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991

 

男人穿花衣服

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时尚的开端始于1990年上海兴起的“男人穿花衣服”的热潮。这一点虽然无从考证，但90年以后各种“沙滩装”、“植物图案装”、“田园风光装”、“回归自然装”等概念，很快出现在时尚杂志上，像上海东方大厦这样的高级时装店也挂满了这样的服装。一下子，青年男女穿着各种各样的“概念服”出现在大街小巷，由此还引发了一场“男性着装标准”的讨论。在“花衣服热潮”的带领下，青年人穿衣服变成了穿“概念”：回归自然、复古主义、“环保风”、休闲衫、个性化、极简主义、“新生代”、“后新生代”、“次新生代”等等。重温一下这些概念的演绎，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青年着装潮流与世界时尚潮流的接轨。从典雅的西服到“乞丐装”，从传统熟知的色系到水果色、泥土色甚至大花翻，从传统的着装搭配到上紧下松、上松下紧的错落有致的穿法，男性青年通过着装时尚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偏好：宽容、随意、自我主义。

 

“你离了吗？”

1990年，中国的离婚率首次突破10%的大关，达到了10.2%，而在10年前这个数字却是1.2%。“离婚大军”以平均一年一个百分点的幅度在增加。青年人对此社会现象马上做出了回应。这一年流行语的新说法是：“结婚是典型错误，离婚是幡然醒悟，再婚是执迷不悟，不婚是大彻大悟”。有人把离婚作为追逐个性化、自由化的一条途径，表达“前卫”与否的一种评价，可以追逐的一种时髦，可以变换口味的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于是，见面的问候语不再是“你吃了吗？”而是“你离了吗？”

 

偷吃伊甸园禁果

在社会转型前的中国，恋爱、结婚、性行为三者之间的顺序是绝对不能颠倒的，谁要是在婚前“偷吃禁果”，发生性行为，会受到行政、组织、家庭、社会的谴责甚至惩罚。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10年以来，青年人对这一问题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青少年研究室1990年对全国9个省市586名各界城乡青年的调查表明，在对“恋人间的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7.0%的男性青年认为“属于正常行为，无可指责”，38.6%的男性青年认为“可以理解”，23.3%的认为“不应当”，认为“属于道德堕落”的只占7.0%；对婚前性行为表示明确肯定态度的占45.6%，而且女性与男性的倾向基本一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5年调查表明：对于婚前性行为，12.6%的青年认为“只要双方以后结婚，就可以”，32.2%的青年认为“只要双方相爱，就可以”，20.0%的青年认为“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对婚前性行为表示肯定态度的占64.8%，与1990年相比，5年间青年的“性开放”程度猛增19个百分点。恋爱、性行为两者互为一体并与婚姻的游离，成为当代青年较为普遍的婚恋模式。

 

“港台风”

20世纪90年代初，大批港台流行歌手纷纷着陆内地市场。他们掀起一股“港台风”：绚丽的装束，激情夸张的舞姿，缠绵悱恻的情歌，风情万种的生活传闻，撩起了内地城市少男少女的青春激情。“追星族”们用“明星”的照片装点自己的居室小屋；以献花、送礼、收集有关“明星”的资料作为生活的重要内容；以全程追随“明星”的各个演出地点，长足盼望，翘首等待作为爱的表达；以谈论“星”的一举一动，作为区分“圈内、圈外”的永恒话题。“不灭的爱，全面的关注，无我的奉献，永远的追随”，正是痴情的“追星族”的写照，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心中的梦幻：那些时而高亢，时而低吟，时而力量，时而缠绵的歌声，是宣泄情绪的代言；那些“永恒的爱”的歌词内容，是心中的爱的直露的表白；那些光彩夺目的身姿，轰动热烈的场面，是满足荣耀的样板；那些“明星”们所拥有的金钱、地位、声望，是事业成功、完满的目标。他们崇拜“明星”，不如说是在梦幻这样的生活，期待着这样的“自我”。

 

卡拉OK

1991年，在广州冒出了第一家夜总会——“金嗓子”。在夜总会的舞台上，人们手握话筒，熟练地追随着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与文字，扯起嗓子引吭高歌。卡拉OK，这种日本人发明的休闲游戏开始传入中国。国人也以共振般的狂热接受了它，并将其发展成一种身份的象征。那时候，在高档歌舞厅和酒楼会唱几首卡拉OK，标志着一个人的某种经济、社会地位和“交际水平”。如果其歌声被大家称赞为唱得好，唱得像某个“明星”，你便有了“成功者”的满足和感觉。这种扎根于心底的“成功情结”，使青年人对卡拉OK趋之若鹜，并暗暗训练起演唱水平，或者是模仿得惟妙惟肖，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嗓音乐感，或者是全面开花——只要你能报得出名字的流行歌曲，我都能唱。总之，期待着在众人面前演唱时，能收获掌声、赞美声、羡慕声，甚至是鲜花和追随者。不管这种掌声是虚幻的，还是短暂的，总之是一种能让人激动的“成功体验”，也是一种社交能力的体现。

 

“文化衫”

1991年夏，一种印有文字和图案的白色棉质短袖汗衫风靡北京，之后在广州、上海、哈尔滨、杭州等发达城市迅速蔓延。这就是被当时的青年看作非常时髦的“文化衫”。印有文字和图案的短袖汗衫，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在中国大陆出现过，例如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好男儿志在四方”、“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字样的汗衫就曾经受到人们追逐，因为它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但是，从1991年起流行起来的“文化衫”，却成为当时一些年轻人“灰色心理”的写照。一位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感到一切都没有意思，于是买了一件印有“没劲”字样的汗衫穿在身上。一位青年恋爱受挫，就在“文化衫”的背后写上“离我远点”，以抒发自己郁闷的心情。一位男子一口气买下两件印有“真累”、“拉家带口的”“文化衫”，是因为上面的文字特别符合他的生活现状。可以说，“文化衫”是当时青年烦闷、浮躁、不满、批判、反思等内在情绪的一种外在的表达和宣泄。

 

跟着感觉走

1989年以后，世界的政治格局与经济走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东欧及前苏联的解体，旧的世界战略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之中。同时，中国的改革进程也在加快，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一切似乎都是动荡、不安的，人们以一种无所归依、无可奈何的心态走入“90年代”。就在这时候，港台“歌星”们带着一道耀眼的“光芒”走来了，他们的歌声——“风雨中这点儿痛算什么”，“至少我们还有梦”，使青年人获得了暂时的精神抚慰，于是奋起而逐梦，却发现松下彩电、阿里斯顿冰箱、爱罗莉高级化妆品、高档钻石饰品、金利莱领带、史莱辛格进口鞋等等洋货、名牌终究不是梦。由于囊中羞涩，他们还一时不可能拥有这些高档品。青年人在生活的浪尖上起落，一种游离于社会的漂浮不定的无根的感觉，使他们无奈而叹息“一无所有”，只能“跟着感觉走”。那个年代，丧失认同感的漂泊意识蔓延于青年中。

 

“王朔热”

王朔的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受到了青年人的注意和喜爱，只不过到90年代变得更为火爆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阳光灿烂的日子》、《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等，口语化的语言风格，隐约可见的真实的痛苦，荒诞不经、玩世不恭的态度，对人生的自嘲与反讽，反应的叛逆性、玩乐性、即时性，让青年人的漂泊有了着落，那就是“想说就说，说过了，做过了，骂过了，就过去了。调侃调侃、玩乐玩乐，无须认真”。一种“说过就忘，做过就算”的“快餐”式思维与行为方式，成为青年人的时尚。

 

政治笑话

1991年前后，牢骚、怪话似乎一下子在青年中蔓延开来。青年人常常用“灰色幽默”、“幽默的政治”甚至加油添醋的“政治笑话”，来表示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某种不满，并成为青年人介入现实的一种时髦的方式。

 

“寻找毛泽东”

1991年，在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股“寻找毛泽东”热，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等。据有关部门调查，仅“西南”20所高校就有“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党章学习小组”288个。这股从高校里传出来的“领袖热”迅速向社会辐射，逐步升温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毛泽东热”的文化现象：一系列领袖传记特别是关于毛泽东的记实文学作品热销；毛泽东的一些理论思想成为大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赞颂毛泽东功绩的革命歌曲又开始传唱；毛泽东的画像重新被人们珍藏，有些人将其悬挂在显眼的地方，以祈求保佑；毛泽东的居住地以及他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成为大家观摩和瞻仰的旅游胜地……出现“寻找毛泽东”热，既说明“89风波”平息以后，青年试图通过对过去革命历史和领袖人物的了解，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也说明青年人希望通过把握领袖人物的成功经历，来把握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现实的最佳结合点。

 

“红道”、“黄道”与“蓝道”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的步伐开始加速。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越来越大的财富与利润，以及“一切向钱看”的思潮，强化了一些青年人的利益观、金钱观和消费观，他们希望快速进入富裕阶层，于是不顾一切地涌向“黄道”（经商）。这首先从大学生毕业生不愿继续深造的现象中体现出来，研究生报考人数在几年中下降了30%，学生辍学也部分归因于“下海”经商赚钱的诱惑。但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国内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商的风险系数日增，那些靠偷税漏税、投机取巧发财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使得走“洋道”（即“蓝道”）、发“洋财”成为一些青年人的又一热点。于是，社会上出现年轻人的“托福热”，考托福的人数猛增，学英语——考托福——出国，成为当时不少城市青年学生主要的奋斗目标。从“黄道”走向“蓝道”，实际上是从“直接经商”走向出国留学后的“曲线经商”。与此同时，国家逐步提高公务员的薪金和待遇，使国家公务员、行政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于是，更多的大学生希望成为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而走上“红道”。“黄道”、“蓝道”、“红道”兴起，体现的是青年人的价值倾向从“理想本位”向“经济本位”和“权力本位”的倾斜。

 

“充电”

20世纪90年代初，上各种业余学校、补习班“充电”，是青年中一种重要的时尚现象；但在“充电”行为的背后，有着明确的“实用主义”的动机。实用主义强调效果，忽视原则，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当代青年中的一些人所理解和追逐的“实用主义”，是把追求“实惠”作为终极目标，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比如，公关、法律、计算机、外语、市场营销等应用型、技能型的知识与课程大受欢迎；而文、史、哲方面的知识与课程由于与直接择业、就业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倍受冷落。从中折射出一些青年人崇尚的并不是“实用主义”思想本身，而是实用主义的衍生物——“实际”与“实惠”。

 

 

1992-1993

 

“精品屋”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九江路一带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小店，专门出售同一品牌的物品，如“耐克”跑鞋、“老人头”皮鞋、“阿迪达斯”网球鞋等，被称之为“专卖店”。之后到90年代初，与之相类似的、装饰得更精美的、每一件物品都被仔仔细细包装得十分“华丽”的小店相继出现，被人们称之为“精品屋”。逛“精品屋”有一种非常“城市”的感觉，因为里面的物品丰富、精致、前卫，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别针、丝巾、戒指，拥有了它仿佛拥有了浪漫的生活品质；花发夹、红头绳，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无忌的年代；古朴的腕饰、小巧的挂件，似乎在述说着一段幽婉的故事……“精品屋”其实不是在卖“物品”，而是在卖“观念”——优雅、妩媚、格调、品位等新的生活方式。“精品屋”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寄养地与时尚发布室。

 

