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放的社会环境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团一大”的召开，在20世纪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中国青年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全国性的青年组织，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组织，带动广大青年在中国人民现代历史奋进中谱写下光辉的篇章。广东独特的地理、历史、经济和政治环境，对广东近代新青年的成长影响很大。广东青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之所以能掀起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决不是偶然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壮丽的历史变革，每时每刻都在启迪着后人。“团一大”的召开，对当今的共青团有着丰富的启示。
近代史上，屡遭侵略的广东与英勇反抗的壮举同存，广东人民最早举起了武装反抗外来侵略的义旗，这对广东近代青年的成长影响很大。
自广东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后，广东青年受剥削受压迫深重。青年工人往往一人干两份以至四份工也不能养家活口。大量的童工则没有工钱领，失业是常有的事。高额的地租，繁重的苛捐杂税，苦役、兵役和各种勒索，把青年农民压弯了腰。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彭湃曾经指出：“地主虎狼的掠夺，军警无厌的苛勒，日甚一日，惨痛百般，不可言喻！”在这畸形的社会里，工农青年受苦深重，“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得房子可住，生活上至穷到苦的景遇，通通放在工人的肩上。”受教育的权利更加没有，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重重压迫下，贫苦青年“对于现在教育，早无丝毫享受的机会了！”广东青年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深仇大恨，一旦动员组织起来，就会有很强的革命性。
广东青年受革命思潮的影响早。近代广东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对广东一代新青年的影响至为深远。广州万人禁烟大示威，虎门销毁鸦片的壮举，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香港工人阶级的反法大罢工，湛江人民抗法斗争中关于“寸金桥”的事迹，深深地印在广东一代青年人的脑海里。广东的杰出人物，如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等英雄们，百日维新中的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等等，给广东青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这一切，对广东一代新青年的成长，无疑是个有效的催化剂。
广东青年得社会新风气之先。广东毗邻海外，海陆交通方便，历来外出求学的青年较多，省内外、海内外互通信息较快，有较多的言论自由，广东青年能较早较快接触到世界社会新风气，用新理论、新思想、新文化来思考救国救民的问题。太平天国年轻的干王、广东人洪仁玕所以能提出《资政新编》，最早提出学习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倡导搞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康有为、梁启超所以能提出种种变法图强的主张而成为百日维新的领袖；孙中山所以能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和实践民主共和的政治方案而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领导者；梁启超在不到30岁时的1902年至1904年所以能多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年仅20岁的朱执信所以能在1905年就能成为初步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内容于中国的第一个中国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生活在广东沿海城镇，就读于省城、港澳和海外，有较早地接触新思想、新文化的条件和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
广东独特的环境，使广东青年能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10多天，广东人民就知道了。《广东中华新报》报道说：俄国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将“尽废弃”“与诸外国所订现行条约”。沙皇政府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被废除，这是天大的好事。广东对此感到高兴。特别是中国最早产生的产业工人——粤港海员，他们航行于世界各地，得社会新风气之先，很早就得知俄国革命胜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消息，受到极大鼓舞。当时为海员（后来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的苏兆征等年轻海员还专门随船到海参崴作进一步的了解，从而加深认识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深信只有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完成人类的彻底解放”。广东报界还发表评论，阐述列宁领导的“人民代表委员会政府”的成功之道。报界预测：中国所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将“较他国为尤甚。”广东深受影响，进而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使许许多多的广东青年得以在火热的社会变革中锻炼成长。
综观人类的近代史，欧洲文艺复兴、日本明治维新、美国南北战争等重大事件，无不伴随着外来思想、思潮、文化、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从宽容到兼容，进而改造成功，从来哪个闭关锁国的国度，能够成功地走上现代的民主自由之路。特别是人类在告别了、摒弃了封建社会，在新的生产力替代没落的生产关系、改选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历程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自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凝聚人类文明的崭新成果，也是步入工业化社会时期崭新的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
20世纪初，对待一种崭新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有人宣传，有人传播，有人信服，进而发展为有人愿意为之奋斗终身。广东的青年看到了曙光，激励青年树立起雄心壮志，一批批热血的青年，愿意为理想而探索、为理想而奋斗、为理想而献身。
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各种思潮的引进，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信奉者就确有其人。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进步思想的交流，孙中山数度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瞿秋白会面，与共产国际的代表见面，讨论共同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商谈国共合作的战略性命题。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先进思想的传播，20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表达“我们最膺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选择，是经历了思想的交锋、社会实际的比较、汲取了教训的结果。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得以在广州召开，源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提议：“大会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1］开放的社会环境，可以允许外国的革命者阐述自己的观点，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和朝鲜青年团代表太洪也在“团一大”发表演讲。开放的社会环境，诞生未满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能够在广州“团一大”公开地作宣扬《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讲演。
