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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及活动(1):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及活动

发表日期:2012-06-24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1.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19204月,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来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商谈了在上海建党的工作。为了沟通中俄两国间的关系,他们决定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6号)建立中俄通讯社(后改称华俄通讯社),由魏金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于是,由杨明斋、陈独秀出面,租下了霞飞路渔阳里6号。此前,渔阳里6号是戴季陶租住的(1919年入住),他在玻璃窗上还写了几首诗。1920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8月上旬,又成立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两组织的负责人都是陈独秀,活动地点就设于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

据李达回忆:“1920年夏季,内地有许多青年脱离了家庭,离开了学校,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的邵力子。党在上海发起以后。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S.Y.),并租定渔阳里6号作为容纳青年的住所。并介绍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派俞秀松同志(党在上海的发起人之一)负责支持。”

1920822,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新渔阳里6号成立,俞秀松、施存统等8名成员为第一批共青团员,最年轻的俞秀松为书记。“由于是国内最早建立的青年团组织,因此担负了组织、发动和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团任务。俞秀松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这个章程分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要求各地建团。不久,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也陆续建立了团组织,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1921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对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起到了发动和指导的核心作用。192111月,青年团临时章程中明确规定:“在正式团的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团的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2.开展革命活动

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以渔阳里6号为主的,但党中央基本上也在这里活动,甚至人比较多的会议也在这里开。开会有时在客堂里,有时在厢房里。开会时,大家搬了一只椅子聚在一起就谈,也没有一定的形式。有许多传单印刷品都在这里印,所以当时有两三架油印机,写蜡纸用的铜板等等都齐全的,不过都是日本掘井腾写堂的货色。

成立后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

1)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刘少奇、任弼时、李中等约20余人是在这里加入的团组织。

2)创办中国第一所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据许之桢说:“为什么要办学社呢?一方面是做好党的掩护,一方面是可以发展组织。所以外边的人也可以参加学习的。”19209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团中央机关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为了不引起怀疑,外国语学社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由本华人教授,读音会话有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额满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语者请速回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19217月,外国语学社又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刊登“外国语学社添招新班”的广告:“本社添招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学生各一班。有志向学者,请即至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报名,每班报名者满念名以上即行开课。报名费一元;学费每月二元。”实际上学员都是经各地进步组织介绍,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浙江、安徽、湖南的居多。学生人数少时二三十人,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张太雷、汪寿华、谢文锦、王一飞、梁柏台、李启汉等。他们大都半工半读。

周伯棣回忆时这样说道:“我到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学习是在1920112019215月份,是俞秀松介绍的,以前我和俞秀松是同学。我在杭州,因为父亲失业了,家中经济发生困难,俞秀松写信给我叫我到上海半工半读,我就从杭州到上海,进了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记得我当时就和俞秀松两人住在亭子间里,俞秀松叫我管图书,每月有6元工资,听说这笔钱是沈雁冰同志等的稿费,用这笔钱买了许多书,多余的就给我作工资,我就一面管图书,一面学俄文,准备到苏联去学习。”1982年,曹靖华回忆:我们这个班,上课时在渔阳里六号,下课就各自回到三个省的同学住宿处。我在S.Y.读书时,只我一人是河南人,因我是从安徽来的,所以我就住在安徽同学的住处。我记得好像是在法租界南成都路附近一间大房间,没有家具,没有床铺,就睡在地板上。我在这个外国语学社学习,既没交学费,也没交饭费和宿费,全是S.Y.包了。

据许之桢回忆:新渔阳里比老渔阳里造得迟,所以当时整个里弄房子都还是很新的……6号的大门口挂着一块“外国语学社”的木牌子,二尺来长,一尺光景阔,白底黑字。据包惠僧回忆:“学校没有立案,为我党初期的联络接洽与一些半公开活动的机关。”室内布置大致为:“客堂里地板漆得很漂亮,放着一张圆桌,几只靠背椅子,是硬的(注:不知是何种式样)……课堂后面有一块紫红色的板壁(注:据我们调查是六扇屏门),板壁后面是扶梯,再后面便是灶间,灶间的布置记不清楚了。楼下厢房里有写字台,也有长桌子,(注:不知是否就是现在的会议桌?即上海所称的大菜台?)凳子、椅子方的长的圆的都有,并不一律。前厢房对着天井的墙壁上挂有一块黑板,厢房后面还有一小间,是做厕所的,自来水也装在这里。(注:据我们调查自来水是装在后面小天井里的。)楼上中间,厢房,亭子间都做宿舍,床铺也不一律,有用木板的,有用棕棚的,也有睡地铺的,有的挂帐子,有的不挂。”