酒吧文化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人们的消费观念还比较朴素、实惠，有点闲钱到饭馆吃一顿，被称之为“打牙祭”。进入90年代，随着人们经济实力的增强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一些人而言，单纯的吃喝问题已不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特别是一些“文化青年”开始需要在吃喝的同时享受诗意，欣赏富有个性色彩的室内装饰，体验静静交流的浪漫与快乐。于是，布置得很有情调、富有文化意味的酒吧，满足了人们这方面的需求。最先光顾酒吧的主要是留学生、使馆工作人员、外国商人，以及中国的诗人、艺术家、青年学者和部分大学生等。所以，90年代初期，“酒吧文化”只在“老外”和部分“文化人”中流行，酒吧更像是一种“文化人”聚会的沙龙。“酒吧文化”由精英式的“沙龙文化”向大众消费文化的转变，是在90年代中期完成的，其标志则是更多的人进入了酒吧，不是为了享受艺术，或寻找同一文化阶层人士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为了独自品味生存的意义，而是为了吃一顿价格可以接受的便餐，或为了朋友们能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聚一下，为了打牌、“搓麻将”式地娱乐消遣，为了找个“乐子”……年轻人认为：这就是享受。

 

“潇洒走一回”

1992年中国内地评选流行歌曲排行榜，结果一首最流行的歌曲恰与香港当年的流行歌曲排行榜同名——“潇洒走一回”。这首歌之所以受青年的喜爱，因为它唱出了当时青年人的一种人生态度：“别活得太累”。艰苦创业累，所以想找个好单位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谈严肃作品累，所以爱看言情的、武打的、调侃的作品；听古典音乐累，所以喜欢通俗歌曲、摇滚歌曲，轻歌曼舞多好；为社会、为他人尽义务也累，所以“傻帽才不关心自己”。“潇洒走一回”可以看作是当时 “享乐”、“无所谓”、“平庸”、“及时行乐”、“没意思”、“满足感官”等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蹦迪”与“溜旱冰”

“迪斯科”在20世纪80年代就伴随着“牛仔裤”一起流入中国大陆，10年间经历了一个由被拒绝、被指责到被认同的发展过程。从90年代开始，它已经成为大妈、大伯的一种晨练方式，于是也被青年人所放弃。没过两年，一种属于年轻人的“迪斯科”又卷土重来，被称之为“蹦迪”，并迅速火爆。青年人之所以狂热地喜欢“蹦迪”，在于它没有规则、没有约束，只有震耳欲聋的快节奏音乐，伴随着音乐人们自由地、放松地、舒展地手舞足蹈，越跳越多，越跳越快，越跳越激烈，似乎除了音乐和舞蹈什么都不存在。伴随“蹦迪”热潮的是“溜旱冰热”。“溜旱冰”之所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道理与“蹦迪”有类似之处。旱冰馆有激情澎湃的音乐，有众多的青春男女，混迹其间，大可不顾自己的形象，摔倒了再爬起来，图的就是一个痛快。那里不仅是时髦的运动场所，还可以和朋友们酣畅淋漓地发泄一通。

 

“炒股”

 1992年夏，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开始发售，来自全国各地和深圳的市民100万人排队买表，由于表少人多和有人从中作弊，许多人买不到认购表。于是成千上万的股民上街游行。专家们惊奇：为买不到股票而上街游行示威，在全世界还堪称首例。中国的股民将托起股市的春天，而股民中的青年股民将是半壁江山。事实也确实如此，以至于人们见面就问：“买股票了吗？”青年人迷恋股票，在于赚钱，更在乎玩股的过程：那些枯燥的数字可以让你不厌其烦地看上一天，指挥你杀进杀出，让你激动、兴奋、忘我，既留给你无限的憧憬，也留给你无数个遗憾，让你体会到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闯荡生活，搏击与失败共生，风险与成功并存。“玩的就是心跳”，大概便是如此。

 

外国名牌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名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世界级的品牌代表着财富与身份、成功与地位、格调与品位，追求名牌随即成为一种时尚的标志。一时间，皮儿·卡丹、路易·威登、华伦天奴、克里斯汀·迪奥……成为男性青年身份的代名词；都市丽人们则沉迷于伊丽莎白·赫尔利、莎朗·斯通、辛迪·克劳馥等名模。

 

“别理我，烦着哪。”

1992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向纵深发展，市场变得更加活跃，到处充斥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松下、日立、夏普等进口名牌彩电；爱的梦、丽花斯宝、爱萝莉高级化妆品；各种纯金首饰、高档钻石、翡翠饰品；金利莱领带、爱世克斯、阿迪达斯套装……洋货、名牌、高档物品炫耀于目，充斥于耳，刺激着青年人的感官，膨胀着他们的消费欲望。但多数青年人不可能有太高的消费能力，他们时常被消费潮流高高托起，又被其戏弄般的抛弃，生活中又充满着矛盾：“工作没学历不行，有了学历也未必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没有钱不行，有了钱也未必能办事一路通达”；“不谈恋爱不行，谈了恋爱要结婚又要面对许多家庭压力”等等。物质文化的丰富与消费能力的不足、市井文化的喧嚣与影响能力、平衡能力的低下，使他们很烦、很累、没辙与无奈，致使“别理我，烦着哪”这样的话语成为年轻人的口头禅。其中既反映了他们的一种自嘲，也反映出他们对生活的一种无奈。

 

“本土文化”热

90年代以来，精神文化“本土化”的趋势，在校园文化中特别明显：一是“本土文化”大师的著作特别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先后掀起了“佛经热”、“易经热”、“禅宗热”和“新儒学热”。二是传统文化得到了青年的认同。北大教授季羡林、金克木、张岱年等联络国内有关学者，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与中央电视台联手拍摄了150集的电视系列片《中华文明之光》，在青年中有很大影响。三是崇尚当代作家。以苏童、莫言、池莉、叶兆言、刘震云等为代表的作家，将视野投向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的转型社会，着重对重大社会问题、社会变迁进行思考，形成“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吸引了一大批青年读者。校园文化的这种趋势，表明了莘莘学子的一种文化选择：在高扬“本土文化”中走向世界。

 

“菜根谭热”

《菜根谭》为明朝洪应明所著，是一部修身处世的道德著作。台湾人蔡志忠将这本语录式的著作转化成漫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解说古籍名句、民间谚语、先哲格言、佛家警语等，并成功打入大陆市场，成为1992年青年人读书的一个亮点。《菜根谭》的特点，在于提供一套人格标准、处世之道，以及对己、对人、对待挫折、对待成功的一系列具体办法，其形象生动、易记上口。青年人喜欢它，是喜欢它明白、亲切、富有人情味的形式，图文并茂、直观明了地说理，能帮助人们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在经历了求学、谋职、升迁、婚恋等方面的不尽如人意之后，对青年人来说，自助性、实用性的教育就显得更有吸引力。

 

“发烧友”

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烧友”主要是指音响“发烧友”，他们是玩音乐器材，也玩CD片、VCD片的一批青年人。有人送了他们一个名字：EARPHEN BOY（带耳机的青年），或者叫他们WALK MAN，腰里别着随身听（卡带单放机），耳朵插着两条连接线。“发烧友”们大多有经济实力，“健伍”、“三水”、“非力普”、“索尼”等名牌音响设备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发烧友”们还有较高的欣赏趣味，在一间垂挂着深红色窗帘、摆放着纯正音响的房间里，在价值2000元左右的随身听耳机里，进入他们美妙的音乐世界。那音乐犹如林涛起伏、鸟语花香，“发烧友”们漫步在浪漫、纯真、优雅、和谐的唯美世界中。他们似乎在追随清纯的神化般的精神生活的过程中，远离都市的喧嚣，忘却生活的重压、人际的烦杂。

 

“考研热”

1992年，以报考研究生为标志的“学习热”正在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当年在北京大学，约25%的学生要报考研究生；清华大学1990年报考研究生的学生不到500人，1991-1992年猛增到近千人。据中国人民大学对北京4所高校本科应届生的调查，“考研热”的原因多种多样：毕业分配前景不乐观，高学历社会的导向，国情教育对大学生追求知识的促进，获得高学历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择业目的，回避激烈的社会竞争，谋求再过三年平静的学生生活的动机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知识是市场经济中实行优胜劣汰的杠杆，知识富有者在劳动力自由流动中有明显的求职优势，收入水平也开始以知识尺度为标准拉开等。社会的价值导向，直接引发青年的“考研热”。

 

实用主义

1992年前后，在高等学府中掀起一股“实用主义”思潮：（1）学府商潮。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商热”，到90年代初有了新的理解，根据某大学的调查，约20.3%的人在校内外经商，约18.5%的人参与“打工潮”，约28.2%的人参与过充当生意中介人、兼职、证券买卖或其他经济活动，问其缘由，几乎都回答“这是一种实践活动，既能锻炼自己，为毕业就业准备兼职或实践的经历，又能赚钱弥补开销”。（2）技能性知识畅销。校园内的学术报告，凡与经济技术、交往技能相关的都大受欢迎，如模拟期货市场、知识产权、投资与开发、市场营销、公关知识、英语讲座等。与此相对应的是73.2%的学生认为，“文史哲”知识没有用。（3）选择生活类知识作为课余补充。怎样化装、怎样练气功、怎样谈恋爱、怎样待人接物、怎样穿着、怎样健身、怎样“下海”等生活型杂志占据学生课余读物的绝大部分，他们坦承：这是“为了将来能更好地生活”。（4）实用的未来道路设计。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依次为：经济收入（78.4%），能否实现个人价值（59.6%），权利和社会地位（55.6）%，工作舒适并位于大城市（53.7%），出国深造机会多（32%）。

 

怀旧

1993年的时尚充满了一股“怀旧”的气息。《老房子》、《老照片》高踞畅销书榜首，“校园民谣”在低吟的吉他声中游走四方，各种老汽车展、仿古家具展、文物拍卖会等红红火火，凡此种种都反映出“怀旧”作为一种时尚的文化魅力。而毛宁的一曲“涛声依旧”，更是把青年人的“怀旧”情结锁定在寻找往日生活的诗情画意，追忆日渐模糊的浪漫爱情，让“旧船票”重新演绎纯真生活的撩人美丽上。人们找到了甜蜜的悠悠往事，曾经有过的荣耀甚至辉煌，乐不完的游戏童趣。“怀旧”是在捡拾“过去的日子”，是在“拾趣”、“拾情”、“拾梦”，用来弥补当下现实生活的失落与不足。

 

“我的1997”

1993年，一个女子弹着吉他，随意地唱着“我的1997，快点儿来吧”，清爽、欢乐，又有些哀怨，她就是艾敬。随之，以艾敬为代表的“都市民谣”在青年中风行起来。谁都知道1997年对于我们的祖国是不平常的一年。然而对于多数的青年来说，这一年和其他的年份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传唱着“我的1997，快点儿来吧”，是因为歌词反映的内容是那样具体，那样真实，是一种具体的喜欢、快乐、烦杂、忧虑、挂念与悲伤，是一种城市的男孩儿、女孩儿都有过的真实的心事和希望。将这些通过幽静而又深沉的嗓音唱出来，便获得了青年人由衷的喜欢。

 

情人节

随着20世纪90年代“洋文化”的不断涌入，盛行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也成为中国内地青年喜爱的“洋节三套车”。1992年，一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在电台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惹得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满街都是手持玫瑰的青年男女。那些镀银烛台、隐隐的排箫音乐、摇曳的烛光、锃亮的刀叉和浓香的牛排构成的西餐厅随即爆满，青年男女在享受轻盈、精致、浪漫异国情调的同时，也直接表达着双方的爱慕和感情。青年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更加形式化了：一方面用贺卡、玫瑰、烛光、巧克力、香槟这些普普通通的东西，象征祝福、浪漫、温馨、友好、纯真，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欢乐；另一方面“情人节”的“情人”二字并非实指，只是着力渲染一种温馨、友好、信任的朋友关系的情调。