开放的社会环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伟大实践。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经历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培育起国人开放的胸怀、开放的意识、开放的观念，以政府为主导营造开放的环境，确立一系列开放的政策，开放引进的理念、开放引起的思想潮流、开放引进的先进文化、开放引进的投资资金、开放引进的科学技术，既需要有宽容的胸怀，海纳百川，又需要在兼容和吸纳的过程中加以改造，加以利用，为己所用，为中所用。
在当今，开放的社会环境创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也指引着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发图强、立志成才。
参考文献：
［1］谭平山：《致
二、发展的经济社会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里，广东受海外经济的影响，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鸦片战争前，广东是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外国资本的入侵，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催生了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如著名的继昌隆缫丝厂（筹建于1872年）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创办人是陈启沅（华侨，南海县简村人）；继后有裕厚昌丝厂（创办人陈植榘、陈植恕，设厂在南海县简村对岸的学堂村，创办于1877年），华侨投资创办的广州电灯公司（创办人是黄秉常，台山县人，建于1890年）。
广东各地还开办了许多民办轻工业：佛山巧明火柴厂（1879年，创办人卫省轩），日产1000多盒。1898年，广州石围塘的义和火柴厂，年产火柴6万箱。继有广州芳村的太和火柴厂，马涌桥的吉祥火柴厂，番禺县的振兴、广中兴火柴厂等。宏远堂造纸厂（广东近代最早的一家造纸厂），1882年，南海盐步水藤乡商人钟星溪发起成立造纸股份公司，该厂1889年正式投产，日产纸62担。1879年创办的汕头豆饼厂，日产200块，以后增至400块。民族资本还投资于开矿业、轻工业。潮汕铁路是中国第一条民族资本创办的铁路，创办人是爱国华侨张榕轩（煜南）、张耀轩兄弟，历经三年，于1906年11月16日正式通车，全长42公里。1906年动工的新宁铁路，由旅美华侨陈宜禧倡筑，1911年全线竣工通车，全长120余公里。与此同时，广东地方官办的广州机器局（南方一家颇具规模的军事工厂）、用机器大量铸造铜钱和银币的广东钱局等，对广东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20世纪初，广东地方经济缓慢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出现了一个向上发展的势头，进入所谓“黄金时代”。据当时的海关统计，广东的进出口贸易1919年开始为出口顺差。在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在广东投资设厂、开办企业。《简明广东史》［1］记载，仅1921年记录在案者，日本在广东合资开办了五家企业。广东受海外经济和不断兴起的革命运动的影响，地方工业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发展，以纺织业尤为突出。如广州在五四运动前，“织造土布厂微乎其微，仅数十家”；“五四”运动后，蓬勃发展，“可谓之开土布厂一新纪元”。到1921年春，机头达8万多部。而佛山一地，在欧战期间，也仿造东洋机器开土布厂六、七十家，到1922年，机器土布行达130多家。同时，广东的麻织业、丝织业也有新的发展，产品远销欧美，“大得美人欢迎”。仅1921年2、3两个月，粤丝推销纽约达1500余担，约值华银200万元。在电力工业方面，原来广州市电力公司有旧发电机13部，只有3300匹马力，后来从美国购进两部新机，增至6600匹马力。到1921年，广州市的发电能力近1万匹马力，不仅满足市内需要，还可供应南海盐步、官窑等地。此外，广东的制造、陶瓷、橡胶、玻璃和肥皂等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20世纪初广东经济的发展，培育了大批的产业工人，卓有成效地推动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步入历史的舞台，引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革；20世纪初广东经济的发展，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提供着经济支援。
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从实施灵活措施、特殊政策，到创办经济特区，不断深化的改革使广东率先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至21世纪初叶的当今，广东经济在全国的比率已经占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世界所瞩目。
参考文献：
［1］蒋祖缘、方志钦主篇：《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三、先进的思想文化
随着广东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提出了以“富强救国”为核心内容的救国方案，出现了早期维新思想。其改革主张主要有：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主
20世纪初的广东，随着“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在思想文化领域曾出现一派生机。1920年10月创刊的《广东群报》，成这广东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一面旗帜。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既参加发“五四”运动，又参加了新思潮的研究活动；夏天毕业后回到广东后，创办《广东群报》，作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团结教育青年的阵地，公开主张：对政治要实行根本的革新，对各种的社会问题要实行根本的解决。
被视为南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杨匏安，利用他在广州当时规模较大、影响较著的《广东中华新报》当记者之便，在报上《世界学说》一栏，发表了41篇文章，广泛介绍了唯心论、唯物论、一元论、多元论、实证论、实用主义、机械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内容所及，几乎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流派。其中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一文中，杨匏安说：马克思所著《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圣典”；他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原理，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这篇长文从1919年11月到12月4日，共刊登了19天次，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刊于1919年1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差不多同时问世。文中明确指出“是故社会制度之改革，必不能持其社会之理想，而必由阶级之战争”，只有阶级斗争，才能废除现行法律，废除私有财产制度［1］。杨匏安的宣传活动，不但反映了广州地区先进青年的思想要求，而且对当时正在深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为后来广东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20世纪初，广东的教育也有相当发展。追溯民国初年，广东的教育经费每年不过30万元。1916年教育经费增至88万元左右，新建立了一些学校。孙中山返粤后，陈炯明聘请陈独秀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使1921年的教育经费骤增至150多万元（各市、县教育投资尚不计在内），把广东的教育引向一个兴盛时期。公立高等专门学校有广东高等师范、农业专科学校、法政学校三所，并拟筹办广东大学；私立的有法政、公医两所；师范学校增设了省立师范六所，市立师范一所，并在原各师范增设了一些班级；实业学校有省立甲种工业、甲种商业和市立专业学校等多所；中学有省立14间、县立36间和私立13间；还有小学几千间。这些学校为广东的中共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培养了大批人才。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作品，地方剧种如粤剧、潮剧、琼剧、汉剧也作了一些改进，新兴的文明戏和电影也传入了广东。彭湃等人曾在东江地区创作了《田仔骂田公》、《“五一”劳动节》等革命歌谣，流传甚广。在美术方面，先后成立了“国画研究会”，研究西洋画的“赤社”、“美术研究会”等团体，“岭南画派”更著称全国。
