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研究（4）：平津爱国教授与一二九运动

发表日期：2011-02-21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20世纪30年代初，有众多全国知名教授学者荟萃于平津。其中如马叙伦、张申府、冯友兰、曾昭抡、尚依仲、许德珩、张奚若、李达、杨秀峰、徐冰、齐燕铭、涂长望、严景耀、陈豹隐、刘清扬等。“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不满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奋起宣言抗战。马叙伦回忆当年说，“尤其像我一辈的人们，从前怎样慷慨激昂伴生命来革命的，自然更受不住，‘声求气应’，又有了结合。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和院里的教员李达、陈豹隐等，北大有我和许德珩张申府尚仲衣等，都要说话了”（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03页）。

一二九运动酝酿的前后，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处于最困难的阶段。中共中央当时在延安，与平津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党中央是事后知道的。“1936年斯诺在陕北见毛泽东，谈起‘一二九’运动，毛主席说不知道。”（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刘少奇的有关回忆中也谈到，党中央是“意外地在一张报纸上发现平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载《炎黄春秋》1998第10期）。当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的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在灭亡之途往下滑。”（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载《炎黄春秋》1998第10期）而河北省委“仍在执行1931年王明及李立三路线的更‘左’的路线。”（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乃予全国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黄峥：《刘少奇的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所以，当时的北平临委是不赞成成立学联和发动一二九运动的。

北平学联是在1935年12月7日决定12月9日组织全市同学向华北国民党当局请愿示威（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这时恰好许德珩、劳君展、徐冰、陈豹隐、张申府、刘清扬、张晓梅、吴觉先、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彭道真、温建功等教授也在商讨反对“华北自治”的对策。许德珩等支持学联的决定，并就各校联系的负责人一事作了分工：许德珩、尚仲衣教授负责北京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由张申府、潘怀素负责；女子文理学院由劳君展负责；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由寸树声、陈豹隐、程希孟负责；师大由杨秀峰负责；内外联系由徐冰、张晓梅负责（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这就是平津爱国师生共同发动了“一二九”示威大游行的具体过程。

“一二九”游行示威的当天，游行的指挥部设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学联负责人姚依林、郭桂英和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女一中校长孙荪荃“组成了一个游行队伍的临时指挥部。”北大教授许德珩、劳君展等亲自参加了“一二九”的示威游行。

“一二九”示威后第二天，马叙伦在北大教授集会上“主张北大教授，应该表示态度，而且主张抗战”，以此表示对“一二九”行动的支持。马叙伦的主张为与会大多数教授赞同。清华大学教授涂长望主动“找学生会负责人做出安排，为学生们作了一次讲演”，“驳斥胡适‘读书救国’的谬论，赞扬同学们的革命精神，勉励大家奋起救亡。”（温克刚：《涂长望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张申府教授及时将宋庆龄派人从上海送来一百多元钱转交北平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又发动各校教授捐钱。“这些钱，为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经费。”（孙敦恒：《张申府教授在清华》，载《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188页）

在抗议“晋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一二一六”大示威中，有更多爱国教授直接参与。北大的许德珩、清华的张申府、燕京大学的雷洁琼等一批教授与学生并肩行进在游行队伍中，一起同军警展开斗争。还有的“教授（中西皆有）去拿食品慰问我们，到西直门，看当时大众的情绪也流起泪来，同学们有许多也痛心到流泪。（王贞：《民族的真正态度》，载《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燕京大学校方派出了校车装送馒头等食物给示威的学生，游行完后又派车接学生回校，校长陆志韦个人支付所有的租车费用（杨文泉：《一二九运动的几幕回忆》，载《一二九在未名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马叙伦、许德珩、曾昭抡等教授为激发学生的斗志，还主动参加学生集会，“每请必到，每到必做出激动人心的讲话。”（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03页）。

“一二一六”的第二天，北平院校教联会通过决议，致函慰问示威的学生，要求北平市长查办殴打学生的凶手和负担受伤学生医药费，并派人与北平当局交涉释放被捕的学生事。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中法大学和燕京大学六大学校长联名要求北平市公安局长释放被捕学生。

1935年12月19日，以许德珩为首的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发表《为北平学生运动宣言》。宣言指出“为了中华民族之自由与独立，为了全国民众自动的救亡，北平全体的青年学生，已经起来作英勇的斗争了。他们这种救亡的悲壮运动，是光荣不是‘耻辱’，是全民族的呼声，不是少数的‘利用’！它正是对南京政府及华北无耻的官僚政客出卖华北之必然的回答。”（《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在1936年1月27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上，由北平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马叙伦、许德珩、涂长望、尚衣仲、张申府、曾昭抡、齐燕铭、劳君展、严景耀等149人联名发表宣言，高度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为爱国心所驱使，为民众争生存，愿意牺牲他们的光阴，愿意以赤血洗白刃而为民众的先驱，为救国的斗士。”（周天度：《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同时各校教职员安慰学生的书函，和指摘当局援助学生的文字也如雪片一般，飞遍了全国各处。”（山城：《一二一六后一周的面面观》，载《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4页）平津爱国教授对“一二九”运动的参与和支持，不但给爱国学生以极大鼓舞，且壮大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声势，使斗争“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拥护和同情和全国民众的响应。”（山城：《一二一六后一周的面面观》，载《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4页）

注：摘自朱新镛：《平津爱国教授与“一二九”运动》，载《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