 

“贺卡热”

由“洋节热”带起的是“贺卡热”。年轻人以相互赠送贺卡为时髦。互送贺卡是年轻人之间传递友谊的方式，但文字并不一定都是“敬祝语”：有充满缠绵感情的思念语，有询问对方的关怀语，有表露自己心情的自嘲语，有对生活中各种现象善意讽刺的调侃语。总之，贺卡用来祝福的同时，也可以用来表露心迹。贺卡还可以当作社会身份的一种的象征：用送贺卡的多少来表示自己的权力地位，用贺卡的档次来表明朋友的身份，用收到多少贺卡来表明自己在朋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无所谓

从大街小巷到大学校园，青年人中弥漫着一种“无所谓”的心态：碰到一些琐事，可以无所谓时便无所谓；遇到该严肃的事情也马马虎虎，“无所谓”地对待；年终评选“优秀学生”，够条件的视此殊荣为“无所谓”，不够条件的对此更是“无所谓”；谈起外面的世界，有成绩的“耸耸肩膀”——“这种成绩无所谓啦”，没做出什么成绩的也“耸耸肩膀”——“这有什么，无所谓啦”；本该很严肃的团代会、学代会投票，学生们不爱投则不投，投者也是胡乱“画个名字”塞进投票箱，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甚至谈起他们的人生态度时，仍然回答“无所谓”。有学者把这种“无所谓”的口头禅及心态，归结为20世纪90年代初青年中出现的“灰色人生”态度，是特定历史时期青年社会责任感弱化的表现。

 

“有事呼我”

20世纪90年代初期几年，腰别BP机是最“酷”的时尚标志。那些戴BP机的主儿流行着“有事呼我”的口头禅。“有事呼我”代表着几层意思：一是“忙”——“有作为”的人都忙，需要“呼找”；二是有“实力”——有一定经济实力并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佩戴BP机；三是有“地位”——那些有社会地位的人才腰别BP机、手提“大哥大”、满口“喂、喂、喂”的。所以，BP机的流行，并非完全在于它是一种方便的通信工具，而在于它有显示的“身份”功能。

 

 

1994-1995

 

“校园民谣”

1994年初夏，一盘词曲优美、贴近生活、演唱深情悠远而又轻松自如的《校园民谣1》悄然上市，随即很快传唱开来，揭开了中国内地20世纪90年代“校园民谣”运动的序曲。在当年北京高校毕业生联欢晚会上，一个留半长头发的男孩携一把吉他，以一曲《同桌的你》使得台下无数学生热泪盈眶。“校园民谣”的魅力，在于它诠释了青年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柔弱的阳光，微微的晚风，花园中的石板路，一把掉了漆的木吉他，几句真挚感人的诗文，愁苦而婉转的伤感情歌，与你擦肩而过的男生女生，丰富而又充满矛盾的寝室生活，草地上或教室里对真理的慷慨陈词……这就是曾经拥有或正在经历的学生时代。那是一段点缀生命旅途的韶光年华，记载着对生活的感动和美好岁月的梦想，也记载着对“理想”的破灭、伤感和感悟。“校园民谣”是那段人生经历的最好珍藏，让每个青年人重新找寻到了那份逝去的纯真。

 

“十大片”

当一个以张艺谋为首的新一代中国电影艺术家群体，通过《红高粱》、《霸王别姬》等作品创造了新东方电影文化时，青年人又被另一种西方流行文化所吸引——“十大片”。“十大片”就是中国每年引进的十部西方电影。青年人把看“十大片”作为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由此也引发一场新的文化消费时尚。为什么“十大片”会吸引年轻人？以《玩具总动员》为例：其一，它体现了当代西方文化的娱乐本性。《玩具总动员》实际上是娱乐品格的总动员、娱乐因素的总动员、娱乐技巧的总动员。面对紧张、压力的现代社会，人们太需要通过娱乐加以排解了。其二，它象征着后工业时代的文明。大场面、大制作、高科技、未来性，这些不仅给予观众视觉上的强烈冲击，也通过艺术幻觉使人体味到后工业时代的物质文明，而这也正是许多人的梦想。其三，它满足了人们在虚幻中实现梦想的愿望。“十大片”都有“寻梦”之痕：《断箭行动》、《龙卷风》、《未来世界》所呈现的是“英雄梦”；《廊桥遗梦》是男女之间的“温情梦”；《玩具总动员》则是让成年人也能看到的“童年梦”。寻梦就是寻找激情、自由和未来，也寻找着人类自身的力量与超越。这些恰恰迎合了青年人的特点和需要。

 

“志愿者行动”

 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组建了“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简称UNV。该组织是联合国向发展中国家输送技术志愿者的机构。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有近万名志愿者向130个国家提供服务。1994年2月27日星期天，我国各大城市同时开展“青年志愿者行动”。从此，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便悄然开展，并蓬勃发展了。“志愿者行动”是“雷锋精神”的延续，通过“全心全意”的志愿服务，从中学会爱人、尊重人、理解人、帮助人，从中构建起人性中最朴实的道德人格的基础。“志愿者行动”是一种制度化的行动，通过注册，让参与者获得一种资质证明——人格精神、才能特长、社会经历、参与程度等等，极大地焕发了众多中国青年的参与热情。青年人通过参与“志愿者行动”，不仅使人格获得升华，也由此推销了自己，受到社会的认知、尊重和欢迎。

 

“热线电话”

“嘀铃……嘀铃……”午夜电话铃声响起，拿起电话，那头温软的话语便款款飘来：“是不是有点紧张？第一次打电话的人都是这样，要放松。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于是理智控制的情感闸门被打开了，这时候完全忘记了职业、身份、打电话的目的，开始很投入地向对方倾诉一直压在心头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快。这就是“热线电话”的情景。一时间，听“热线电话”，打“热线电话”，成为青少年寄托情感的重要方式，年轻人也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交流答疑解惑。“热线电话”的服务特色是并不直接“开处方”，侧重于让人倾吐心声，说说苦闷与烦恼，也免去了被人“剖析”的尴尬。“热线电话”使有话想说，却无处可说、无人可说的人有了排解的渠道，同时也满足了一些人希望“背对背”说、“说说而已”、结交“心理伙伴”的需要。

 

美容

如今的女性终于发现，做女人挺好！因为这个年代的女人们想怎样“美”就可以怎样“美”：纹眉、纹眼线、睫毛加长、漂唇、高分子合成双眼皮、无疤痕去眼袋、无痛拉皮除皱、激光祛斑、电子漂白、人工酒窝、软组织注射隆胸、超声乳化抽脂减肥……这些诱惑着多少青年女性加入了“人工美”的大军。而且，美容一直美到头发，让头发越来越柔，越来越飘，越来越“花”，也越来越短，满大街都是飒爽英姿的短发女郎。新偶像梁咏琪的一首《短发》亦风靡大街小巷：“我已经剪短我的发，剪掉了牵挂……”

 

婚纱影楼

最早的“婚纱影楼”出现在1985年前后，10年后，近乎疯狂地横扫中国的大小县市，人们如同着魔似地往“婚纱影楼”跑。2000-9000元不等的婚纱摄影照，让很多看上去并不是很美满的婚姻也显得魅力四射。拍结婚照成为年轻人婚姻生活开始的象征，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结婚是终生大事，不可马虎，不能亏待自己。其间不乏对圣洁婚姻的追求，有点“装点婚姻”的“现代灰姑娘童话版”的味道，其中也不排除“讲体面、讲排场”的风气。

 

电话问候

由于电话的普及，电话对人们社会生活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运用电话聊天和问候，成为青年人交往的基本方式之一。逢年过节或喜事降临，通过电话道上一声问候或祝愿，快捷方便，给双方平添一份及时的喜悦；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拨动了心灵深处真实的情感，消弭了双方的烦扰，感受到浓浓的思念；电话中的娓娓交谈，免去了相对而视的一些尴尬，也使见面时难以启齿的一些话语通过电话表达了出来。“电话问候”方式的流行，体现了现代青年的一种交往心态：不在乎是否谋面，而在乎是否挂念，是否经常能听到问候，声音到了，情谊也就到了。

 

点歌、点唱

通过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师长、情侣、同伴，点上一支喜爱的歌曲，以表达自己的深情厚义，让对方在收到祝福的同时，也收到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对往日的美好回忆。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广播电台都开设了“点歌、点唱”栏目，人们踊跃参与，但青年人是“点歌、点唱”最多的最忠实的参与者。

 

电子宠物

1994-1995年以来，一种新的电子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消费热点——在一个个小小液晶平面上，出现似是而非的鸡、狗、鸟、恐龙等图像，被称为“电子宠物”。它们被人们捏在手中，或放在口袋里、挎包里，“活蹦乱跳”。于是，对于这些娇贵的宝贝，“宠爱者”开始忙个不停地喂食、洗澡、打扫卫生，甚至陪伴玩耍，不分昼夜地关照、侍候。如果养育不当，“宠物夭折”了，他们会望着消失了的宠物发呆，然后一咬牙，重新“生育”一个。“电子宠物”会让年轻人如此付出，根本上是满足了年轻人“示爱”的心理过程。年轻人不仅需要被爱，还需要示爱，通过对“电子宠物”的精心呵护和超级关怀，释放了他们的保护欲。他们从关照“电子宠物”日常生活的仪式中，展示了他们的耐心和关心，同时也满足了展示自我、炫耀自我的快感。说到底，对“电子宠物”的示爱过程，是被“爱的呼唤”自我感动的情绪体验过程，是对生命的牵挂过程；也是摒弃“爱与被爱”的深层思考，只要求收获爱的直观满足的过程。由此，“电子宠物”让青年人乐此不疲。

 

“CRE行动”

1993年，精明的上海人最先意识到电脑对一座现代化城市的作用，开始在上海普及电脑，率先进行电脑应用能力的等级考试。几年后，上海成为我国“电脑族”最为庞大的城市。1995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出台。共青团中央在实施“跨世纪人才工程”的同时，进行了“百城市百万青年计算机等级考试达标”（CRE）活动。青年人把获取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当作成为一个现代人的标志，他们唱着“拥抱电脑、拥抱时代”，加入了电脑“青春一族”，形成了一个万马奔腾“拿CRE”的态势。

 

1996-1997

 

假发

1996年年底，在城市的“新生代”中开始了一轮“假发”的时尚追逐，以后逐年攀升。城市的娱乐空间，充斥着“假发一族”，她们竞相以一种变化了的形象相互对视，又自我陶醉。甚至有的人的头上还出现了十种不同颜色的假发，她们的理由是，这些假发可以对应身上不同色调的服饰颜色，从而营造出不同的风格。有些女孩子戴着假辫子，试图显示出莫里哀时代的做派。她们不仅仅为了表现极端和前卫，还诠释一种新的服饰理念：发、装、包、鞋、饰品的同款、同色、同风格、同时代，“伪装”的是美丽的，是赋有审美情趣的。

 

“迷你裙”

“迷你裙”曾在70年代末风起于青萍之末，但出于对生命、本能、性感的恐惧，彼时的“迷你裙”被定义为“邪恶”、“猥琐”、“卑污”，作为一种“文化禁忌”而遭到扼杀。20世纪90年代中期，青年人冲破了这堵“禁忌”之墙。以“迷你裙”为主要的物象特征、以性感为主要特质的青年文化，正席卷着上海等一些工业文明比较高的城市。这股激荡的性感文化潮流，表现出青年的勇敢、自信、活力，让年长一代也不得不注意：身体本身是我们生活中不能回避的最大主题。然而，部分青年对“性”的过度崇拜，冲淡了迷你裙中透露出来的社会意义，也部分消解了迷你裙族回归自然和解放自身的社会意蕴。