广东的中共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建立后，先后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劳动与妇女》（周刊）、《青年周刊》、《新学生》、《琼崖旬报》、《琼岛日报》、《新海丰》、《赤心周刊》（油印）、《真善美》（香港周刊）等革命报刊，并成立了“爱群通讯社”（1923年5月解散）、“黎明通讯社”。1923年7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创办了机关刊物《前锋》。此外，许多革命报刊诸如《新青年》、《向导》、《先驱》、《中国青年》等也纷纷传入广东。这些革命报刊的创办和传播，促进了广大青年思想觉悟的提高，给广东的社会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与此同时，大量的进步书籍也在广东涌现，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剩余价值论》、《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传》、《列宁传》、《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纪实》等。这些著作，都是广东青年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理念，造就了轰轰烈烈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局势；用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理念武装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胸怀理想，执着地追求，一批又一批的先进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理念，还要敢于同各种错误的观点、腐朽的思想交锋，在比较中宣传正义、抵制没落，在较量中辨别谬误和真理。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窗户打开了，学习人类先进思想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同时，也有些灰尘、苍蝇进来了，能够正确地面对挑战，明智地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确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真理的漫长征途中智慧的结晶、伟大的成就；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21世纪中国的文化环境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和改善。已由单一的政治文化和宣传文化发展为教育文化和精神文化，已由民族文化和经典文化发展出企业文化和精英文化，已由物质文化和休闲文化发展出健康的关系文化和大众文化。中西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文化发展的融合与多样性，使文化的冲突性减弱，而文化的建设性增强。
参考文献：
[1] 李坚、曾庆榴：《杨匏安》，载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卷）。
四、坚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奋斗方向、奋斗目标；理想信念是一面旗帜，是人的灵魂，是精神支柱，是人生不竭的动力；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前进奋斗的方向。
坚定的理想信念源于对真理的追求。“五四”运动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高扬“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旗帜的同时，又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他们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促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密切地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走入一个崭新的天地。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也锤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成为民族解放事业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
1921年中共“一大”后，决定加强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暂时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团中央职权，领导全国建团工作。广东中共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谭平山，“受了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十一、二月间，先行联络同志，至今年一月开第一次筹备会，当时到会者有五十八人，修正章程，分途联络，至二月开第二次筹备会，人数已经达一百四十人。”［1］经过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梁复然，王寒烬、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嵩、张善铭、周其鉴等一批老团员分途联络，积极准备，建团工作进展迅速，革命青年纷纷要求入团。从1921年冬到
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励着对伟大事业的执着。1920年8月，广州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与合作共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矛盾、冲突，1921年4月下旬以后陷于停顿，无形中停止了工作。曲折和弯路在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先锋队战士面前，成为了激励的动力。中共“一大”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广东中共党组织于1921年12月开始了紧张的重建广东青年团组织的工作，抓紧在广州以至全省范围内发展青年团组织。到1922年3月，单广州市就有青年团员400多名，其中包括学生工人、军人和妇女，同时已派人去肇庆、佛山、梧州、新会、东莞、蕉岭等地组织分团。1922年5月召开“团一大”时，全国已经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地方有十七处：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广州、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安庆、杭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等。在全国各地初创青年团组织的进程中，广东建立的地方青年团组织是最多的。
