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和发展，在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历史上，特别是在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到来，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第一，一二九运动鲜明地显示了抗日救国的性质。这个运动的矛头是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之后，继而于1935年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阴谋蚕食华北，并进而妄图独占中国为其殖民地侵略的行径。保卫华北，保卫北平、天津，保卫全中国，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和全民族的神圣职责。
第二，一二九运动是继1919年五四运动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超越了学生运动的范围，席卷了全国各大中城市，激发了长期以来埋藏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心中的抗日救国热情，动员了全民族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它不仅是为中国近现代青年学生运动史谱写了新篇章，而且是使近代的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前夜。
第三，一二九运动在全国的发展，同步地为全国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广泛而深入地发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独立和解放而战。并且，由于“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由此可见，作为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已为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应该看到整个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发动和领导下进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大陆史学家根据所掌握的有关历史档案与材料做出论断，是确定无疑的。同样，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史学家对此加以回避，或称共产党“操纵”，或谓青年学生被“利用”，等等。实际上，这种表述也是承认了这个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显然，海峡两岸的史学家采取了各自的历史立场与历史观点。然而，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只要以史为据，当可得出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逻辑的结论。但是，海峡两岸的史学家在关于一二九运动的抗日救国的性质上，却是具有基本的共识。
在台湾出版的有关著述中，如1990年7月，台湾由李云汉总校订，李国祁、吕芳上、苏启明、陈三井、叶明德所著的《近代中国青年运动史》一书中，对一二九运动是这样撰写的：“‘一二九’及‘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是继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来，最令中外瞩目的爱国行动。这股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激流，其对民族尊严及国家主权的强调，尤胜五四时期的‘外抗强权’主张，故有史家特以‘学生民族主义’（student nationalism）称之。这次爱国救亡之行动，直接打击了日本人及汉奸集团欲分离华北五省的阴谋和企图；也落实了全国上下向来提倡的民族精神教育。后来对日抗战得以进行，不可不谓是此种民族精神发扬成功之结果。这是自九一八国难以来，青年运动最有意义的影响。”（《近代中国青年运动史》，台北篙山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80页）
对此，关于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和对全民族奋起进行抗日战争的深远影响，海峡两岸史学家研究共识的基本点在于，肯定这个运动是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赢得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到来和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基于具有这样的基本的共识，应成为海峡两岸史学家研究一二九运动史的起点和落点了。
注：摘自杨树先：《一二九运动史若干问题再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