 

传销

传销曾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次发财机会”。当时，它在青年中产生了空前的号召力，青年成为它最痴迷的主体。这主要缘于传销能形成类似于“宗族”色彩的网络关系和实现快速聚积财富并达到成功的梦想。传销采用的是市场倍增学的原理，发展的下线越多，权力越大、利益也越多。譬如，一个传销商每月发展一个下线，这位下线再去发展另一位下线，到年底，一个人就能发展到2048人。你的底盘做得越大，位置也就越高。为了多发展下线，就要对大家亲如兄弟姐妹，用关怀、亲情、合作与信用形成上上下下的网络关系。这个网络就像旧日家族的家谱，儿孙满堂，你就是老祖宗了。一个普通人，一下子成为上千人仰视的“祖宗”，充满了权力感、成就感与满足感。同时，刚脱胎于家庭而步入社会的青年，温情脉脉的亲情被冷冰冰的社会撕裂，他们有着返回家庭的强烈渴求。因此，贯穿于传销网络中的拟亲情化，使青年获得了强烈的家庭归属感，为家庭奋斗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传销的另一个最大诱惑在于短时间获取经济成功的诺言非常符合青年对于创业的期待和梦想。因而传销一旦如梦中的情人步入现实，便让青年如醉如痴而难以抽身而出。但由于传销不属于正常竞争，也严重背离了经济规律，并在很大程度上危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因而遭到了政府禁止。

 

凉拖鞋

1997年之夏，城市中对时尚有着偏执激情的女性们，在必备的日常消暑用品——拖鞋上掀起了新一轮时尚。但她们追逐的对象，却是朝着做工精致与质地粗劣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城市时尚的“前卫主义”者，是做工精致的凉拖鞋的拥趸者，她们成分复杂，阶层不一，但清一色地漂亮、性感，魅力四射。她们穿着售价四五百元左右的做工相当精致的拖鞋，姿态优雅地出入各种高档娱乐场所。一双双涂着红色、银色、玫瑰色指甲油的脚与色彩相同的拖鞋、衣服相配，炫耀着一种从头到脚的自信与美。进入城市的“异乡人”则偏好质地粗劣的凉拖鞋。她们所受的教育不多，成就也并不很大，因而常常选用便宜的复合皮质拖鞋，有的干脆穿着塑料拖鞋。宽大的鞋面无法裹住脚，半只脚经常“冲出”鞋面，或者歪向一边，劣质的硬鞋底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肆无忌惮地敲打着地面，像是生活在乡野市井，并不在乎传统的清规戒律，随意甚至有点放任自流。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映射着拖鞋的质地及其拥有主体心态的不同。但他们却又殊途同归，集结于对传统的反叛和“放纵脚”的强烈需求。

 

彩发

当香港影星刘德华一头黄发出现在镜头中时，少男少女们的心一下子沸腾了：原来五彩缤纷的头发可以把黄皮肤的脸衬托得如此漂亮。似乎一夜间，染成棕色、栗色、金色、红色的头发像彩旗般飘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走在街上，对面的金发女孩看过来，红发男孩看过去，满头红棕色头发中夹杂着一缕蓝发的少男少女也相对而视，彼此不需要语言，心境已十分相近：标新立异，洋溢着想象力、热情冲动和青春不羁的情怀；紧跟时尚，明知是个泡沫，也要欢欢喜喜地洗个泡沫浴；我行我素，把自己变成一个鲜明的标志，在都市街头冲击着每个人的视觉，体验青春的刺激和嚣张；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和挑战……正是这样一些情愫，培育起了青少年中的“彩发一族”。

 

黄金饰品

1997年深秋，仅就上海来说，借助于以世界黄金协会为首的有关金饰品的一系列推广活动，金属饰品再一次冲击着都市的时尚生活，青年男女也加入了以拥有金饰品为荣的队伍。他们追逐金饰品，不仅仅因为其高贵和漂亮，还在于展示他们的内心：脖子上悬挂的是在细节处理上富有创意和艺术性的做工精巧的项链，他们为拥有一条个性化的金项链而感到时尚的满足；一些女子手指上套着至少二个以上的戒指，其中一些造型非常独特，以示她们在经济上的地位以及文化品味决不是无足轻重的；那些在“后消费时代”成长起来的男性“细小族”，也会在脖子上和耳垂下，装饰起千变万化的金饰品，或者是一只怪怪的小动物爬在耳朵边，或者一条很粗的金链紧紧地箍着脖子，体现的是自恋的情结、实力的炫耀、放荡狂野的个性；许多女子见别人买了她也要买，不管链子的形状如何，往脖子上一挂都是漂亮的，因为大家都挂了，我不挂，难看。在金饰品的追逐中，年轻人的心态是不尽相同的。

 

斯沃琪

这个夏季，可以看见一些腕上展现一派时尚风情的青年男女。根据人们佩带的手表，可以将他们分为不同的层面：年轻、有活力、爱赶时髦的年轻人，佩带的是多姿多彩、新潮的“斯沃琪”手表；价位在二三千元、表面闪烁着宝石光芒的手表，是城市“白领族”购买的对象；真正的城市有产者腕上佩带的是“雷达”、“劳力士”、“罗莱克斯”这些老牌子，其包含着高贵、声望、经济实力等意味。腕上的时髦在告诉人们，手表是装饰品而不是计时器的历史早已开始，不同阶层的人士追逐的是不同的品牌与品位。

 

“持卡”

1997年，新加坡独资企业德菲娜公司中方经理李先生，在北京接纳两位外国友人。他一下子掏出4个闪闪发光的信用卡。李先生绝无炫耀之意，只是为了方便。李先生可谓中国第一批青年持卡人。人民币信用卡自1986年“长城卡”面世以来，截止1998年底，全国已有近亿人的“持卡”大军，其中半数以上是青年人。从职业上讲，“持卡一族”涉及到各行各业，但老板、“白领”、私营业主以及知识界、文娱界人士的持卡比例更高，反映了这些人群的超前意识和消费能力。从动机上看，“持卡”消费一是花钱方便，二是花钱浪漫，三是花钱有派。早期的“持卡”消费体现着身份、名望、地位、信誉，如今已经日益普遍化、大众化了。

 

“无水女郎”

人们一向以为女人与水有着天然的关系，也一向以柔情似水来形容女子的柔美；而时尚总是和“一向以为”反其道而行之，譬如流行的一种叫“无水女郎”的时尚。这是女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早上起床不用水洗脸，只以一种特殊的洗面奶涂抹在脸上，再用一次性纸巾擦干净，就算洗过脸了。内衣裤穿脏了就扔，外衣脏了就送洗衣店。渴了，就在随处可见的自动售货机上投入硬币，买一罐可乐之类的饮料喝。吃饭也只是用一次性碗筷。她们认为这种全新的无水的生活，省时省力，快节奏。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特殊身份的象征（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高薪阶层），虽然“无水女郎”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大多数女性所采用的，却引起不少年轻女性的羡慕。

 

“课桌文化”

大学中的“课桌文化”在1996-1997年更加盛行，已成为校园的一道风景。有一记者对某校教学楼内的40个教室，近2000张课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约73%的桌面字迹斑斑、划痕累累。桌面涂写、刻画的内容既有与考试科目相关的公式、名人名家的格言警句，也有情感宣泄的涂鸦、粗俗下流的色情作品；既有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浪漫缠绵的爱情絮语，也有抨击时弊的愤世之作、低沉伤感的无奈呻吟，纷繁庞杂，格调不一。从中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的这样几种心态：抄抄写写，考试舞弊，混张文凭，如“各种公式”；爱情受阻，情感宣泄，如“恋爱是傻子，结婚是痴子，生育是疯子”；生活无奈，游戏搞笑，如“大学四年如梦，不识东南西北”；名人格言，惜古怀今，勉励自己，如“江山代有才人出”；争强好胜，渴望成功，如“舍我其谁”。

 

1998-1999

 

留学

留学的“蓝潮”在1998年再度兴盛，并以更加强劲的势头席卷全国，且呈现出留学人员低龄化的新趋势。深圳，1999年第一季度所办理的出国留学人员中，中学生占到了70-80%，且行情依然看涨。广东省近两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大约五六千人，其中中小学生占到一半。1998年，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为1183名赴澳接受中等教育的中国学生发放留学签证；同年加拿大驻华使馆为1800名中国学生发放了留学签证；1998年英国共接受4903名中国留学生，其中60%是去接受高等教育，去读中学的比例为15-20%。中国青年留学热潮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留学动机复杂多样，有“事业型”、“求知型”、“求变型”、“谋利型”、“定居型”等。相比之下，现代青年的留学动机目的单一而明确：读书、拿文凭、拿学位、学好外语，从而对将来回国就业奠定最为有效的投资。这种现象的背后，有教育资源不足方面的原因，但向往西方文明，希望增强人生阅历，具备东西方文化背景，多涂几层国外的“金”，别人都在做的事我也要做等等心理，均是促成这股“蓝色”浪潮的重要动因。另外，90年代末期的留学青年，无论中学生还是大学生，60%以上的人把以后的人生落脚点定在国内。这既是因为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人才提供着越来越充分发展舞台和施展空间，不断增强着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又因为留学人员在对国内外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后，得出祖国才是最为符合自身发展的结论。另外，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排华言论与行为日甚一日的情况下，客观上激发留学人员的爱国意识并投身于实际的爱国行为。

 

上网

截止1998年底，全球共有9000万互联网用户，使用者的平均年龄为35岁。作为公共商用网的中国公用Internet网，是在1995年5月由邮电部开通的。此后，人们向追逐时尚一样向互联网涌去，见面就问“上网了吗”？“最近网上有什么好东东”？“上网”一词被评为1998年的流行语。青年热衷上网，这几方面的原因很重要：其一，追赶时潮。在网络用户中，20岁至30岁的用户占了一半左右，而且，在全部的用户中近五成为大中学生。年轻人的行为是极具感染力和号召性的，少数的人的爱好，一下子就会演变成大多数人的追求。其二，网络交友。网络用户的主要用途分布为：收发电子邮件、结交新朋友、参加电子论坛、在线交谈、学习网络知识、获取新闻、享受各种生活服务、查阅市场、股票及商业信息、玩电子游戏、发布商业信息等。在这11项用途中，其中3项与交友有关，占27%。上网成为青年人结交朋友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三，放松自我。一半以上的青年用户认为，上网可以释放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可以实现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目标，可以忘却生活中的烦恼。网络已经成为青年人排遣生活的一种依靠。其四，信息需求。网络信息新鲜、实用、快捷、丰富、通俗。从对网络信息的偏好上可以看到“快餐”式文化对青年人价值观和消费理念的影响，传统文化的深度模式在青年文化中已逐渐消解。

 

“今晚与同事共享”