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励着对伟大事业的忠诚。在全国各地青年团组织纷纷建立起来，革命斗争逐步展开后，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于1922年2月12日开会，议决在上海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鉴于上海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直接统治下，开大会很不安全，而广州的社会比较安定，也比较自由，同时为了扩大广州团组织的影响，促进今后广州及广东青年运动的开展，遂由谭平山致函团的临时中央，建议将这次大会改在广州举行。此建议被采纳，广东团组织遂开展筹备工作。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5月5日至10日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5人，代表15个地方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导下，初步成为一个政治上先进，组织上较完整的青年革命团体，并在短时间内做出一定的成绩。1923年11月，在中共三届一次会上得到肯定，团的“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各项活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参加。”［2］1924年3月底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届二次扩大会议也说：广东团的工作是全国三个最好的地区之一［3］。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能在短暂的时间表现其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组织方面及工作方面的显著成绩，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国民革命形势的影响，广东的政治局势比较稳定和群众基础较好等因素外，主要还是在于广州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中孕育了一批坚强的共产主义先进分子，他们较早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经受过革命运动的锻炼，积累了建团工作的经验，他们善于团结、依靠先进青年，从而成为重新组建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坚。
广东青年历来以创风气之先而勇立时代的潮头。广东青年历来以朝气蓬勃而显示青春的活力。广东青年历来以锐意进取而富有浪漫的激情。如果说，敢于建议将“团一大”在广州开会，这需要革命者的勇气、胆略，这是广东中共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敢为天下先，开风气之先河，创下的伟业；那么，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广东的青年团组织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创下了无数的业绩，彪炳着后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富有前瞻性地参与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有力地促进广东农民运动的开展（1924年）。在国民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勇于参与性地直接组织农民自卫军，参与工团军的建立，出师北伐，随军参战（1925年）。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组织农村青年突击队，激发和调动农村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5年），组织以农村青年为主体的农业科学试验，在生产劳动中发挥青年的聪明才智（1960年），广东的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在改革开放时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解放，率先改革共青团组织对共青团员的管理模式，“共青团员证”制度成为全国的首创（1986年）。为活跃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广州地区大学生的首届“校园歌曲”演唱会，这是国内高等院校学生自己举办演唱会的首举（1986年）。为丰富青少年的文化活动，共青团广东省委在广州天河城广场创建全国第一个以青少年为活动主体的广东青年文化广场（1997年）。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形势下，为弘杨广大青年的无私奉献精神，确立青年志愿服务的法律地位，《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的实施，率先于全国的探索和尝试，成为中国首部青年志愿服务的地方性法规（1999年）。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青团广东省委承办了以弘扬民族精神、致力振兴中华为主题，体现民族特色、时代风貌、青年特点的首届中国青年文化周（2004年）。
中国在面临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初创之际，必然带来价值观的转换与适应和价值观的更新与冲突问题，甚至还会产生许多自相矛盾、两难选择的价值观令人困惑不解。在当今，要坚定理想信念，关键是要帮助广大青年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谭平山：《“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中央局报告》1923年11月。
［3］1982年《学术研究》，《广东最初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研究》；《广州青年风云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1984年10月。
五、历史的启示
回顾近一个世纪青年团的发展历程，综观广东青年工作的历史，予以当今的共青团丰富的启示：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广东青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广东青年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前提。用先进的理论和科学的知识教育青年、培养青年，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业长盛不衰的大事，也是青年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用先进的理论和科学的知识武装广大青年的头脑，就是要帮助广大青年坚定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现代化建设的本领和技能，才能培养千千万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结合广东的实际，结合广东青年的需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广东青年工作战胜一切困难的思想保障。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锐意创新、变革、进取，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探索适合实际需要的工作模式和发展道路，青年工作才能冲破一个个难关，克服一项项困难，取得一步步的进展。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挥各级共青团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青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广东青年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组织保障。把广大青年团结在共青团组织的周围，组织青年，服务青年，引导青年，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带领广大青年在实践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注：摘自曾锦华《善于把握机遇才能创造历史》，载自《纪念建团85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六、成果及意义
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团一大”）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一）制定和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等六个决议案。明确了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作为团的政治纲领，与党的奋斗目标保持一致，以更好地协助党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此外，团章规定了入团的基本条件、团的组织原则以及对于拒绝履行团员义务和责任者的处置办法等等，使团成为严密而不是松散的组织。
（二）议决加入“少共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使中国青年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
