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对青年团的理论贡献（7）：关于团的政治路线
发表日期：2011-11-04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1925年1月26日，团的三大在上海隆重开幕。l月30日，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等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由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贺昌、张秋人五人组成中央局，张太雷任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至此，任弼时正式走上了共青团中央领导核心岗位。这年3月，共产国际派鲍罗廷来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的顾问，为了斗争需要，中共中央派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张太雷做鲍罗廷的翻译，离开上海去广州。5月6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免去张太雷团中央总书记职务，由林育南任总书记，在林育南没有到任之前，暂由任弼时代理总书记。7月21日，团中央重新分工，决定任弼时为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任弼时就这样成了共青团的主要领导人。
作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弼时，在为团的建设呕心沥血的工作中，始终坚持了以党的使命为最高使命，以党的政治目标为唯一目标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党在各个革命阶段的斗争任务作为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二是在革命关键时刻，率领共青团坚定不移的维护党的领导跟党走。他说：“按实质，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总起来说，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领导并鼓舞全体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的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革命后备军……”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上海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二月罢工。3月，任弼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国际革命者救济会》，对发动学生青年向社会各界募捐，支持被资本家开除的工人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任弼时开始扎扎实实地做在工人中发展团组织的实际工作。5月15日，日本资本家竟然下令开枪，杀害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10余人，逮捕3人，一时群情激愤。第二天，内外棉厂700。工人集合，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团中央立即发动了学生声援，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复旦大学及政法学校等组成了30个小分队进行宣传募捐活动。5月24日，为顾正红烈士举行了公祭大会。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又及时向全国发出通告，号召掀起了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大运动”，指示全国各地团组织“下全体动员令”参加党领导的伟大斗争。当“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共青团组织了5万多名学生参加20万工人的联合罢工、罢课、罢市。6月2日，任弼时签发团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号召要把“此次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6月13日，团中央发布《告全国青年》书和《告全世界青年工人》书，与此同时，任弼时又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的署名文章，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暴行，阐明了“五卅”运动的性质、斗争政策、前途和对青年的希望。由于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五卅”运动后，团组织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全国团员人数由“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1925年9月的9000多人，增加了2.7倍，其中工人成分由原来不到10%增加到38%。而在全国参加罢工的55万工人中，青年工人占了一半以上。共青团已经成为团结广大青年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核心力量。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在共产党内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危害，致使革命遭受的损失空前巨大。然而，任弼时领导的共青团却因其深厚扎实的马列主义素养和对中国革命的洞察力，有了特殊的表现。1927年的4月27日到5月9日，任弼时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会上，他和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党的五大闭幕的第二天，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团的任务是应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独裁的政权，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领导工农青年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并“反对任何阶级调和和妥协的理论”。这正是党当时最需要做的事情。这期间，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拟订了一份挽救革命危机的《政治意见书》，并召集会议，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当面陈词。可是，反复三次，都被陈独秀粗暴地否决了，甚至当场把《意见书》撕毁了。7月3日的中共中央扩大会，陈独秀竟然提出了完全向国民党妥协的十一条投降主义“政纲”，遭到了任弼时等强烈反对。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停止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改组中央领导结构。8月7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任弼时出席。会上，他在继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之后发言，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发动派的总方针，党内和共青团的正确意见取得了胜利。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候，共青团和部分党员内部出现了两种错误论调。一是取消主义，认为共青团与党的职能重复，把团的干部分给党，在党内设青年部就可以了。另一种是先锋主义，认为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应该由团来干，并建议把团改名为“青年共产党”。任弼时清醒及时地指出，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两种极端的主张”，其结果“都可以削弱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阻碍革命的发展”。共青团应该毫不动摇地集合在党的旗帜下，坚决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跟着党把革命进行到底。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了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纯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政治素质，为共青团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摘自夏建文：《论任弼时对共青团建设的历史性贡献》，原载《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