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五四运动（三）：——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

发表日期：2012-04-04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函邀，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当时，湖北官吏极为惊骇惧怕，明令停止讲演。陈独秀只得返回北京。

其实，他并没完全获得自由，在京期间，仍受警察的监视和约束。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头戴毡帽，打扮成讨账的财主，乘着一身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赶的带篷骡车，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这就是被后人传为佳话的“南陈北李，微服出京”。

在陈独秀离京的行李中，有一本叫《共产党宣言》的英文书。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的，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把它翻译成中文。此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和他们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零零星星地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五四”这场政治风波，把一个问题鲜明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传播的各种新思想，堂而皇之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中开始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正是形势的迫切需要，使陈独秀觉得，有必要翻译出版一本完整的《共产党宣言》。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由公路出走来到天津。他们分别的时候，相约各自在南方和北方活动，组建一个政党。

随后，陈独秀乘车南下来到上海。不久，陈独秀得悉一位叫陈望道的青年正在夜以继日地开始做一件大事——翻译《共产党宣言》，不过他依据的是一种日文版。陈独秀大喜过望，立刻把自己带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托人带给了陈望道，供他翻译时参考。陈望道译完这本书，到上海找到了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把译稿转给了陈独秀。陈独秀仔细翻阅了译稿，十分满意，还动笔校对了一遍，决定作为图书正式出版。4月初，共产国际派遣魏金斯基（化名吴廷康）等人来到中国，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公开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个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担任翻译的是俄籍华人杨明斋。

魏金斯基对中国的“五四运动”多有耳闻，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信息又格外关注。他们在北大图书馆会谈时，便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倾心交谈，坦诚相待。魏金斯基对李大钊说，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这句话与“南陈北李”一个多月前所商的“计划”不谋而合，李大钊当然认同和向往。然而，他历来是个认真、稳重的人，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从者甚众，闻名国内的风云人物，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陈独秀更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所以，李大钊立即写了一封信，介绍魏金斯基去上海同陈独秀商谈。

4月下旬的一天，陈独秀正在给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商讨有关建党的事，妻子高君曼突然前来通报：有一男一女两位俄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说从北京特地前来拜访。来人正是俄共（布）远东局驻海参崴处派来的代表魏金斯基和夫人，还有翻译杨明斋。3人带来了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高兴地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来访正是求之不得。”魏金斯基和陈独秀举行了多次密谈。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讨论建党的时候，提到准备出版《共产党宣言》，但印刷费遇到了困难。魏金斯基当即决定，从带来的共产国际的经费中抽出一部分帮助印刷。

陈独秀同魏金斯基的此次会面，加快了在上海乃至南方建党的步伐。5月的一天，陈独秀见时机成熟，便秘密召集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开会。他开宗明义地说：“守常（李大钊）在北京已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我们也不能落后。我提议，上海是不是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共产党的建立作好组织准备，你们意见如何？”众人一致赞同，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研究会的负责人。

6月中旬，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负责人，并起草党纲10余条，明确指出党要“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1920年8月的一天，天气酷热，陈独秀渔阳里的寓所却门窗紧闭，这里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会议。参加发起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等，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北大学生张国焘作为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联络人，来往于京沪之间。8月底，陈独秀将上海的建党情况告诉了张国焘，让他转告李大钊，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复信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此时，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印刷出来了。由于排印疏忽，封面上的书名“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但这本小书的发行，终于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多年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响。

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时叫“社会党”。9月1日出版发行的一期《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成见》一文。文中用的名称是“吾党”、“社会党”。陈独秀曾致函北京大学张申府，商谈组织政党的事，并征求党的名称的意见。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叮嘱，“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李大钊）可以谈”。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你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张申府的信大约是11月下旬从北京发出的。后来和陈独秀又谈到党的名称，陈独秀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照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

当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伊始，陈独秀便倡议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让发起组内最年青的俞秀松任书记。不久，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州等地也都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旧中国，处于黑暗中迷茫的青年为真理所召唤，不少人来到上海，登临《新青年》编辑部，希望陈独秀指条光明之路。陈独秀曾安排这些青年在上海发起组开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杨明斋为公开的负责人，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教授日、法、英文，陈独秀也常来讲课。这些青年学成后多是送往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中不少人由苏联回国后，成为忠诚的革命家。

正当他积极筹组中国共产党时，粤桂战争爆发。粤军司令陈炯明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一向赶时髦追时尚，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自然对陈独秀格外青睐，早想请陈独秀来广东。11月1日，他郑重发出邀请信，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陈独秀对广东素有好感，认为它是革命的策源地，很想去广东任职。于是，陈独秀安排好上海的工作，前往广州。

次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他们同李达和上海发起组商量，希望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集中各地的代表，讨论、决定党的建设和任务。李达便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开会的通知。陈独秀接到李达、李汉俊的通知信后，立即在谭植棠家召开会议，他说广州的一些事比较忙，自己又身兼大学预科校长职，目前正在争取一笔款子，用以修建校舍，如果此时离开，那么这笔款子就会成为泡影，所以不能去上海参加会议，只有让陈公博和包惠僧作为代表去出席会议。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大家还是一致推选他为中央局书记。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说：“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注：摘自吴志菲的《“五四领袖”陈独秀的红色传奇》，原载《党史文苑》2009年第5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