（三）选举产生了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此，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的正式成立。团的诞生，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使青年团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具有相同的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开辟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新纪元。其重要意义：
第一，为青年团的发展壮大打下坚实基础。参加“团一大”的25位代表，来自全国15个地方的团组织，代表5000多个团员。经过90年的奋斗历程，现在已发展到拥有7000多万团员的全国先进青年组织，发挥了青年先锋队和突击手的作用，井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
第二，为中国青年运动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团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曾召开会议，研究“团一大”的指导方针和明确会议召开的重要意义，同时把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新认识传达给青年团，使团的纲领更加准确和鲜明，保证青年运动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团诞生后，即带领团员、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跟随党投身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历经大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为党的忠实助手和后备军，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此后，又继续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始终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前列，为中华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和力量。90年的历程，团一直紧随时代而前进！
第三，为后代青年作榜样。“团一大”25位代表大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正值豆蔻年华，风华正茂。他们怀抱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不避艰险、不畏辛劳、艰苦创业，为把全国的青年组织起来，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准备工作。他们的业绩是可歌可敬的。虽然，后来他们各人由于种种原因走上不同的道路（其中有9位代表先后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他们是：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俞秀松、许白昊、梁桂华、王仲强、王振翼、李树彝，占代表的三分之一），但毕竟把一个具有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创立起来了。先辈们的创业精神，尤其是牺牲精神影响深远，激励和鼓舞了一代代青年人觉醒和奋起。正是在共青团的大学校里，培养和锻炼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人才，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
注：摘自刘子健的《“团一大”的成果和意义》，载自《广州市纪念“团一大”召开9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七、青年团整顿的历史缘由
90年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团组织正式建立的标志，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从各地青年团早期组织建立到全国统一的青年团组织正式成立，其经历并非一帆风顺。青年团的早期组织由于团员的政治信仰不一致，致使团的工作无法开展下去。在党的领导下，各地青年团早期组织经过思想和组织整顿，明确了建团的宗旨，实现了青年团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纲领上的统一。回顾青年团第一次整顿的曲折历程，正确评价这次整顿的历史意义，对深入研究中国青年运动史，对今天共青团的组织建设不无裨益。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首次整顿始于中共一大之后的1921年10月。这是青年团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团组织思想、组织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与青年团初创阶段受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有密切关系。
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早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创始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就对发展中国青年运动，在青年中培养党的后备力量和挑选预备党员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把创建青年团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目的是“从中挑选预备党员”［2］。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后，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派党内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主持社会主义青年团组建工作，并函约全国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共产党支部和成立青年团组织。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等8人正式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担任团的书记。团的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此后，上海青年团向各地社会主义者寄发团章，联络各地发展组织，建立青年团。随后至第二年春，北京、广州、长沙、武汉、天津、济南等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建立。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都是由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青年组成。他们受五四运动前后汹涌而至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热衷于谈论社会主义、追求社会主义，但是许多人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提倡的社会主义有何区别还不甚了解。杰出的革命青年彭湃，早年也“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五四运动后，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既宣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曾亲手画了一幅克鲁泡特金的巨幅肖像，与马克思的肖像一起挂在教育局内。“1921年五一劳动节，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进步人士，曾共同发动各行业工人罢工，示威游行”，“当时永汉路（以前叫‘双门底’）（笔者按：现北京路）曾挂上两个大画像，一个是马克思，一个便是克鲁泡特金。”［3］正如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份文件指出：“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倾向，并没确定了那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因为分子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4］这种情况，在广州、北京两地尤为突出。蔡和森在提及党、团组织建立初期的情况时说：“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故党内此时既无一致的思想，简直闹得不成样子”。“在广东、北京每一次开会均有争论，并且有时甚至动武，组织上表现的非常冲突”［5］。
