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党观念的激荡与流变
近代中国，政党观念是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而扎根发展的，是在挫折与论争的过程中渐趋成熟完善的。
在中国古代，“党”有多种涵义，而其在政治上的涵义则指官僚帮派的勾结。这种官僚帮派在中国古代史上时有发生，如东汉时的钩党，唐代的清流党，北宋的元佑党，元符党，明末的东林党等，这些“党”当然不同于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政党，但“结党”本身在封建社会却是一大罪名，很多人因此获罪，而以上列举之政党也多以悲剧落幕。因此，“党”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具有强烈的不祥意味，以致士人均以结党为畏途。这种观念自至近代才开始有所转变。
在维新时期，随着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传入，其政团思想亦随之涌进，当时的先进中国人就强调，“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但此时，他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观念的认识却只处于朦胧状态，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党的观念才系统地传播于世。民国初年，除了思想上更深入地接受了西方政党观念之外，《临时约法》更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人民有结社自由，使结党成了官方允许的参政形式，这就促成了五四时期社团的大繁荣。
五四时期，社团繁荣的局面在中国政党观念流变的过程中作用巨大，这一时期是中国第一个政党社团的繁盛期，这种局面就促成了中国政党观念、政党思想的大变化。
首先，五四运动本身的冲击使组党建社成为一种趋势。五四过后，许多人都认识到团结在一起，行有组织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念及学潮的失败，目击环境一些不堪的情形，每每恨现在一般的青年，没有团结的训练，互助的精神，同时又感觉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够做事，缺乏群众的修养，就都有个联合的心思。”可以说，正是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下，才使此时社团如江上之鲫般涌现。
其次，社团繁荣成为组党建社的示范。在前五四时期，固然己有政团思想的传播，且也有一些学会和政党成立，但其波及而并不广，只局限于少数，这一时期，随着大量社团的涌现，更广泛的人群尝到了组织起来的好处。即在当时而言，很多社团即是在一些组织比较成功的社团的响下建立的。比如日新社在论述自己成立经过时便说，“当初进这个学校的时候，原来不知道甚么是团体，为甚么要组织团体。”后见了互助社的活动，“于是在心中起了一个惊奇的变态和求知的作用。”于是又去参观了互助社，并“因这一度参观，现在的日新社便呱呱坠地了！”互助社在当时是一个社会影响而较大的社团，在其影响和帮助下，还成立了辅仁社、健学会、诚社等一系列小团体。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团很多都是在互相启发、互相帮助、互相影响的情况下发生发展的。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才使组团建社一时风行。当然，我们还要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这种示范作用还可以延续得更加深远。正是在这种社团浪潮的推动和催化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此时应运而生，这在中国的政党史上是影响至为巨大的一件事，从此，中国革命的而目便焕然一新了。
最后，社团活动本身对政党观念也起到促进和推动的作用。在社团内部和社团之问的交流和辩争中，建党的重要性己被充分认识。蔡和森即已认识到党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又说，“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建党的要求在社团的活动中已经呼之欲出，单纯研究而不行实际已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讲了实际却无理想中之效果亦与人们的要求相去甚远，社团向政党的过渡己成为一种强烈的趋向。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此时社团活动虽对政党观念的发展起到了催化甚至促成质变的作用，但政党观念本身却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很多社团，不愿发展成政党，也没有认清政党的本质。罗隆基认为他们所组的大江社非政党，“我们不反对政党，并且承认政党为政治生活上应有的活动。但政党有政党的范围，政党有政党的乎段。政党的范围，是限于政治，‘大江’决不限于政治活动。政党改造的乎段是要争立法院的多数，掌行政部的全权，我们的乎段决不限于此。今日的‘大江’必非政党的性质。”这种思想可见这时的社团一方而还残留着中国传统“党”观的影响，放不开手脚，一方而对西方现代政党思想的了解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我们不能抱着求全责备的态度去要求已发生的历史，无论如何，经过五四时期众多社团的冲击，中国的政党运作也已而目一新，中国人的政党观念经过这股大旋涡的激荡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2．党魁在此发轫
党魁的社会影响、能力、威望等因索对一个政党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考察党魁发生、发展的过程对政党的研究颇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党魁发展的脉络就是政党发展的线索。考诸中国各政党，仅从对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国共两党及建国后所称之为民主党派的各党看，其重要党魁无不受五四所影响。“学潮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家最早的索质训练，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是成不了优秀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的。”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后便成了各党的党魁，而此时则多参与到社团生活中并起领导作用，甚至可以说正是他们创造了这种社团繁荣的局而，反过来，这种局面又为他们提供了锋芒初露的舞台。
