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历次伟大的青年运动，所以获得光辉的成绩，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当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发生某些偏差”时，那么，“那里的青年运动也会随之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这是任弼时对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成立以来，党团关系发展历史的科学总结，也是他本人以及团和青年工作的根本经验。
任弼时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参加团中央领导工作时，党团组织都才成立4年左右，党团关系处于逐步形成阶段，许多人都还缺乏清晰的正确的观念。见证过十月革命后苏俄现实，认真系统学习过列宁建党和青年运动理论的任弼时却十分清楚，团组织，青年运动，丝毫离不开党的领导。他在工作实践中，始终牢牢地把握“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是由无产阶级里面最先进和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并且以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组成的。因此，它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这一原则立场，并把它作为团组织路线的核心贯穿始终。
1925年7月，刚刚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就在他主持发布的团中央文件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团不同于党，吸收团员的条件不能太严，但是对于新团员，则须进行特别训练的工作”。为了确保这种特殊训练工作的效果，文件要求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在“有CP组织的地方，应请其常派代表出席，向新同学做政治报告，说明我们的政策”。1926年，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团的工作应实现“组织与工作青年群众化”的指示，任弼时撰文指出：党团应从严分化，团应积极地将超过年龄规定的团员介绍加入党组织。这样就可以“使党的组织更加扩大而强固”，又可以“使团内兼党员的分子增加，从而容易实施内部教育工作”。并切实保证党对团的政治领导。1927年5月，在中国革命面临白色恐怖的最严重关头，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宣告会议“在党的领导下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远景和团的工作的新方针”，宣告共青团将继续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跟着共产党走！之后，他作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严肃地告诫全团“须注意在斗争中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且注意强健党的组织”。任弼时就是这样在实践中既捍卫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则，又制定了共青团正确的组织路线的。他曾经全面地阐述过保证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的含义：“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干部及全体团员，必须明确地深刻地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坚决执行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决议，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作风，保证全体团员及广大青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另一方面，就是要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不放弃或放松自己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职责。”他同时指出，党“在加强对共青团领导时，又应当注意青年团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不要在组织上事事去干涉青年团”。这一点，也恰恰是任弼时在建团的正确的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任弼时明确指出：“青年组织应适合青年的要求和特点。”中国的青年团组织，是应中国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事业需要而产生的。但这一组织能不能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工作方式和方法正确与否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任弼时指出：“如果我们的工作方针和方法真正做到为青年服务，学习陶行知做青年工作的办法，又专心专意地做这个工作，是会创造出办法的，也会做出成绩来的。”他在总结历史上青年团工作发生偏差错误的原因时指出：“主要是因为未去研究青年的特点，未去研究适合青年的一套方法。”并且说：“不采用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不会发展，就没有前途。”对于青年团工作如何才能适合青年特点的问题，任弼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他首先从组织工作方面着眼，指出：“要使团体能群众化，……须重视组织上的结构是否适合于与群众接近的需要”。在组织发展工作方面，他要求“我们吸取新同学之条件不要太严。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介绍之入校标准，只要他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就是对于学生，亦应较前从宽。因为我们的团体，是一个教育机关，并非政党可比。”他要求每个团员和团的工厂与乡村支部，通过详细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提出一些符合青年群众生活实际的需要，领导青年群众投身于革命斗争。但同时要注意脱离党的要求，单独去搞青年一套闹独立的偏差。“青年组织应适合青年的要求和特点”，是任弼时，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再倡导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方针。这是任弼时对共青团建设的组织路线的重大贡献。
注：摘自夏建文：《论任弼时对共青团建设的历史性贡献》，原载《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