鉴于青年团员因信仰和宗旨不同而发生冲突，严重影响了团组织工作开展的情况，陈独秀等党的领导人认为：“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共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关于他们目标和原则的宣言，而他们的目标和原则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背道而驰的。”［6］
在1921年4月前后，各地青年团组织由于团员的宗旨不一致，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加上经费和人事的变动等原因，工作一度出现停顿。这是青年团组织创建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波折。但是，事物往往有其两面性，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变成好事。当处于筹建阶段的青年团组织涣散，工作难以继续进行的时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着手研究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确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并派出党员加强对各地团组织工作的领导。同年8月，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回国，根据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关于加强对团工作的意见，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领导人一起，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整顿和恢复工作的重任。
参考文献：
［1］施复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2］《李达谈1920-1923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57年1月，《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1982年2月编印，第133页。
［3］《郑佩刚的回忆》，见《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第52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1922年5月，《“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5］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6］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1921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八、青年团整顿的主要内容
青年团的整顿主要在指导思想上、组织建设上和行动纲领三个方面进行，通过整顿，达到促进团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健全团的组织机构，统一团的行动纲领，建立全国统一的青年团组织的目的。
在党的领导下，青年团的领导人吸取了1920年初创阶段因团员宗旨不一致而导致工作难以展开的经验教训，从团的思想建设着手整顿团组织，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7］。
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大的北京、广州两地青年团组织，经过思想整顿，统一了认识。在北京，1922年1月15日，由邓中夏、刘仁静等共产党员担任主编的青年团机关报《先驱》创刊，随即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投入了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想流派的激烈论战，并以较大的篇幅对青年团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先驱》在加强团的思想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团员，统一全团的思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广州，由于有孙中山建立的革命政权，政治环境相对自由，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广州，直接领导青年团开展思想整顿，分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团组织很快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早在1920年12月至1921年9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就通过演讲或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使社会主义者从思想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在广东省公立政法学校作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对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了剖析，并着重批评了无政府主义，指出“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行不通的路”。1月22日，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在《群报》发表《致
张太雷主持青年团整顿工作开始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从思想建团入手整顿团的组织，明确团的指导思想，“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研究与实行并重”［9］。1922年1月15日，广州举行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国际青年运动的先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会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公开大力宣传团的宗旨，说明团的性质和任务，发出了恢复和重建青年团的号召。同年2月26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青年周刊》创刊并公开发行。《青年周刊》的《宣言》向社会声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最膺服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10］
从1921年10月青年团首次整顿工作开始，至1922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全国就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有共同信仰，有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共同目标的青年团组织17个。青年团的思想整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青年团整顿的第二项内容是健全组织机构，恢复和发展各地团组织。青年团的早期组织分散于各地，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构。鉴于这种情况，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俞秀松向大会提出：“团近期的任务是建立紧密团结的中央领导机构，以集中全团领导和监督团的活动，研究一些问题并向地方支部发出指示。”［11］青年团整顿工作开始后，张太雷主持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各地团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之，为本团之一部”［12］，从而使全国团组织有了一个统一的临时领导机构，为青年团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还规定了地方团的组织设置，要求各地方团分为若干委员会：“一、劳工运动委员会，二、农民运动委员会，三、学生运动委员会，四、妇女运动委员会，五、军人运动委员会，六、政治宣传委员会，七、社会教育委员会。以上各委员会，各地方团得依各地情形及临时需要增减之”［13］。这就使各地青年团组织有相对健全的机构，青年团临时中央的各项工作部署有相应的机构负责贯彻落实。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2000团员，”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的领导要“依新章从速进行”［14］在党的指导和督促下，各地青年团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迅速开展。