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政坛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人物，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批人在五四时期正处于20岁左右，在社会大变革、尤其思想大激荡的情况下，这批人由于正处于思维最活跃、最高表现欲的时期而成为了新思想的坚决拥护者和大力宣扬者。其中许多人参与社会的途径都选择了社团。下而，笔者主要以施复亮为例说明此时社团对这些以后之党魁的作用。
施复亮又名施存统，民主建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五四以后，他创建了浙江新潮社，1920年又在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这两段社团生活对其一生影响甚大。首先，社团提供给他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施复亮在组建浙江新潮社之前名不见经传，他与几个好友经过共同努力，创建了浙江新潮社，并出版《浙江新潮》。该刊物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下子把浙江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初生之犊施复亮因此蜚声论坛，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浙江新潮》中发表的最有社会影响的文章便是他的《非孝》一文，连陈独秀都称赞此文“天真烂漫，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口的。”可以说正是在这个社团之中，施复亮才初试锋芒，并由此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除此之外，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的组织能力也在这个社团中得到发挥，比如在他看《浙江新潮》编辑的太不负责任以后，“便决然以周刊编辑自负，要想像模像样的做一场……便老老实实自己认定编辑的责任。”另外，在社团出问题，社团内部出现分歧时，他也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在遭到反对后“便大跳起来，急急痛骂，形同疯状。’这里而，我们无论其成熟与否，毕竟在社团这个熔炉之中，他锻炼了自己的才能，也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这对其以后成长为政党的领袖人物起到重要奠基作用。其次，在社团时期思想的转变和成型。施复亮是封建传统思想哺育出来的，旧文化的熏陶和传统的家庭教育，本使他同束在封建纲常伦理的名教牢笼之中，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促动之下，他却迅速走向否定旧文化、批判旧思想的道路。在浙江新潮社时期发表的《非孝》一文正是标志性作品。这篇被守旧人士指责为“肆口妄谈，实属谬妄”，“真堪骇诧”的文章以孝道作为反封建的突破口，“是要借此问题煽成大波，把家庭制度根本推翻，然后从而建设一个新社会”。他本人强调“我这篇文章完全是一种反抗精神表现的文章，我这篇文章的价值也只有‘反抗精神’四个字。”如果说在浙江新潮社时期施复亮的思想更集中于否定过去，反抗传统的话，在工读互助团时期，则更集中于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无政府主义。尽管此时他的思想更类似于一种对现实不满的精神发泄，但此时的思想和实践仍给他的一生留下重要的烙印。因此，正是在这段时期、尤其在社团的生活中才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大变化，除旧纳新。最后，在社团活动的实践中得到经验教训。一方而，这种社团生活使他认识到联合组织的重要性。他认为，“联合是大家集合一致的力量，向共同的目的进行，对内可以增加互助的利益，对外可以用温和或猛烈的方法抵抗阻力。联合的办法，由小团体变成大团体……能联合才能破坏，才能建设。”尽管此时思想还未涉及到政党，但这种思维方式却与他以后积极从事建党参政的工作有密切之关系。另一方而，在社团的失败中汲取了有益的教训。在工读互助团失败之后，他在总结了两点教训之后提出“投向资本家底下的机关去’的结论。当然，他的这种即时的反思还不深刻、不全面，但他在认真的思考这一问题。随着阅历的增长，这种思考当然会越发深入，在失败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往往更加深刻，更加具有决定意义。
以上仅举施复亮一人为例，其实，很多以后各党的党魁在这段时期都组建或参与到形形色色的社团之中，如黄炎培组建中华职业教育社，罗隆基参与组建大江社，许德珩组建国民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而且，此时之社团对他们的影响大体都有以上论述之诸方面。可见，这段社团繁荣的时期也正是这些党魁在思想、社会地位、人格、能力诸方面的奠基期。由此之后，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政治救国之路，其参政的方式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组党参政，而这种由社团领导到党魁之路也当然有着逻辑上的联系。可以说：“20世纪初期，中国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有学生领袖的经历，比如傅斯年等人，这可以解释为他们天性中就具有关心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素质，他们由早年的激进，最终转向理性和宽容，都是有其个人经历在其中的。”同样，正是这种社团时期的经历才使他们走向以后的建党之路。当然还有一些党魁如费孝通等人由于年龄等原因，在当时并未参与到社团中去，但是，五四时期的精神，此时的社团的社会效应仍然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五四的精神和模式不断地被唤起并对社会产生影响，三四十年代活跃在政坛上的知识分子均带有五四的影子。这段时期提供的养料，使他们受益终生。
3．思想的较量与延展
社团问的思想辩争使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开始独领风骚；而一些伪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实践则归于失败，其思想的社会影响也在逐渐降低。但随着时问的推移，我们后来人以一种更广阔的眼光再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应该看到此时各社团之问和社团内部的思想大辩争的真正价值在于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辩争的真正胜利是完全剥夺了腐朽思想爪的生存空问。在这一过程中，反腐朽的思想均是胜利者，它们均是以腐朽的否定者身份出现的。而且，尽管某种主义会因它的空想性或与时代的脱节而逐渐湮没，但其所蕴聚的思想之余波仍将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
