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春，新民学会大部分会员面临毕业后的去向问题，许多青年都倾向于出国继续求学，而且那时赴日留学之风颇盛，罗章龙等便是这些人中的第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等饯行。毛泽东写下题为《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的送别诗（纵宇一郎是罗章龙的别号）。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他和他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希望继续升学，但是又苦于缺钱。正在毛泽东苦恼之际，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将继续来华招募工人，这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大好机会。杨昌济的来信，一下子解开了毛泽东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和响应。
1918年6月下旬，毛泽东接到杨昌济从北京来信，便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反复商量，觉得不能直接去苏俄留学，中东欧的德、奥、捷各国无产阶级又正在举行革命，也去不了，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去，既做工，又求学问，是个好办法。于是，确定由肖子升、蔡和森负责进行联系。不久，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赴北京，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很快就找到了蔡元培和李石曾，并拜会了李大钊、章士钊等人，然后写信给毛泽东，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8月中旬，毛泽东和罗学瓒等20多人动身去北京，湖南青年先后来了四、五十人，是各省最多的。由于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没做好，不能马上动身赴法国。有些人有怨言，毛泽东组织大家先参加留法预备班学习。预备班设法文、制图（为进工厂做工作准备）和数学几科。学期一年，一年后即去法国。
毛泽东和罗学瓒等8个新民学会会员，当时住北京景山东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这是一座普通的三合院民房，8个人挤在北屋靠东的一小间屋内炕上，一个人要翻身，得警告两边的人。生活很苦，但学习新知识、读书求教很方便，参加各种思想和学术活动机会很多，可以自由到北京大学听课。为了解决一个月五六元的生活费，杨昌济把肖子升介绍给李石曾做秘书，又推荐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毛泽东的工作室紧靠李大钊办公室（今北京大学红楼一楼东南角）。
毛泽东在长沙时，就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邓中夏（湖南宜章人，原名邓康）经常通信，此时邓中夏主持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接近工农群众，做教育宣传工作，毛泽东和他来往更密切了。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学术团体特别多，毛泽东除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他喜爱的课程外，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活动。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向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讲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简要内容和社会主义各种派别，还特别谈了他所了解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形，随后就回家照顾有病的母亲。为了解决生活出路，毛泽东在长沙修业小学教历史课，月薪仅够维持最低生活。他把母亲接到长沙医治，母子曾短暂团聚一个时期。
注：摘编自曹晋杰的《毛泽东与五四运动》，原载《中华魂》2010年第5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