都市，华灯初上，三三两两的俊男靓女结伴而行，逛商店、泡茶馆、吃饭、运动健身……萦绕在他们之间的并不是浓情蜜意，而是纯真的同事情谊。“与同事共享”的青年基本属于白领阶层，比较年轻，具有高学历。在一天工作后与同事相聚，他们相互倾述工作的压力与烦恼，彼此感受共同的追求，此时的心态完全融入实际而温馨的友情中，感受到心心相通的安全与依靠。“今晚与同事共享”牵引他们共度好时光。这种以同事喝酒、品茶、闲逛为特征的“同事文化”，之所以能在白领青年中流行，原因出自两个方面：第一，可以视作对工作压力的 “减压”和“疗伤”。与脾性投缘的同事相处，能回避正式、严肃、对立的工作关系，使人际间充满松散且色彩缤纷的友谊。可以说，“同事文化”的理想境界，在于化解办公室里的恶性竞争，使置身其中的个人在友善的空气中获得较均等的发展机会。第二，可以发展同性间乃至异性间的友谊。在集体活动中，很少有人会把异性视为“意中人”，只是把他（她）当作“哥们”、“姐们”，由于同事眼皮底下发生“办公室故事”的可能性比较小，男女青年就大胆地发展“办公室友谊”，既加强了交往，加深了沟通，也不容易引起情侣或配偶的误解，还能形成单位内小群体，感受相互帮助、相互照顾、相互提携的群体友情。

 

“松糕鞋”

1998年初夏，一种又厚又笨又重的类似“松糕”的皮鞋和凉鞋在城市里流行起来。“松糕”是过去温暖过童年心灵但今日几近绝迹的物件。然而，现在的青年喜欢“松糕鞋”并不是为了那份童年的回忆，而是因为新鲜与另类。传统的女性形象是鞋头尖尖、后跟高高细细的皮鞋，对应曲线玲珑的身子，配上精巧的饰品和精美的服饰所形成的那份精致的美感。现代女青年无暇顾及这份精致，但她们同样需要维持玲珑、纤弱，于是反向而行，配之以笨拙、粗犷、生猛。这种反向搭配，使她们显得很突出，不能再被忽视。无论这种不被忽视是属于让人不寒而栗，让人惊奇侧目，还是属于又一次冲击了美的视觉，总之，她们需要的就是不被忽视。

 

旅游加健身

风风火火闯九州——不是去赚钱而是去旅游花钱成为了部分青年最流行的时尚。曾几何时，在旅游景点跑来跑去的主要是两种人：一是用公款观光兼开会的；二是用自己攒了十年八年的钱去旅游结婚的。而到1998年，中国人的日常消费支出中，旅游已占到总收入的五分之一。青年人不再在旅游之前花费大量时间来做线路准备，将这些前期工作交付旅行社；他们也不再仅限于与熟人一起行动，愿意加入旅行社与陌生人出游。其原因既有脱去面具还以真实自我，无拘无束地放松，遭遇浪漫，以及单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等。也有不少青年不愿出门旅游，他们更愿意追求属于自己的娱乐项目：如太极、气功、慢跑、集体舞属于传统中青年族；棋牌、台球、保龄球属于商业经营为主的青年族；垂钓、野外烧烤、爬山属于运动型的小青年族；射箭、骑马、卡丁赛车、网球、高尔夫球、滑板是已步入成功的“精英一族”；有氧健身、古典芭蕾、女子防身术是白领女青年族。正是这些不同的消费方式，演绎出丰富多彩的青年阶层文化，共同反映出青年对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

 

洗头、洗脚加桑拿

20世纪90年代初流行起来的洗头多少带有“暴富者”心态：现在咱也有钱了，花钱让人服务服务。于是，大街小巷遍布洗头房。邀上两三好友洗洗头，是一种时髦的休闲方式；商务招待也挺时兴“请你洗头”。洗头成为有钱有闲的象征。不久又出现了一股“桑拿热”、“按摩热”。按摩，当然是异性的。照说享受舒坦是人之常情，劳累一天，洗洗澡，出身汗，去去身上的油垢，松快松快。当然，有人给你全身按摩一遭，解解乏，更是享受。但是当按摩一弄成异性，就变了味儿。所以，去进行桑拿、按摩的青年，在人们眼里便有了色情的嫌疑。政府当然不能任其发展，一声令下：一律取消。商家变着法子周旋：不让按摩全身就偏重两头吧，即按摩头和按摩脚。洗脚加按摩一面市，便大受欢迎。一是它国际化，在国际流行的养生项目中，有一项称之为足疗，就是脚底按摩；二是它养生，因为脚底对人体五脏有反射治疗的效果；三是避嫌，可以正大光明地享受异性脚底“按摩”。这也是外国文化在本土化过程中，烙上中国色彩的文化融合过程。

 

“小燕子”

“小燕子”是电影《还珠格格》里的主打人物，她始终洋溢着一张阳光灿烂的笑脸，开开玩笑，说说小谎，玩点恶作剧，却不失嫉恶如仇的性格和“好人”般的关心和热爱。心不在焉的语言表达，幼稚园似的穿衣风格，淘气而又不失天真可爱，这一形象成为90年代末城市“卡通族”们的偶像。之所以被称为“卡通族”，是因为他们有一套标志性的行为方式：装束笨拙而夸张充满着想象力，大脚裤、大头鞋、双肩包、CD袋、钥匙圈……只要能挂的地方都挂上了毛茸茸的小动物；头发不再是红的黄的，而是一抹淡淡的紫，有点滑稽；三五成群，嘻嘻哈哈，甜丝丝的一脸怡然，快乐如风。“卡通族”喜欢小燕子，是因为喜欢简简单单地快乐，开心地生活，慢慢地长大，真诚地待人。同时，他们在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面前，愈加沉浸于自己构建的童话幻境中。这是一群天真，快乐，追求个体充分自由，与传统有点冲突，但又不失真诚、唯美的新新人类。

 

“剪个平头，喝点红酒”

生活处处皆可成为时尚的突破点。男士头发也是烦恼丝，着实需要花费一番心思。长发嫌造作，光头嫌唐突，离头皮半厘米的平头正好。平头最大的好处是简单，显现出男性的阳刚。平头配衬衣或T恤，粗犷够性格；平头能衬托起男人不苟言笑的本色。于是大街小巷，留平头的男士比比皆是。流行剪平头，也流行喝红葡萄酒。餐桌上，无论男女都举起了红葡萄酒杯。“我只喝红酒”被当作高尚生活品质的象征。红酒于身体有益，喝红酒的人懂得保养身体，懂得生活。喝红酒的约定俗成的习惯需要慢慢培养，比如不能一口饮尽，要配上好酒杯，不能高声喧哗，更不能大行酒令，等等。“波尔多、布艮地”，叫得出几个外国红酒的名称，那是因为身份的原故，经常需要应酬。所以，端起红葡萄酒杯便与修养和身份有了一定联系。剪平头与喝红酒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其间反应出青年人的复杂性：粗犷与优雅并存，简单与复杂共享。

 

“哈根达斯”

无论在香港、上海，还是北京、广州，每间哈根达斯房的装饰都不同。无论开在商业街、地铁，还是购物中心，哈根达斯生意都那么好，圣诞节、情人节，等位的人一直逶迤如长龙。一个冰激凌球28元，一份“梦幻天使”78元，咋舌的价格下依然涌动着如潮的人流。在现代青年中，没有去过哈根达斯会被认为很不“现代”；如果你是一位妙龄少女，但从未被异性携入哈根达斯，那宛若从未收过花或很久没人送花那般凄惨。哈根达斯已成为一种象征——因为它是从美国空运过来的原料，绝对天然，不含防腐剂——追求纯正的、高尚的、自然的、健康的生活。虽然很多青年在吃哈根达斯时没有这么深的意识，但有一点他们清楚：我吃的是空运食品。

 

纯银饰品与穿布鞋

戴黄金宝石证明你俗气，戴白金钻石证明你有钱，戴纯银饰品才时尚。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档商店都卖西藏银饰品，价格不菲。古董一条街及著名旅游景点也都出售式样古旧，带着氧化特征的老纯银手镯、锁片。经常光顾纯银首饰的不光是二十几岁，还有35岁左右的中青年。银饰品特有的“远古”、“质朴”、“并不金贵但与什么衣服都能相配”等气质，重新唤回了年轻人对它的热衷。那种白底黑面、在脚面上切出一个狭长的V字、走路悄无声息的布鞋，曾经被人们当作低档货，放到地摊上去叫卖，现在又开始热销起来。西装笔挺腋下夹高档公文包的成功商人、企业家，头顶彩发身着前卫的艺术家，跨着双背肩顶着厚眼镜的莘莘学子，等等，都热衷全手工、千层底的布鞋。穿布鞋的理由似乎很一致：方便、舒服、对身体有利。从纯银饰品到穿布鞋，折射出青年人对“随意方式”的偏好。

 

“想象别墅”

别墅不仅是经济、权势、威望的载体，同时也表现出对人性的极大的关怀：网球场、游泳池等健身设施，关注着自身体魄的健康；精心安排的小径点缀着树木和各种花草，时时和自然相伴；在别墅宽大的空间，可以随心所欲地摆放心仪的各种花、草、树、石和艺术品，它不再是一个掩体、一个容积和一个藏身之处，而是人与美的结合。拥有别墅，是富裕起来的青年人的生活梦想。虽然绝大部分人目前还缺乏拥有别墅的经济实力。但他们对别墅仍然情有独钟，喜欢看发生在别墅的纠缠着爱与恨的电视连续剧；关心着别墅里发生的名人的故事；对宣传高档住宅室内装修的印刷品爱不释手等。他们通过种种虚拟的方法将想象中的别墅还原为现实。想象别墅，其内核是在追求着人性的舒适、浪漫、放松以及与自然的亲和。想象别墅，更可以视为青年人对未遂梦想的一种抚慰方法，看作是他们勾画未来的理想居住模式过程中注满的前行动力。

 

“不要孩子”

如今，每一百对新婚夫妇中就有近十对夫妇在婚后数年坚持不生育，有的甚至宣布“不生孩子”。他们并不很在乎世人对他们所作所为的议论，只在乎两个人是否生活得开开心心、怡然自得。年轻夫妇为什么不要孩子？听听他们的说法：其一，生活太累，让子子孙孙都生活在“累”中，不值得，因此没必要生出来让他们受累。其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其人口增长速度越慢。我国正逐步走向现代化，不生育是与这种文明程度相适应。其三，结婚就是为了享受两个人的清净与幸福生活，不要让“第三者”来干扰。其四，工作压力太大，工作节奏太快，有了孩子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么充裕的时间供自己自由支配。种种理由集中到一个核心思想：不要太多负担，要自由。

 

“格调”

1999年，青年人特别是“白领”阶层青年流行阅读美国人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什么是格调呢？一些很有“格调”的人们及时推出一套“艺术与生活”丛书，即《与毕加索喝咖啡》、《与莫奈赏花》、《与梵·高品葡萄酒》、《与雷阿诺共进下午茶》。其主旨就是要和名人们在一起，和名人们的艺术品在一起。于是许多人将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人的书籍、画册、物品以及他们的艺术品请进家门，学习艺术人生。“格调”者还有自身的画像：瘦削而高挑的身材穿着质地高档的服装用国外品牌的化装品；能出去度假还喜欢网球、保龄球等；忧郁孤独的神情渴望精神上的交流再交流；一张口“我就能了解你”一种十分自信的说话方式；具有流利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善于沟通与交际；常常冲破常规有点另类。以此论，有格调的人是有经济实力、社会地位、高等教育、忧郁心情的白领。面对着画像，青年人开始对号入座，又常常面红耳赤。不管如何无法对号，他们还是积极向往，因为“格调”是生活品位，是社会等级的最后出路。

 

