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间

一般认为，1920年11月，即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一个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其依据为发表于1921年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该文略谓：“因为交通上的阻碍……所以我们久想和世界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联络，但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我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4个月，现在团员已过半百之数”。据此文标识时间即1921年3月前推4个月，即为1920年11月，这个时间与张国煮的回忆大体是一致的。

中共草创时期，学说纷陈，遍地都是主义，加入共产组织的也鱼龙混杂。当时北京的团组织里竟混入北洋政府的密探，这就有了为大家所知道的关谦、载德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况给当时北京卫戍司令部步军统领、后任卫戍司令的王怀庆的报告。这两种档案共八件，综合起来推论，则北京团组织成立应在1920年夏，不出上述诸人回忆折中的时间。载德的回忆称，“（1921年）11月26日下午7时，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北大楼第一教室开恢复大会……临时公推罗章龙为主席，略谓：本团自去岁夏间成立，当时团员有百人之多，层（曾）作有成绩，且与俄国派来代表屡次接洽，并举何孟雄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团大会，因中途被捕，事无成功。后因学潮，校中闭门，无地开会，及同志纷纷出京。且前书记张国涛（煮）久在粤沪间活动，无人招集，以至无形消灭，已半年矣。”按：这里提到的团员数字与何孟雄起草的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的“半百之数”不一致，可见1920年夏建团与1920年11月恢复建团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另按：张国焘受李大钊派遣于1920年7月13日启程经天津、南京赴上海，和陈独秀商谈建党事宜，并于8月底回京。这与上引载德报告张久在上海活动，无人招集以至团陷于停顿是一致的。我们据此还可以推断，张国熹在创团中确曾担任书记，罗章龙不过是在1921年11月再次恢复团的活动会议上被推为主席。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才造成二人歧异的回忆。

但仅有此一件档案仍然孤证不立，尚需别的材料来佐证。新近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有力地说明了至少在1920年8月17日以前，也即包容了载德密报的1920年夏，北京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根据1920年4月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信（信署明时间地点为1920年8月17日于上海）称：“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近两周，在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一系列学生会议，会上讨论了把所有革命激进团体联合起来的问题。今天，北京在举行中国（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目的是彻底解决联合问题。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因为前几天，我们同一些较有影响的会议代表进行了协商，并且我们最终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负责人布龙斯太因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更明确指出：“组织部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为使革命学生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该部做了大量组织工作。由于我们在中国各个城市召集了一系列的学生会议，8月17日终于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等个市的学生代表会议，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又说：“东方民族处主席团通过上海分部向社会主义青年团提出了加人青年共产国际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答复。”

2．青年团内部的组织特点

在非基督教运动以前，“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是自修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生团体”。此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这与健全组织有很大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最初，北京团组织与上海不同，“上海青年团最初只有一个四人组成的主席团共同领导团的全部工作”，而北京实行委员制、四股制。1921年l月后上海建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教育、组织、调查、编辑、宣传、联络、图书八个处。又在1921年4月初建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承担筹备全国大会的任务。

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四次大会，也采用执行委员会制度。此时，北京团员已发展到55人，李大钊、顾文萃在会上提议，“本团事务日渐纷繁，实际上发达亦得很快，所以应急极进行的手续，势必多起，兹拟设立一个事务所……使总机关成立，以利办理”。会议决定把以前实行的委员制、四股制改正为执行委员会。“设置委员11人，分书记一人、会计一人、组织三人、教育三人、出版三人”。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刘仁静当选书记及各委员，李大钊、郑振铎当选出版委员。会议决定，每周执行委员会集议一次，大会每月一次。改组的目的是“旧有的四部制及委员制有互无关联之弊”，“将来本团人数增加，势必不能人人俱负事务上之责任，或因此影响本团精神若改行执行委员制，则可以免此二弊”。会议提出力戒“本团像少爷似的平民集合”之弊，决定多吸收工人、中学生加人。这种组织体制，又于1921年10月间上海总团提出改组任务后，进一步扩大为七个委员会，开始强调“研究与实行并重”。“一个团员，同时要担负研究评议执行三种责任”，“故本团组织，评议与执行不分离，所以无议会制度的弊病，采中央集权制，所以无地方分权的弊病。一方又采委员制，所以无少数专制的弊病。本团……也要经过一种研究工夫，所以无普通社团随意挂名的弊病。”

1921年12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委员会，邓中夏为书记，确定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分书记、经济、宣传三部，“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之组织，按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原则组成之，但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1922年3月，团地委召开大会，改选贺恕为书记，罗章龙、刘仁静、黄日葵、缪伯英、陈为人等为委员，我们见到的1922年4月北京团的文件，即《贺恕给子由的信》说，北京团经过“增改章程”，执行委员会主要设有6个部：书记、出版、宣传、调查、劳动、妇女（撤消原庶务，增设）。此为北京早期青年团组织大体情况。

一是党团不分。据朱务善回忆：“我们只知道SY是共产党的预备学校，而忽视了青年团是共产主义青年本身的组织，除却政治路线应当听从共产党以外，他们也应有自己关于青年本身的单独工作。”当时的李大钊及上海的陈独秀都经常参加团的活动。在接纳党员时，也先把他们放在团里考察。一定意义讲，当时团员有预备党员的某些特点。

二是组织的不严整性，没有摆脱松散社团的特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说，“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倾向，并没有确定了那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例如，无政府主义的陈德荣、王伯时都曾人团，最典型的莫过于参加曹馄贿选的国会议员胡鄂公投机政治，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今日》，也一度被吸纳人团。在1921年北京青年团的恢复会议上，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提议：“前时本会无多大成绩与进步，皆因党派分歧，宗旨不同，如无政府党、工团党不能一致。今先立章程最宜，标明信任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专政为宗旨。”但邓中夏、黄旦初、何孟雄则主张不宜严分界限，因同恨现制度之不良，皆行革命为第一步，宜“协力同心，以有多数相助为宜”，立定章程无果而终。

三是频繁解散。没有明确章程是解散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分子如此复杂……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到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这个1921年5月也是北京团停顿的时间。从关谦、载德等人的密报看，解散原因主要还有经费困难，团的成员尤其主要领导进出无定等。关谦在1921年4月2日、25日，王怀庆在1922年11月7日的报告中历述团的活动会议主要议题为经费问题。另外，根据朱务善等人回忆，北京青年团把解散作为一种自我保护，一旦混进密探或组织成员不纯即召开全体会议宣告解散，而可靠成员仍照样活动。

四是影响及于周边地区。在北方，由于党的领导人、青年导师李大钊的巨大声望，北京团在李大钊领导下，在帮助周边地区乃至中国北方建团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先后帮助天津、唐山、太原建立团组织。1920年11月，李大钊委派张太雷去天津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址在今天津建国道91号，后因张去苏俄中断。后来，于方舟在李大钊帮助下，将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天津建党打下基础。受北京党的委派，北大学生、青年团员李树彝曾赴唐山帮助建立团组织。1921年4月，高君宇受李大钊派遣，回太原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订立章程。这些活动，推动了北方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

注：摘自王亚春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时期几个问题掇拾》，原载《北京党史》2000年第5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