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同志是我党卓越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根据列宁的建党原则和经验，第一个较全面系统地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和方法，及时准确地回答了建党时急需解决的—些基本理论问题。尽管他没有在湖南进行建党建团的实际工作，但是他的建党思想对湖南的建党建团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促进了毛泽东加快建党建团的步伐，为湖南的建党建团催生了创始人
1920年夏秋之前，毛泽东作为一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还有着激进民主主义的影响。
1920年初，毛泽东因“驱张运动”到北京、上海，“热心地搜寻那时候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1]（第128页），并同李大钊、陈独秀有过多次接触，交流了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体会，还与陈独秀讨论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问题，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赞成社会主义，拥护十月革命，但是他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是粗浅的、不系统的。这时的李大钊、陈独秀虽曾商量过建党问题，但对于究竟怎样去组织，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没有进一步去探讨和思考，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因而他们不可能对毛泽东的建党建团有更多的影响和指导，只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信仰方面给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第128页）。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改良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条件还不具备，不能作“彻底的总革命”，“只能由分处下手”，搞湖南自治，通过人民的制宪会议制定“省宪法”，建立“湖南共和国”[2]（1920年10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他开始猛然顿悟“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4]（第76页）。这条道路就是蔡和森所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方法就是蔡和森所指明的“适用社会主义原理和方法”，“组织一共产党”[3]（第51页）。
根据当时邮轮的航期和新民学会会员之间通信的时间，可以推断蔡和森8月13日写于蒙达尼的信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即10月初毛泽东就能够收到。此时的毛泽东由于“湖南自治运动”的受挫，正在“另想办法”[4]（第104页），蔡和森这封关于“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4]（第128页）的及时来信与他原有的“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4]（第59页）实行“民族的大联合”[5]（第490页）的萌芽想法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表示深切的赞同”的同时决意“是知了就要行”[4]（第105页），暗示要按照蔡和森所提出的建党原则去做准备，这就为湖南的建党建团催生了创始人。所以毛泽东在1920年10月中旬接到陈独秀委托建团的来信后，立即在会员和中学生中发展团员，筹建团的组织。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在1920年秋开始酝酿，11月底到12月间正式成立的[6]。由此可见，湖南的建党建团均是在其创始人毛泽东收到蔡和森8月来信之后即着手进行的。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蔡和森那种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所作的深入的分析和“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3]（第51页）这种充满革命激情的鼓动与热切期盼，远比毛泽东此前所看到的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文译本及与陈独秀、李大钊几次并不深入的交谈要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正是在蔡和森的提议、鼓励下，毛泽东果断地组织了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二、推动了新民学会会员的分化和转化，为湖南党团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骨干
新民学会原是毛泽东、蔡和森于1918年4月发起的“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4]（第3页）的学术团体，会员由一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贡献力量的知识青年组成，他们当中存在各种思想倾向。在未正式讨论学会的道路和方法前，学会没有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
1920年7月旅法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新民学会会员分化的开始。会上确立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对于改造的方法却出现分歧。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倾向于现在之俄”。肖子升主张“温和革命”[4]（第137页），其实质是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李维汉对蔡和森的建党主张“根本上也有未敢赞同之处”[4]（第143页），但经蔡和森“复详述现今世界大势，以阐发其急烈革命之必要”[4]（第137页），李维汉又表示“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4]（第143页）。后来李维汉等人通过阅读蔡和森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籍并与蔡和森多次长谈，转变了观念，“深知只有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5]（第928页）。鉴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的工学世界社带有普遍性的“工读主义”倾向，蔡和森参加了该社于1920年9、10月间召开的一次全体社员会。经过热烈辩论，大多数社员赞同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这表明“这个组织已不简单地是个学会组织，而实际上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5]（第941页）。参加蒙达尼会议的13名会员后来有8人加入共产党，部分会员是在1921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斗争”中被驱逐回国后入党的，其中罗学瓒还曾任过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委委员、县委书记。1922年底回国的李维汉则自1923年起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