这里，我们容易陷入两个思维的误区。一是因为某一主义的壮大及其他主义的衰弱以至丧失，而认为这种壮大的主义完全吞并了其他主义及其所蕴涵的思想，使其他思想毫无立足之地。二是认为思想会随着主义的灭亡而消散。事实上，思想相对于某一主义而言，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其影响也是长时段和大范围的。主义会随着团体的解散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思想则会籍由人这一主体顽强地传播下去，虽然某种思想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弱化，甚至在长时段之后消散，但也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强势反弹。施复亮在总结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时就认为其失败是由于经济的压迫和能力的薄弱，而他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改之不可。”虽然工读互助主义随着工读互助团运动在社会上喧闹了不及半年便消沉下去了，但是这种主义的真正拥护者，却并没有马上抛弃对此思想的信仰，这种以工读为手段、以互助为方式推动社会进化的思想，在以后不短的时问内仍主导着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所以，在事后他们仍然说：“北京工读互助团虽有不好的消息，但是我对于此种组织，仍是十分信仰，仍有十分希望。”这还是短时段的，如果把目光放长远，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自由主义者，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都因这一段无政府主义的熏陶而有异样的作为，甚至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据此，我们归纳思想的作用，要么，因其本身的先进性和与时代的契合性，在不断完善和吸收其它有利因素的基础上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要么，在自省与对比中被抛弃，但在抛弃的过程中，其思想的否定方而占得上风，旧思想促成了否定，在否定中产生新思想。“新事物的出现常常依附于旧事物，甚至受到卵翼，但到旧事物阻碍其发展时，它们的斗争就开始了。”正是这种斗争促成了旧的否定和新的诞生，并且思想不会断裂，旧思想的某些成分可能成为新思想所吸取的“有利因素”。因此，这一时期的各社团中，即使在当时即被否定了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忽略其积极的社会意义。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当然不能把此时社团繁荣的作用单纯地理解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还应看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那么，让我们暂时抛去对主义成败的思路束缚，看一看此时各社团思想辩争对中国政党运作的影响吧。首先，社团内部的辩争使领导者认识到思想统一的重要性。此时社团中最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其首倡者王光祈在学会内采兼容并包之方针，这样在学会内部便思想庞杂，信仰不一，充满着思想的冲突和斗争，而最终导致了学会的分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当时社团中人即认识到“学会以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他们要求“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思想辩争的即时结果是导致学会的分裂，其长远影响则是使以后之政党认识到在政党内部思想一致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考诸以后中国较成熟之政党，再未出现过几种势力相当的思想共容于同一政党之内的局面。其次，政党之问思想的辩争促使置身于其中者认识到组织的严密与系统化的重要性。此时的众多社团中，有很多只是昙花一现，只存在几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问，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社团组织上的不力。可以说，这时的众多社团，其活动方式，不论是互助、讲演还是其他，他们都未找到合适的组织方式，均在试验。比如有的社团，对即使只在某一问题持异见的人也“颇有排斥的意味。我们为什么有排斥的意味了因为团体基础没有稳固，一时又不能强不同的使他同，所以不得己只得取消极的排斥的态度。我们这种态度，自己也很以为不好。”在组织的方式上紧还是松，如何使社团更具战斗力，不同社团和同一社团的不同时期均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这种摸索在当时可能导致失败，但这种失败却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对今后建党立派时少走弯路颇有意义。最后，还要说到思想的去芜存精问题。这个问题要有三个层次的分析，一是马克思主义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较之其他伪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先进性在这次社团辩争的浪潮中脱颖而出。二是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在这场社团论战中由幼稚和不成熟走向系统和成熟。可以说这种成熟是在批评和被批评、斗争和被斗争的过程中完成的。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成熟意义重大。三是要看到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有益成分的保留、延伸或演变成其他思想，并在以后的历史中再次焕发出生命力。如果考察三四十年代成立各党派的指导思想，当能找到在此时的思想渊源。
注：摘编自付强的《五四时期社团繁荣对中国政党运作的影响》，原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