文化”又成功地成为内心世界最具权威性的阐释者。沃尔特·迪斯尼说：能为人所接受的、受人称道的幻想作品，就是现实加上巧妙的扭曲。我们用卡通的眼光看世界，世界因此卡通化；给想象注入新意，想象模糊了现实，反而让现实看得更为清楚、透彻。
“读图的一代”亦是“网上的一代”。“我年轻，我上网”成为当代年轻人的口头语。他们在网上驰骋风云，不需要用任何的生活经历来点缀，五彩缤纷的网络世界给了他们生活的遐想，激发了好奇心和求知欲。“大虾”、“网虫”、“菜鸟”、“QQ”、“网恋”、“东东”、“886”成了“E”代人的语言，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青年人是始终是信息技术进步的开路先锋。他们被分成了为两半，一半给卑微的现实，一半给了伟大的虚拟，穿梭于卑微与伟大之间，人生好像突然变得“厚实”起来。
网络的一大特点是匿名性，心理学家所说的“自我掩饰”心理在网络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实现。在网上，虽然可以避免面对面交流中出现的顾虑和尴尬，却也带来了责任感的缺失—每个人都可以不计后果地展示自己内心的隐私和黑暗，追求宣泄与解脱，久而久之，一些人在网络中“塑造”了一个虚拟的自己，这就使现实中真实的人与网络中虚拟的人无法重合，不能相互印证，从而导致双重人格或人格变异。从这个角度看，卡通与网络就像是快乐大本营里影响青年心理和思想的一场文化密谋。
结 语
社会思潮的形成总是需要以舆论作为一种提出问题或制造问题的契机，它所构成的社会心理并不是抽象的，而表现为一些具体的形态。面对纷至沓来、争奇斗异的各类新现象、新潮流，一方面要认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深刻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要在显性的和隐性的思潮中认清青年接受思潮的基础、条件、方式、反映，提出建设性的战略对策。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又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社会思潮对社会秩序和青年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增强对社会思潮的预见、把握、引导，正是为了有效地遏止不良倾向，使之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进步的方向发展。
撰写：陈亮、张波、察宜旦、汪慧
摘编：杨守建
审阅：杨长征
审定：郗杰英
责任编辑：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