新民学会1921年1月召开的长沙新年大会在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时，各个会员各抒己见，内部意见分歧明朗化。在“首由毛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4]（第23页）并摆出5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后，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4]（第23页），彭璜等人还认为“组织劳动党有必要”，“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4]（第27页）。毛泽东的发言批驳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第23页）。但也有少数会员不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会后表决，参加会议的18人中有12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所以有这么多会员赞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乃至建党建团，与毛泽东在讨论前就详细介绍蔡和森的建党思想有很大关系，它给会员提供了可供参考、比较、选择的模式和方法。如《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在新年大会前后即已印发，其有关建党探讨的通信对会员有指导意义。1920年12月出版的第2集，毛泽东在《易礼容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后加写的按语指明要“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第92页）。尤其是“颇有精义”[4]（第124页）的第3集收录了体现蔡和森建党思想的蔡、毛关于建党探讨的通信，它们对会员思想的启发、认识的提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且“多印几十本，以便会外同志之爱者取去”[4]（第43页），有利于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新年大会后，学会会员正式分化和转化，除少部分会员或坚持改良主义或走向了反面，一部分青年会员加入了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如陈子博、谢南岭，极少数信仰坚定的会员则成为湖南党组织的早期党员，这就为湖南党团的发展准备了骨干力量。
三、为湖南的建党建团提供了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并不长，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也对列宁的建党学说缺乏充分接触和理解，尽管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在建立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仍缺少具体的指导原则。首先，“一大”以前上海小组的党纲10条是“根据很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订出来的，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其主要内容是“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7]（第36页）。北京小组“既没有书面上的党纲，也没有写成本的党章”[7]（第91页）。在“一大”召开前一两个月，上海小组才翻译了“《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7]（第46页）。其次，创建时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也只有很简单的5条，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思想”[5]（第412页），没有规定吸收团员的条件。由于吸收团员时缺少严格审查，致使团员成份复杂。上海、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都为此暂停过活动或宣布解散。
再次，上海小组1920年11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实际上《宣言》只是简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8]难以起到“标准”的应有的作用。“南陈北李”和上海小组、北京小组虽然在推动湖南的建党建团方面起过很大作用，但他们不可能给予湖南的建党建团以更多的具体原则指导。在这种情形下，蔡和森所提出的建党基本原则对湖南的建党建团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1）“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要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了加强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培养社会上的进步青年作为党、团的后备力量，毛泽东于1921年4月筹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许多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学习。自修大学经常开座谈会，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
（2）“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4]（第161页）要特别注重党、团员的质量。毛泽东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多次强调要“注意找真同志”、“多找真同志”，提出“只宜从缓，不可急进”[5]（第518页），反对只求数量不问质量的做法。发展党员更是极其慎重。
（3）“组织此事须秘密”，要注意保密原则。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高压统治非常残酷，不容许“过激主义”的宣传，更不会允许共产党公开的存在。面对恶劣的政治环境，湖南小组只能是“单独的秘密组织”[5]（第575页）采取极隐蔽的活动方式，以群众团体或个人名义作掩护领导和参加各项活动。
（4）“注重‘国际色彩’”，要实行国际主义原则。毛泽东深切赞同蔡和森提出的国际主义原则，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1921年3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中韩互助社”：中韩双方分任各部主任，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创建时就忠实于国际主义的体现[5]（第478页）。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在当时没有可供遵循的党的章程情况下，按照蔡和森提出的建党的基本原则，慎重地发展党、团员。所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纯洁的，目前可以认定的3个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共“一大”期间，长沙小组被公认为“组织是较统一而整齐的”[7]（第12页），这与毛泽东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同样也与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密切相关。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前入团的青年达39人，数量多，质量好，没有出现北京、上海那种因忽视团员质量导致宣布解散的现象。
参考文献：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版。
[2]毛泽东：《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载《湖南大公报》，
[3]《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6]周尚文：《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摘自石海：《浅析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对湖南建党建团的影响》，原载《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