信用消费

信用消费主要指借贷消费，在国际上很流行。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有信用卡，住房、轿车等都用信用卡贷款进行超前消费。即使有一大笔钱可以一次性付清房款，他们也要到银行里贷款来分期付款。由此，美国人平均欠银行贷款为4600美元。个中原因就是不断贷款且按期归还，如此循环将不断提高个人信誉，更能获得他人及社会机构的认同与信任，在社会中获得更稳的基点。管中窥豹，美国人的信用消费和信用观念如斯。1999年在我国开始“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宣传鼓动下，青年首先接受这种新型的消费方式。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之行透出消息，1999年秋季开学，申请教育贷款的学生人数上升。这些并不贫困的学生为什么要借钱读书呢？他们说，不想增加父母负担，相信自己有能力承担债务，自己供自己读书。在目前信用消费还很不通行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具有很积极的“前喻”意义：大学生希望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与社会建立一种信用关系，并以此获得社会的经济援助。试想，如果信用消费能在我国获得普遍认同，不是能极大启动市场，并有利于建立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是否有助于当前信任不断流失局面的匡正？

 

2000-2001

 

“虚拟婚姻”

目前，中国已有5万对网络虚拟夫妻，他们的年龄在18岁到45岁之间，其知识层次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属于社会中上层人士。网络虚拟婚姻只需要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就可以收到一份结婚证，每对夫妻拥有一个私人聊天室，那是他们的家，在那里可以尽情交谈而不受打扰，还有孩子、房子和汽车。虽然虚拟婚姻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对两个人来说意义重大。他们厌倦了缺少激情的生活，希望通过感情交往重新焕发出爱的冲动；他们对千变万化又充满竞争的现实生活渐生厌倦之心，躲进虚拟的“家”中寻求精神寄托；面对现实的人群他们不免有几分落寞和自卑，在虚拟的家中他们也许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自信与自豪；他们不想太多的付出并承担责任，只想梦想成真，虚拟婚姻在挥手间就为他们提供了权力、财富、美女与家。总之，这是一种现实生活中不曾有过的经历和体验，于是成为城市青年职员的一种时尚。虚拟婚姻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婚外恋性质，甚至是对神圣的婚姻制度的一种亵渎。由于一些“网民”无法分清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的界限，导致一些稳定的婚姻关系破裂。由此，对虚拟婚姻的谴责四起。

 

上网加健身

对网络的依赖已成为本世纪众多青年一种基本生活方式，他们成天与网络为伴，可以不要同事、朋友、家人甚至伴侣。他们在网上做着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吃的、穿的、用的、交际、倾听、倾述、买卖，但有一件事必须亲自去干，那就是健康。于是网络商们想出主意——网上健身。于是，鼠标轻点，进入健身房。健身房里充满了有益于健康的空气，可以跟随音乐跑步、扭腰、练肌肉、瘦身，等等。你还可以冲着电脑咿咿呀呀地发号施令，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自己。网上健身其实仍然是对着电视机健身的翻版，却让现代青年人迷恋，因为这种方式很新潮、很“酷”，又让他们不需要面对别人，只要面对自己就行了。

 

简单加好玩

卡巴内曾经问法国画家杜尚：“回顾您一生，什么是您最满意的？”杜尚回答：“我这一生基本上没有为了糊口而工作。我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为了糊口而工作是挺傻的。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不必为糊口而生。我希望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做太多的事，不一定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从根本上讲，这是我的生活的主要原则。”杜尚的话在现在青年中很有市场，因为他的话说出了现代青年的一种价值倾向：单身——无家庭之累；一次性——衣服、食具、用品一次性，免去洗漱之烦；实话实说——减少理解的困顿；你决定我干事——我可以无责任、无负担。一句话，简简单单最好。当代青年人不仅喜欢简单，还特别看重快乐，不论是不是需要，也不论是不是真心，只要和许多朋友在一起，忘掉曾经拥有的内敛、沉思、感伤、职位、身份甚至年龄，就是要那份“疯似的狂欢”甚至放纵。当然，只要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能谈论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那也是一种快乐。新世纪青年似乎在转向更低龄的行为方式，他们不愿意长大，不愿意成熟，更不愿意深邃。

 

出国旅游

《今夜，我看见了巴黎》，在青年中卖得很热。许多年轻人都把它作为出国旅游前的参照，即使出不了国，“书中游”也是一种乐趣。有点经济实力的年轻人在新世纪里，旅游热情发生很大变化：国内游，没劲，也就是去西藏还有点意思；出国游，那也得挑地方，泰国、韩国不值一提，最好是巴黎、伦敦，完了再来一篇《伦敦半日志》，不动声色地发表感叹，就完美无缺了。要是你只为老板做事，连个假期都没有，或者去趟香港都要办通行证，既没私人护照也没有多次往返——那老土，不是“圈子里的人”，不够“时代”味。旅游次数和地方，成为划分“圈内”和“圈外”的一种手段，那是出国旅游盛行的另一原因。

 

“泡吧”

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酒吧，进入新世纪发生了很大变化。“有音乐，有酒，还有很多的人”，这是90年代初一般人对酒吧的认识。现在，最时髦的是主题酒吧：过路人的“汽车酒吧”，足球迷的“足球酒吧”，能在里面看很多电影的“电影酒吧”，充满艺术情调聚集艺术人的“艺术酒吧”，挂满历史物件的“博物馆酒吧”，以及“单身贵族”、“亲密伴侣”……生意人、艺术人、白领人、娱乐人、探险人、闲散人，等等，会在适合他们风格的酒吧里聚会，与似曾相识的人相处，散发着他们的冲动，涌动着他们的激情，流淌着他们莫名的痛苦与忧伤，卸去他们的重压与束缚，也分享着他人的快乐与成果。总之，坐在那里，青春不再死去，心不再孤独。酒吧已成为同阶层人相识的天下，成为青年亚文化的发生地。

 

吊带装

“吊带装”成为新世纪的夏天年轻女性最“酷”、最时髦的装扮。校园里各式各样的吊带背心和吊带裙在闪烁，图书馆、教室、校园小径上都能看到着吊带装女生的轻盈身影。她们没有羞涩和不自在，在男生们好奇的目光中成为了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对于裸露上肩的吊带装，男生中有一半的人持反对态度，另一半则认为“衣着打扮是私人问题，别人的指点和评价并不能左右个人追求流行和时尚”，“自己喜欢和舒适是最重要的。”对于男生们的眼光，以及各种各样的评价，穿吊带装的女生大都不太在意。她们表示，适当的裸露既凉爽舒适，又能充分体现身段曲线，是女性美的表现，是时尚的体现，是对自身的解放。

 

“中空”和“热裤”

2001年春夏流行服装十分抢眼。有一种很短的露出腰身和小肚子的上装，被称为“中空”。这种服装受到年轻女性狂热崇拜。年轻女性穿上它，摇曳着腰肢走在马路上，那感觉马上让人联想到印度女郎的“肚皮舞”，热烈、青春、健壮、活力，强烈地传递着大胆、公开而裸体的着装美学信号。与之呼应的是更加紧身的超级短裤，英文译作“HOT PANTS”——“热裤”。为什么短裤要以“热”字描述？一是“热裤”适合热天穿；二是它带给人们火辣辣的视觉冲击；三是它传递着一种现代情绪：结实修长的双腿显示人体的美；性感、俏丽、时尚的款式把奔放的味道发挥到极至；有限的体积和明快的线条演绎出来就是简洁；短短的裤子搭配短短的上衣浑身散发着健康随意的生活意味……当然，女孩子们是否敢穿热裤，除了穿着的场合和穿着的心态外，还需要紧绷的肌肉、小麦肤色、流畅曲线的下肢，这一切是运动、营养、护理后才有的效果，那叫现代生活方式。

 

“炫耀红色”

2001年，红色成为都市成熟女子的一种审美情结。头发染成红色，其好处是：红色头发在脸部的阴影和反光，使脸部更富于立体感；透红的肤色与红发有着相对的统一，形象自然而整齐；更有人喜欢用夸张而富有刺激性的正红、橘红和桃红染发，用挑染的方法，把醒目的红一丝一丝地放到一个整体的发色中去，亮丽、炫耀却并不唐突。另外还流行偏暖的胭脂红，如朱红、橘红、橙红、棕红、咖啡红，那是一种随意、自然、生活化、成熟的色彩。红装配红鞋十分走俏，偏向稳重而高贵的深红、暗红、紫红和枣红来进行搭配。红色的运动鞋，是个奇怪的新产品。它行销全球的搭配方式是乱配——款式上的乱、色彩上的乱与配法上的乱，有人用淡天蓝的服装配它，有人用花边蕾丝裙配它。“红色风潮”卷起，并不单是一种流行色，也是一种心绪：纯女性化却并不妩媚；明朗却并不一览无疑；全新、异类、随心所欲。人们看到的是成熟与偏执并存，矛盾又充满着挣扎的心绪。

 

“美甲”

在指甲上涂上红色，历来是女性优雅、闲适的一种样式。而现在，指甲涂上油彩有了变奏版：在一片小小的指甲上画上各种图案：白梅花俏皮地盛开在蔻丹指间上，精致的小圆点在紫罗兰油彩的映衬下显得活泼、俏皮、有点含蓄，散发着浓浓的女人味。“美甲”还包括脚趾甲。夏季穿丝袜不再被认为很“洋气”，赤脚穿凉鞋，裸露着脚丫，脚趾图上与衣服色彩相配的颜色才是时尚。更有甚者，大姆脚趾领军主色，与衣服颜色相呼应，其余脚趾色彩作为点缀。年轻女性们的生活愈发精致与浪漫，凡裸露之处都要而且都可以进行美化与修饰，又不完全是古典的，是在古典的含蓄中透着稍稍的“野气”，是在装饰下的“暴露”。“冲出传统，但又是适度的”，这种情结在年轻人的着装、染发、“美甲”中处处存在。

 

彩票

“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奥运彩票”，只要是彩票，就有一大群忠心耿耿的青年“彩迷”。青年“彩迷”宣言：如果你郁闷，请去买彩票；如果你高兴，请去买彩票，因为彩票从来都不计较你是否在和理想“死磕”，还是在为运气而战，它只知道那冥想中的500万是否属于你。“买彩票”让青年“彩迷”们屡屡失败却孜孜不悔，因为彩票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新的命运救星和信息载体”。而现实的东西，总让青年人感到无奈。

 

单身

老大不小的青年仍没有婚配的意向，上班、回家、与一大群朋友相聚，独往独来——“单身一族”。有青年庄重宣布：此生只谈恋爱不结婚。独身青年的队伍迅速庞大，原因是对父辈生活的洞悉后，认为“结婚犯不着”：爱情只是生活的调味品，唯有实现心中的梦想才至为重要；爱情就像燃烧的火柴，燃烧的时候很亮，此后就没了；爱情可遇不可求，无限期地期望爱情，不如对生活的其他方面多些关注和热情；一个人可以获得爱情，但不一定是从配偶身上得到；爱情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堆与爱情无关的东西，住房、收入、开支……总之，爱情只是物欲的伪装；结婚不过就是让其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为此将会很累。婚配如此，要它何用？在现代青年观念中，爱情一旦与实际打交道，他们就不要它了。

 

“小资”