当时的俄老师王元龄于1959319到渔阳里6号来时回忆:“当时用的黑板没有现在那么长、阔,约140公分长,80公分阔,课桌式样,大小差不多,是这样的,桌面上没有放笔的槽槽,颜色记不起,好像不是一样颜色,也有黄的,但不显明,近深咖啡色。我是1920年春季哈尔滨毕业的,7月份回上海,冬天杨明斋同志到我的地方来接洽,过了阴历年约二月份,初春我到这里教书,未到大热天约阴历五月份就结束,我来上课时间是下午,吃饭后。结束后,起初据说到法国去,后来知道他们是到苏联去,他们在路途中还用俄文写信给我,这些信现在都找不到了。”19213月底,俞秀松接受青年共产国际的邀请,受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前往苏俄。他这次到苏俄的任务,一是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二是以青年团书记的身份,先行到苏俄联系中国共产党派送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的事宜;三是自己到苏俄学习。

3)筹备成立中国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191964,祥生船厂400余工人率先举行罢工,声援学界。在短短几天内,上海机器业有1万多工人参与罢工斗争。在江南造船所当锻工的李中,曾参加过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接触过陈独秀,并积极在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9月,李中在《劳动界》上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提出“要成立一个大团体”的主张。李中被吸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后,就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在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机器工会的筹组工作。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帮助下,103,由李中任书记的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于新渔阳里6号召开发起会,选举产生了机器工会理事会,通过了由李中与陈独秀共同起草的《上海机器工会章程》。决定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今自忠路225号)暂设事务所筹备处。1121日下午,上海机器工会借白克路207号(今凤阳路186号)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陈独秀到会演说。1214,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世界工人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罗卜郎来信祝贺。正式会所后设白尔路吉益里(今太仓路119弄)。成立后的机器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4)庆祝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的筹备活动在这里进行。1921417,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启汉在新渔阳里6号,与上海工界各团体组成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会,大型活动虽因29日法租界巡捕房查抄而未成功,但仍分散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记得1921年‘五一’节时,我们印发了许多传单,预备在这里开会,岂知被法巡捕房注意了,派了许多包探来,比我们开会的人数还多。那时我们一批都是青年,还不大懂这些关子。后来得知四周都有包探监视我们,就把刚刚从别处送来的大批传单又赶紧车到别处去。包探进来搜查,他们也搞不清楚什么国际党和共产党,只把一些印有马克思像的书籍全部都拿走了,说这是国际党的东西。另外还有许多共产党宣言,因为书面上没有印马克思像,他们都不要。最初的共产党宣言是由日文翻译过来的。其实当时这里像克鲁鲍特金、无政府主义、安娜琪主义、工团主义、什么书籍都有,也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书籍。过了一天,巡捕房又来搜查,他们看看都是些青年小伙子,也没有一个老年的或显要的人物,所以没有抓人,但把我们都关在这屋子里,不许吃中饭。”

据许之桢回忆:“庆祝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是在这里进行筹备工作的,印了四五万张传单,由我雇了黄包车(人力车)到渔阳里,到渔阳里弄堂口时,发现法国包探在对我们进行监视,我立即回头车回去。包探在五一节前后几天到渔阳里6号进行搜查,但并没有捉人。当时屋内有共产党宣言,还有人像,他们认为是党的材料带走了,大多数是安南巡捕,也有中国包探。五一节那天,我们把传单拿到天后宫、闸北和永安公司等处散发。我是到永安公司去发的,那时我还在渔阳里6号。那时我们组织了十几个单位,也有学生,但是包探巡捕开来了红汽车和武装包围了渔阳里。”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我们还把上海的‘五一劳动节’用‘克里空’的作风点缀得轰轰烈烈,发了好几十封油印品到外埠的报纸、学校。有外埠的报纸又反映到上海来,起了一些鼓动群众的作用。”19213月,上海第一次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筹备会议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陈独秀的妻子君曼发表演说。

此外,这里还是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五四运动中影响巨大的上海学生联合会于191969迁到新渔阳里14号,并把《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部设在20号。19199月上海各界联合会发行的《正义周刊》、1925年五卅运动中发行的《救国日报》也曾设在新渔阳里内。沈卓吾也曾住新渔阳里8号。

 

注:摘自刘雪芹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初期的革命活动》,原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12月号。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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