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研究（5）：关于中共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的两种观点

发表日期：2011-02-21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两种意见——主张不是的，被称作“自发论”；主张是的，被称作“自觉论”。这两种意见，最早出现在延安整风前的1939年。以后，“自发论”受到批判，就无人敢再提了。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我们必须回溯到1939年。

1．两种意见的提出

据我所知，两种意见最早均出自1939年12月9日延安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李昌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大会请他首先讲话。李昌讲话的题目是《“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他说：“从运动的本身看来，‘一二九’运动是具备着许多为历次青年运动所没有的特点的。这就是说：‘一二九’是自发的，但很快的转成了自觉的运动；是斗争极其尖锐——游行示威和巷战的混合交杂——的运动，同时又有极广大的群众基础；是勃然而起的，同时又是持久的；是学生运动，同时又是学生与各界特别是工农结合的运动。很明显的，这些特点对于目前的青年工作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和教训，需要我们客观的加以检讨。”（李昌：《“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为纪念“一二九”四周年而作》，讲话前先发表于《中国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年12月5日）一二九运动“自发论”的观点是李昌第一个明确提出的。

李昌讲话之后，大会请毛泽东讲话。毛说：“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毛对一二九运动的评价很高，批评了那种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的观点，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他讲话的第三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他说：“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接着说，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见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0—260页）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笼而统之地说出了一二九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肯定了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

1940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五周年，延安照例举行纪念大会。作为当时公认的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李昌又一次应邀讲话。这时，他似已意识到自己去年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简单了些，不够全面。因此，在这次大会上讲话时，就说得较上年全面了。他说：“‘一二九’的发动，本来就有中共‘八一宣言’作思想前导，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作领导核心，因此继‘一二九’游行之后所开展的全国青年运动，就具体反映着中共的青年运动政策，反映着青年团的行动方向。而在‘一二九’基础上所产生的全国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以西北为中心直接由团改造成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就成为鼎足而三的继承中国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传统的三大青年团体。……由此可见，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地区，中国学生运动才能得到新的发展，而且它的发展将因各地青年工作者的注意和帮助的加强，而达到更高的程度。”（李昌：《一二九和今天的学生运动》，《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1月5日）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样，李昌说的还是“八一宣言”做“思想前导”，党员团员做“领导核心”，“继‘一二九’游行之后”的运动才“反映着”党的政策；而不是笼统、简单地说“党的领导”。

持“自发论”观点的不仅有李昌，还有蒋南翔、黄华、姚依林，还有陈伯达。袁宝华也有类似的看法。李昌在1939年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第一次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蒋南翔也曾写道：“尽管一二九运动开始是自发的、公开的、合法的，但学委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出来了。”（《蒋南翔文集》下第1198页）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向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华同志请教。黄华说，一二九开始是自发的。要说同党的关系，是有影响，《八一宣言》的影响。当《八一宣言》传到北平后，燕大、清华有几个进步学生首先看到，然后才传给学联的。

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已是党的领袖，他的话一言九鼎，成了定论。李昌的“自发论”在中央青委受到批判。此后就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了。1980年代，姚依林已位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讲了一系列事实真相，同时也特别嘱咐：去世后才能发表。

2．对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讲话的两种解读

当时的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理解，毛泽东讲话肯定了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冯在1940年10月25日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一篇题为《坚持青年工作的岗位》的长文，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先锋主义”和“第二党”工作方式以及不尊重党的领导的错误。文章针对李昌主张青年工作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要实行民主，要抛弃模仿党的一套政治化的工作方法方式，改变缺乏民主化与青年化的作风等意见，提出批评。尽管如此，李昌并未改变一二九是“自发”的认识。

1941年春，中央青委机关开始“检讨”，总结工作。对当时所谓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批评，这实际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

李昌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毛说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是就历经三年的一二九运动总体而言，并不是说运动一开始就是党领导的，毛说的北方局、上海等党组织直接领导，是指一二九运动第二阶段后的情况。于是，青委内部发生了争论。李昌这些意见（包括在一二九运动四周年会上讲话）反映出他眼中的一二九运动在发动和爆发阶段的历史特点：一次勃然而起又是持久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又富有知识青年特点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自发而有相对独立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5月4日，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又在《共产党人》发表《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一文，将青委“检讨”的结果归纳为十二个问题。文中严厉批判青年工作缺乏党性，历数青年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如：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先锋主义、本位主义等问题。在批评青年团体、青年运动中忽视或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这一严重问题时，举的例子就是一二九运动。冯文彬写道：“过分强调革命青年团体开辟党的组织与工作的作用，而忽视了或否认了在历史上青年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作用。如在一二九运动中只强调青年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当时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青委检讨结束后，给中央送了检讨的报告，还送上了一份把李昌调去华北工作的决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1942年春，李昌辞别了工作4年的中央青委，偕夫人携刚出生的女儿离开延安去华北。他们路经晋绥边区时，被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留下，任命为晋绥边区兴县县委副书记。

注：摘自冯兰瑞：《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