2001年，时尚类杂志上经常出现一个词“小资”。“小资”的关键性词语有：a successful man 成功人士；bar 酒吧，那是“小资”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浪漫而富有诗人气质；cohunes 悲剧，“小资”的真谛是悲剧，无论是思想上的悲哀还是真的情人远离而去；despise success 晒命，对自己的成功抱以“不过如此”的态度；euphonious 音乐，适当的音乐可以把“小资”哀怨、缠绵悱恻的暧昧气氛有效提高；first person 第一人称，只有第一人称才有良好的现代感，；high-rise 高层建筑，一个成功的“小资”总有鸟瞰的机会，即使不是物理上的，也会是心理上的；joking less 拒绝搞笑，绝对的唾弃王朔、王小波、周星驰，阅读“高贵的伤感”文章；knight errant 骑士精神，所谓骑士精神，就是你恋爱的对象一定要没有结果；other language 外语，这是作为一个国际化主角的象征；personality clothing 个性服装，西服革履已经不再流行，一般的“小资”已经会穿纯天然材料制作的休闲服装，只光顾固定专卖店，购买个性牌休闲服；quite evening 静夜，静夜浸透着浪漫；solitude 孤独，并不是说真的只剩孤单一人，那是深入到骨髓的曲高和寡的沉寂；unhealthy sentimentalism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情调，几乎涵盖所有方面，无法表现，是要去细细品味和感受；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小资们的眼里除了圣诞节就是情人节，情人节是“小资”们必须涉及的时间之一。总之，“小资”们能够赚到比普通人多一些的钱，愿意享受物质生活，同时也关注精神世界；衣食无忧，梦想着灵魂富裕；追求情调、另类、高雅，钟情品位、精致、浪漫；喜欢阅读，是文化消费的主力军，是东西方文化的弄潮儿。“小资”是富裕起来以后渴望过纯精神生活的年轻人。

 

星巴克咖啡

1971年，美国人霍华德·舒尔茨于1971年在西雅图开设了第一家星巴克（STARBUCKS）咖啡店，这个名字来自美国著名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的一位喜欢咖啡的人。麦尔维尔作品的读者群主要是有较高文化品位的人士。舒尔茨既然将他的咖啡连锁店命名为星巴克，自然也希望他的顾客们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收入丰厚、追求生活情调的人群。所以在舒尔茨的星巴克店里，装饰整洁大方，不卖酒精饮料，也禁止咖啡客喷云吐雾。如今星巴克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张，据说每8个小时，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就有一家星巴克开张。舒尔茨利用亚洲人对美国品牌的崇拜和追随心理，首先将星巴克成功地打入了亚洲市场。年纪在17-35岁之间的年轻人对它趋之若鹜，这帮人受美国文化影响较深，属于被星巴克培养起来的咖啡一代。他们将星巴克作为一种时尚品牌，作为一种高尚的消费方式，也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由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组成的文明。

 

SOHO

SOHO是“在家上班族”的英文缩写，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90年代初迅速风靡世界经济发达地区。2000年50%的北美公司允许雇员在家办公，比1999年上升了9%。，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一些大中城市中已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率先加入SOHO世界。中国的SOHO基本属于自由职业者，并不是接受公司委派而在家上班。他们是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画家、撰稿人、策划人员、经纪人、计算机编程员等自由职业者，不隶属于任何单位和公司企业，但与各类组织的相关业务都有合作。他们以个人或工作室的方式自我创业，从事文化艺术创作、为大众媒体服务或策划广告。在工作方式上，SOHO往往运用现代通信设备，电话、Fax、PC、网络等，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在资本特征上，都是以个人的知识和智慧为资本促进财富的几何级增长。有人曾经给SOHO开出了“十大要件”：具备出众的专业能力；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精良的工作设备；有一定的资本；心理承受力极强，撑得住不可知的未来压力；身体强健，每天可以工作15个小时；看淡物质生活，不会为追逐金钱而累死；拼命，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善于学习，克服自身弱点，不做“井中之蛙”；善于规划，及时调整方向。所以，自由时间、自我决定、自我创造，成为SOHO的明显标记。SOHO也已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和概念，而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要成为SOHO族中的一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的SOHO其实质是社会的精英青年。

 

喝冰水

现代青年变得什么都不要喝。喝可乐显得孩子气，喝柠檬茶显得保守，喝鲜榨果汁显得没见过世面，喝牛奶显得乏味，喝咖啡显得老土，若你告诉侍者“给我一杯冰水”，一下子的直觉就是“和世界接轨”。基于众多发达国家都流行喝凉水甚至冰水的日常习惯，被青年视若一种更为文明和理想的生活方式，他们便以喝冰水为荣，并以此来实现绅士或淑女的憧憬，同时力图从日常行为方面为突破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韩流”

20世纪末，一股韩国流行文化在中国大陆狂飙突进。从最早的酷龙、HOT，到后来的 NRG、安在旭，乃至刚刚初露锋芒 BABYVOX，均无一例外地在京城甚至全国掀起一阵“韩流”飓风，一大群韩国偶像型歌星影星全面登陆。中国青少年群起模仿，黑嘴唇、金黄或银白头发、上身绷紧下身宽松，耳朵鼻子甚至肚脐眼上打眼儿，被称之为“哈韩族”。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韩流”依旧强劲，依然奔流不息。何也？韩国流行文化推出一群精致、细腻、漂亮的男小青年和一大群惊艳美女。男小青年极尽柔情蜜意，缠绵悱恻的感情，肝肠寸断的分别离散，甚至对刁钻野蛮美女的一往情深。凡此种种，激起女性们对温情的爱怜。惊艳美女不仅激起男性青年的一片唏嘘声，眼瞳急剧扩大；同是女性也艳羡她们的风华绝代。从歌手、到电影演员、到电视演员、到戏剧演员，人们欣赏到了男性的柔情、刚毅、忍让和执着与女性的青春、活力、善良、爱意和美丽。正是爱情和美丽这两大主题，在今天容易稀缺的年代，成为青年人永远追求中的最现实追求。

 

手机短信

2001年“全球通”用户共发送短信息136亿条，“联通130”用户发送短信息30多亿条。自从手机短信息一经开通，青年人成为忠实消费者。用手机发短信，像即时的“鸿雁传书”，省去了很多面对面的尴尬和不必要的通话，符合这一年龄段既要“表露心迹”又不愿直白的含蓄心理。手机发短信，即发即收，安全、高效、及时，很符合现代青年口味，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费事费心费神，更愿意快速而直接。除了点对点发送，用户还可查信息、下载铃声、图片和游戏，这一切功能，让生活变得生动、丰富又简单；节日期间发送次数较多的友情短信多属“搞笑”类，在向朋友送去了关心和祝福的同时，也送去一个小小的玩笑，这多轻松、有趣、好玩。青年人要的就是这种丰富、多变、简单而充满乐趣与开心的生活。

 

2002-2003

 

“靠”与“酷”

2002年初，调查显示高校十大流行语依次是：郁闷、靠、晕倒、酷、牛、shit、变态、考研考G考托、去死（吧）、上网。其中反映事物和现象的只有“考研考G考托”和“上网”，其余八个全部反映情绪状态，如消极（郁闷），愤怒（去死），赞叹（牛）。为什么？首先，青年人有许多内心的情绪要排遣，但发泄并不直露，而是隐含的文饰的。比如“靠”和“shit”。“靠”是由“操”演变而来的，说“靠”而非“操”，隐藏骂人的粗俗色彩，又发泄了说话者鄙夷、愤怒、作贱等情绪。“shit”是“该死”的意思，用英文来骂人，似乎表达了放浪中的文雅，粗野中的文明。“变态”，“去死吧”，发泄的情绪比较直接一些，由于青年人经常把它们挂在嘴上，发泄的情绪演变成嗔怪的情感。“变态”并不视其“精神不正常”，而是嗔其“有点不一样”；“去死吧”，并不是咒其结束生命，而是“没看我烦着哪”、“死远点”，或者怪其“自作自受”，都有点“打是亲，骂是爱”的情愫。现代青年社会压力大，各种不如意接踵而至，他们没办法逃避，只有发泄，但发泄不是大发脾气，粗野骂人，恣意妄为，这样会把气氛搞得很紧张，没意思，一句幽怨的、代指的、借用的、文饰的发泄语，既表达了内心情绪，又不让对方过于难堪，就是玩玩，如同儿戏一般。其次，青年人对个人英雄主义始终充满着赞赏与感叹。一个“酷”字，表现了这样的文化情结。“酷”的含义多种多样，如外表英俊而富有个性气质的为“酷”；事物很有特色别树一帜的叫“酷”；行为怪癖者是“酷”；跟上潮流又有所翻新，像款式别致的服装、手表、车等，更是“酷”。另一个流行语“牛”，则是对一个人很有本事的赞叹。不论是“酷”还是“牛”，都体现了青年人对“个别化”“个人英雄”的崇拜。其背后动力却是力图摆脱一切意识形态设置的思想藩篱。

 

“弄得像真的一样”

时下，“弄得像真的一样”的调侃在青年中蔓延并呈弥罩之势。抓劳动纪律，抓政治学习，抓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会说“怎么弄得像真的一样”。他们认定，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形式而已，不能“真干”；评职称，评先进，评劳模，需要论资排辈，不能“真评”，谁要认真去做，就会招来谴责。“弄得这么当真”，其潜台词十分明显：这是装出来的。“日日苦干，夜夜加班，苦思冥想，不断创新”，只要出现这样的工作状态，有人便会奉送上“你真是认真”，词间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若干年前曾有一句流行语，叫“动真格的”，言中包含着“要来真的了”，“要较真了”，那是对“认真”的信任和对“真来，真干”的期盼。如今，“弄得像真的一样”取而代之，那是对“认真”的遗弃，任凭信任流失。这种情绪，既是青年对现实社会中还有多少“真”的事和“真”的人的怀疑，又表达了他们对既存现实的不满而不能有所为的失败心情，只好退而求次，权且阿Q般地认为，一切“玩玩而已，何必当真”。

 

“QQ”

“QQ”的前身是OICQ，即ICQ的中文版。作为网络聊天的代表，它是青年最喜欢的网络聊天交友方式。自腾讯公司1999年推出OICQ的Beta版之后，至目前注册用户已经超过1个亿，每天上线用户超过1500万，最高在线人数突破250万。在静静的时空里，聆听世界另一端的一个陌生人的倾诉，而不管你是否认识他，也不管他是男是女，老或少，都没有关系。也许需要的仅仅是一种气氛，一种心灵的沟通与情感的交流。在这里，你也不必为容颜丑陋而自惭形秽，也无需为囊中羞涩而黯然神伤，在随心所欲的谈吐之间总会有人为你动人的故事所感染。这些都反映了青年人期望在网络交往中能有另类优美的语言、想象的空间、简洁的形式、快乐的话题、平等的关系、长期的陪伴、无需背负过多的责任，等等。在人情淡漠的20世纪90年代，寂寞无奈的青年人忽然发现QQ是一个大家可以无拘无束相聚的欢乐场；是一个能让人无限想象并聆听美好词句的梦幻世界；是一个不用高尚也不用卑微的自然旷野；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有着平等的交往空间，腾讯QQ，凭借其友善的界面、灵活的操作、强大的功能，高效稳定的运行，已经赢得了广大网民的青睐，并逐渐成为年轻一代间的“另类接触”：在“e”时代，被人CALL早已不是什么时髦的事了，被人“Q”才是最酷的。

 

“泥的柔情偶不懂”

“今天遇到一位恐龙，聊得很投机，感觉很丝乌昂”。“偶不像泥，偶刚刚被一位青蛙气得差点晕倒的说”。“是吗？那青蛙都说了些什么东东？”如果不加以说明，也许大多数人看后不知所云。其实这只是两个网友在聊天。“恐龙”指女子；“青蛙”指男子；“丝乌昂”是“爽”的拼音谐音；“偶”指我；“泥”指你；“东东”指东西；“的说”则类似于语气词，没具体意思。浏览众多聊天性质的网站，翻阅流行的电脑游戏、网络报刊杂志，这些变异用语随处可见。这一串串被网友们挂在嘴边津津乐道的专门用语，已成为网民特有的亚文化。这种网络中的主流文化，成为群体内部的共同标志，是彼此之间认同的准则。而且以虚拟的社会环境中，以此童稚式的语言说话，“有趣而开心，干吗说话也要搞得一本正经，多累”。现在的青年人在现实中不得不长大的压力下，希望在虚拟环境中拒绝长大，再次体味童趣的无忧与纯真。