制定明确统一的行动纲领，是青年团首次整顿的第三项主要内容。由于各地青年团早期组织成员学生居多，因而所从事的工作大多以学生为中心开展，往往停留于“坐而论道”、“高谈学理”。张太雷在提及这段历史时曾说：“青年团在从前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说完全是‘学生团’”［15］。因而不免有“空谈”者多，实际行动者少的情况。有鉴于此，青年团临时中央在对团组织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的同时，明确提出了青年团的行动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标明：中国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这就表明，青年团不能仅仅“坐而论道”、“高谈学理”，而是要“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团体的目标志在参加实际运动”［16］。《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更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的革命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该纲领还规定了“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工人和农人在各级议会和市议会中应获得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应有绝对的自由权”［17］等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行动方针。由于有了明确而又统一的行动方针，广大团员积极投身实际运动，锻炼了自己，团结了群众，巩固和发展了团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后来曾致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称赞说：“青年工人群众间的实际工作使你们得以巩固发达，从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变成几千团员的广大组织”，“中国的青年团已成能组织群众运动的团体，这是你们实际运动中胜利的事实。”［18］
参考文献：
［7］《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1922年5月），《“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8］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1921年1月15日，《独秀文存》第一卷547页。
［9］《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的答词》，《青年周刊》第四号，1922年3月22日。
［10］《青年周刊》（创刊号），1922年2月26日出版。
［1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12］《先驱》第五号，1922年4月1日出版。
［13］《先驱》第五号，1922年4月1日出版。
［14］《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1921年11月），《“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页。
［15］《对于青年团的意见》，《先驱》第七号，1922年5月1日。
［16］《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的答词》，《青年周刊》第四号，1922年3月22日。
［17］《先驱》第八号，1922年5月15日。
［18］《青年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89页。
九、青年团整顿的历史意义
青年团的整顿，使团组织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统一，成为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促进了团组织的恢复和发展。1921年10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谭平山受上海总团的委托，领导广东青年团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至1922年3月初，仅广州一地，团员就发展到400多人，佛山、肇庆、梧州、南海、汕头、海丰、蕉岭、琼州等地分别恢复和建立了团组织，全省团组织的整顿和恢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东园召开成立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来宾共3000多人出席。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从1921年12月开始整顿、重建，1922年4月改称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达200多人。至1922年5月，上海、北京、广州、武昌、长沙、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安庆、杭州、潮州、佛山、梧州、新会、肇庆等17个地方陆续恢复和建立了团组织，团员总数达5000多人。
青年团的整顿，使全国地方的青年团组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召开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青年团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1922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演讲，号召广大青年“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发挥马克思实际运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19］陈独秀的讲话，表达了党对青年团组织思想建设的明确要求。
团“一大”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六个议案，选举产生了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第一次以文献形式表达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精神，明确提出了“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即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方针；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各种运动当协同各种青年团体共同工作”，表达了建立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意向［20］，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而这些政治方针和策略，都是在1922年4月召开的党团干部会议上充分讨论并确定的。因此，青年团第一个纲领确定的政治方针，既是党对中国国情有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的结果，又是党给青年团指明的政治方向。
青年团首次整顿的历史还昭示我们：青年团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否科学，决定了青年团事业的成败；团员在思想和信仰上是否一致，直接关系团组织的兴衰。因此，团的建设要以思想建设先行。党对团的领导关键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党组织要牢牢把握团工作的政治思想方向。团组织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只有这样，青年团才能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有所作为，团的事业才能兴盛和发展。
参考文献：
［19］《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20］《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1922年5月，《“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32-33页。
注：摘自黄穗生的《青年团历史上的首次整顿及其意义》，载自《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团一大专刊。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