 

网球

射箭、骑马、卡丁赛车、网球、高尔夫球、滑板是步入成功的“精英一族”的运动形式，他们的运动形式，不仅成为商家追逐的对象，也成为青年人效仿的榜样。通过精英们，网球不再仅仅是一种运动形式，而成为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引导着青年人向它看齐。那是缘于青年精英代表着成功、富有与完美，是青年人的偶像，他们的消费活动也就自然成为青年人效仿的对象。青年精英所处的独特地位，往往能够把世界潮流、文化发展、价值理念、审美倾向以及未来生活信息注入消费活动中，使他们的消费具有强烈的个性张扬和前卫倾向，成为时尚的代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说，现在的流行物乃至时尚，不是自然生成的，也不是商家引导的，而是青年精英人物制造出来的。

 

能挣会花

社会结构中的一些高收入职业群，如电脑、网络、金融、律师、营销、公关、设计、导游、美容、作家、演员等，挣得不少，但花得更多。为了追求前卫，他们穿“Dick”鞋；为了炫耀高档，他们不惜投入一个月的工资甚至借钱，也要体味所谓“皇家”感觉；为了不失时机地享受并富有品味，他们将酒吧、舞厅、餐馆、书店、音乐厅、美容院、健身房、专卖店、旅行社以及工作疯狂而奇妙地结合起来。总之，他们敢玩、敢买、敢花，有钱就用，没钱就借，银行是他们的债主。这是一群新消费主义者，他们根本不在乎“积谷防饥”，而崇尚金钱、追求时尚、摆脱压抑、强调个性、忠于内心，因为要“对得起自己”。但是，他们绝不会“坐吃山空”，更不会游手好闲，他们十分努力工作，十分注重开发自我的各种潜质，也十分会赚钱。赚了钱，又迈上了对新消费潮流永不停留的追求。从他们身上，我们似乎感受到了西方雅皮士的痕迹。

 

“BOBO”

“BOBO”是波希米亚（Bohemian）和中产阶级（Bourgeoisie）两词合成的新词。美国记者David Brooks 在《Bopping Paradise》一书中，最先使用“BOBO”一词，用来形容嬉皮士与雅皮士融合成的新中产阶级——嬉雅皮。他们不时兴系领带，穿着昂贵的克什米尔羊毛衫，却搭配一条牛仔裤；中午啃麦当劳，晚上却吃大餐，任何时候都追求快乐。他们带有点颓废的嬉皮风格，却在事业上直逼雅皮族群。嬉雅皮风从美国、德国一路吹起，席卷欧亚。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BOBO”族群迅速扩大。如果要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形容中国“BOBO”族，那就是吃的是杂粮，玩的是极限，穿的是西装配皱不拉叽的衬衫，干的是各行业的尖端。这是一群玩着命工作，变着花样快乐的青年。

 

男人穿上透明装

在女式服装走马灯式变换的时代背景下，男士服装也逐步摆脱昏昏欲睡的沉闷与无趣，变得越来越鲜艳。目及所处，纷纷是紧身T恤、花衬衫、垂挂流苏和收臀阔腿的裤子甚至透明装；面料上极尽闪亮、柔和、甚而妖艳的效果；早先藏在领子里的红、橙、紫等冲击性很强的色彩，也毫无顾忌地登台亮相。男人掀起了又一轮穿花衣服潮流，且较90年代初的那次尤盛。他们在服装上不仅向女人看齐，连用品也向女人靠拢。人们惊呼：男性用品女性化了！同时，女人用品也在转向男性化。女孩子喷BOSS香水，剃个比男孩头发还短的板寸，套件夸张而肥大的地道的男式衬衫，这身打扮已司空见惯。这种反性别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受到青年人青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性别意识淡化，其中还有要求个性张扬，在乎自我感受，不在乎外界评价等因素，甚至还反映了职业形象变异的痕迹和社会对双性人的需求——女性要求干练，男性要求温和。

 

不就业

失业者日思夜想的是再渴求一份工作，处于另一极端的则是极小部分高校毕业生却主动放弃就业的机会和权力，成为鲜亮的“不就业”族。他们提出的“不就业”口号很有“自我实现”意味：“考研”、出国、创业、自谋职业。是什么主导他们成为“不就业”族？一名硕士研究生说：“找份好工作自然是‘手到擒来’的事，但不想这样做，深造或出国早已定好了，要留出时间一门心思准备迎考，这是进入未来竞争社会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现在不就业是为了明天能更好地就业。第二位学生说：“看准了再就业，省得不如意，来回换单位，既费神劳力还留下不好印象”。暂时不就业，是为了给自己一段时间“自由身”，便于灵活选择。第三位认为：“就业不就是为了生活和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吗？自己干，同样可以养活自己，而且更能得到成功的满足感，与其挤破头应聘职业当个高级打工者，不如自己当自己的老板。”这部分学生选择不就业，是为了选择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还有一些在写作、设计、绘画、等方面有专长的大学毕业生早就准备好了“不就业”，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不就业”族之所以范围不大（全国大约是2%），但影响大，就因为，这是一群有能力、有胆识、有魄力的青年，他们主动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方式。

 

“游牧一族”

当大多数学生都在为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整日奔波的时候，有一群毕业生打出了“不找固定工作，只做兼职”的旗号，成为将兼职作为暂时职业的“游牧一族”。一位学生毕业后去参加了几个招聘会，也应聘了几家单位，发现很难找到一份符合自己要求的工作，便决定靠兼职先渡过一段时间。另一位大学生早在大四的时候就已经身兼网站编辑、广告公司文案、电视制作公司助理编辑三职。他说，多做几份兼职，不仅可以更多地接触社会，赚更多的钱，而且可以从中选择，挑一个最合适的作为发展的职业。游牧一族希望获得的，是在自由流动中选择一个“更合适的”职业。

 

“大话西游”

这是一部香港人拍的“搞笑”的电影，在青少年中广泛流行，以至于在大学校园中出现了“没有看过《大话西游》等于没有上过大学”的说法。一部电影何以会卷起一股流行风？必须深入探究此剧体现了怎样的一种文化。首先，电影表现了正统人物身上的小人物心理。唐僧是那样的唧唧歪歪，孙悟空成了花花公子，他们十分的自以为是又十分的自卑；十分的正直又十分的卑鄙；十分的善良又十分的恶毒……这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道貌岸然的人内心中那个真实的自我。人就是一个高大与卑下的矛盾体，人既渴望做英雄，又摆脱不了是平民。其次，电影极尽喜剧形式对正统文化展开调侃。他们对一切严肃、正统、崇高、伟大的事物均用贬损与戏弄的态度进行表达，目的就是要揭露人性的虚伪与丑恶。但不是无情批判，而是小小的嘲笑，属于温和式的批判。那是说，对一切的一切，高大的还是卑微的，正统的还是邪道的，都不要过于认真，搞搞笑，娱娱乐，如此而已。电影还大肆宣扬七情六欲的正当与正常，但充满七情六欲并不排除做英雄。《大话西游》为现代青年贴上了属于他们的身份标签。

 

朱莉娅·罗伯茨

这是一位在北京某饭店工作的中国女孩给自己取的英文名。此例并非个别，很多大城市青年争相为自己取洋名，一时蔚然风气。一位青年说“英语是世界通用性语言，取个英文名，有利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现代青年和外国人做同事的机会越来越多，取洋名一则是为了交往。另一位青年的版画很受外国人喜欢，她觉得需要有一个直观、形象、个性化的名字，于是称自己为“Color（色彩）·赵”。她把中国人取名字更注重“意义”糅合进了英文名中。另一位称呼自己“Scallion（嫩洋葱）·李”。Scallion与《飘》女主角Scarlet近似而不完全相同，取其美丽而不成为东施效颦。一位关注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对此解释道：采用西方人熟悉方式取名，表明你了解西方文化，是一个吃麦当劳，经常与西方人打交道，接受过西方文明训练的人。还有一位叫Potato（土豆）的青年对自己的英文名这样解释：“外国老板根本没时间记住所有中国雇员的名字。如果你有一个让老板记得很牢的名字，老板就有可能指派你去做某项工作，于是你就有了更多的提拔的机会。”取个好听的与众不同的英文名则又具有了竞争的意味。不管理由如何，取英文名字的共通之处在于顺应世界交往的需要，是发展的需求。2002年，中国加入了WTO，大量国外企业进驻中国，大量国外公司到中国市场寻找高素质人才。这就意味着不仅可以“与老外做同事”，还需要与外国人共同竞争。因此取个共同文化的名字，以利增强认同，减少沟通障碍，提高竞争力。

 

“街舞”

“街舞”是美国黑人青年“街头文化”的产物，因起源于街头而命名为“街舞”，其表现场所并不只限于街头，车库、楼顶、舞台、甚至是家里都充盈着其潇洒的身影。现代青年之所以对“街舞”情有独钟，是因为它蕴涵了太多流行、时尚的因素，比如穿有很多口袋的板裤，佩带粗粗的银质耳环、项链、手链等，无法抗拒；“街舞”节奏强劲，舞姿自由，借助于变幻的身体语言，具有很强的爆发力与感染力；“街舞”非常随意、自由自在、很放得开，是非常青春的舞蹈；能跳好“街舞”，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很有理由欣赏自己；“街舞”现场有一般拥有很多观众，舞蹈者可以接受来自各个角落的羡慕甚至崇拜的目光，这种感觉特棒；跳“街舞”时目无旁人、很自我的样子很帅、很风光、很出风头；天大的事情在舞步踏起来之后都变得微不足道，获得的只是释放后的激情，跳跃后的活力，肆意中的心灵飞扬，手舞足蹈后自我张扬；等等。21世纪90年代末，这股文化登陆亚洲，劲爆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伴随着“韩流”，很快在中国大陆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青年人热爱“街舞”，除了与世界青年所具有的反叛文化一脉相承外，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很开放、很自在、很自信、很忘却的我。

 

滑板

“滑板”与“街舞”，是21世纪初青年Hip-Hop新运动的两大先锋。滑板运动是冲浪运动在陆地上的延伸。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南加州海滩社区的居民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块滑板，希望用它在陆地上体验冲浪的感觉；到70年代滑板运动便很快风靡全球。滑板运动带来了体育竞技的文化新元素，它特有的刺激性、放纵性、宣泄性、冒险性，让越来越感到生活负累的青年人选择它来减轻生活的压力。在一种极富刺激性的活动中，大脑皮层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压抑了一切其他的繁杂信息；进行这种活动，需要观察敏锐、记忆清晰、思维活跃，能够提高人的创造潜能；在竞赛中，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表现的需要变得尤为强烈，克服困难的意志和争取优胜的信念也更为坚定。喜欢滑板，是因为青年钟爱那种在“风口浪尖”上“踏浪而行”时，只有冲击、战胜、自我实现等美好的情感。

 

 

参考文献：

1、田科武：《关于中国青年生活方式的描述》，《中国青年研究》1999年3期

2、《新状态——当代城市青年报告》，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3、聂敏：《90年代大学生政治心态趋向潜析》，《青年研究》1992年2期

4、张士军：《90年代大学生的三种文化走向》，《中国青年研究》1999年5期

5、《凸现中的大学生经济价值观透视》，《青年研究》1995年7期

 

 

陈微：浙江树人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路得、邓希泉（特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