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一大参会代表研究
发表日期：2014-06-08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一、参会人员总数
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一大”）在广州东园召开。根据当年《先驱》第八号及《新青年》九卷六号上的报道：“出席大会的代表为二十五人，代表着十五个地方团。”
这二十五位“团一大”代表是谁？经中央档案馆赵朴等同志的长期努力，确认了可查到的有文献记载二十一人名单：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许白昊、方国昌、俞秀松、易礼容、王振翼、陈子博、谭平山、莫耀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谭植棠、金家凤、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梁复燃、陈公博[1]。因而此后有不少中国共青团史，中国青年运动史书籍或相关研究文章，在谈及“团一大”代表时，往往都将此二十一人名单列出，写为“×××……等二十五人”。
直至前苏联的档案解禁，“团一大”二十五名代表的名单也随之公诸于世。他们是：张太雷、方国昌（施存统）、蔡和森、邓中夏、俞秀松、谭平山、王仲强、许白昊、王振翼、李树彝、陈子博、张仲毅、谭植棠、易礼容、梁复燃、金家凤、陈公博、张绍康、吕一鸣、张继武、莫耀明、叶纫芳、李峙山、梁桂华、谢英伯[2]。
在此25名代表名单全部确定之前，对已确定的21人以外的4人是谁，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有些错误的判断，造成较大的影响。笔者对近几年来所收集到的有关“团一大”代表的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现将对涉及“团一大”代表的几个问题的个人意见公布于下，以求教于青运史研究专家、学者。
参考文献：
[1]赵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前后的若干问题》，载《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二辑，第23页。
[2]李玉琦主编：《中国共青团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二、高君宇没有参加团一大
一些较权威的人物传记、高君宇年谱及中国共青团史、中国青运史书籍、文章都称：一九二二年五月，高君宇“到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3]而作此种论述的文章，均没有注明依据的出处。
为此，笔者查找了大量有关高君宇的资料，发现此说法最早出自于施存统在1956年12月的回忆。为了便于分析，特将施存统关于“团一大”的回忆全文录下：“一九二二年五月，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团员是重新登记的。这时在北京、天津、太原、上海、湖南、湖北、广东……都有了青年团的组织。大会代表当中，我记得湖南省有刘少奇、易礼容（毛主席那次也到广州来了，他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北京是邓中夏和范鸿劼，上海是俞秀松、张秋人，广东是谭平山、陈公博，太原是贺昌、高尚德（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和我也参加了。蔡和森同志在大会中起了很大作用，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可以说这个口号青年团比党提得早。大会选出了俞秀松、蔡和森、沈泽民（作家沈雁冰的弟弟），贺昌、高尚德等为团中央委员。由我担任团中央书记，从‘一大’到一九二三年的‘二大’期间，团中央经常在一起工作的有四个人，就是俞秀松、张太雷、沈泽民和我。”[4]
笔者经广泛查找有关史料，认真核实，认为此回忆的内容很多是错误的！范鸿劼、张秋人、贺昌、高君宇都不是“团一大”代表，也没有参加“团一大”。“团一大”会议期间，张秋人在上海[5]贺昌在太原[6]而北京的代表是邓中夏和金家凤，而非范鸿劼，沈泽民和贺昌在“团一大”上也没有当选为团中央委员。贺昌是于1922年12月才被新增补为团中央委员的[7]。至于沈泽民则是1922年9月8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办好《先驱》报的问题，决定成立《先驱》编辑会：总编辑——方国昌；编辑员——张太雷、俞秀松、陈独秀、沈泽民、杨贤仁、蔡和森[8]此后，施存统经常与沈泽民、俞秀松、张太雷一起编辑《先驱》报，而施存统却将沈泽民误忆为团中央委员。而且，沈泽民在“团一大”期间在上海，根本没有参加“团一大”会议[9]。至于说到刘少奇是“团一大”代表，毛主席到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则更是错得离谱！毛泽东当时一直在湖南从事革命工作，并没有到广州，更没有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0]。而说刘少奇是“团一大”代表，也并非事实。1957年2月，曾于1956年12月访问施存统的罗征敬同志曾问过刘少奇同志。刘少奇答复说，没有参加过团的一大[11]。在施存统发表此回忆的1956年底，毛主席和刘少奇都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按常理来说，对他们的革命历史的叙述应是十分慎重、力求准确的。但施存统的回忆却极不靠谱，那么，对他这份关于“团一大”的整篇回忆的准确可靠性则要大打折扣了。再加上如前所述其他回忆不实之处，整篇回忆更是难以令人轻易相信的。自然，对于其中所述高君宇是“团一大”代表的说法也应打个大问号了！
施存统关于“团一大”的回忆不准确，是有客观原因的。除了因时间久远（已过去了34年），记忆上难免出错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施存统长期健康状况不佳，造成记忆力衰退有关。
施存统年轻时就被脑痛的怪病所折磨。1923年8月，他在“团二大”上又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他就因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力辞团中央的工作，而到上海大学教书[12]。1954年，他又因病辞去劳动部副部长的职务，担任全国人大一、二、三届常委，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因劳累过度而瘫痪，多年卧病[13]，这些疾病严重影响了他的记忆力，因而他的回忆出现较大误差就不足为奇了。在1957年，他在回忆中又曾将参加“团二大”的南京代表谢远定说成是曹刍[14]。
既然施存统这份关于“团一大”的回忆不准确，那么，其中关于高君宇是“团一大”代表的回忆是对是错呢？这还要用史实来证明。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团一大”期间及其前后的历史资料，以及有关高君宇生平活动的资料，都没有发现能证明高君宇参加过“团一大”会议的任何资料。
1922年4月底，在广州召开了来参加全国劳动一大及“团一大”的中共党的领导干部会议，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启汉、施存统、张太雷及各省党组织负责人谭平山、邓中夏、邓培、许白昊、易礼容等20余人出席。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党对即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以及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15]。以高君宇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及作用来看，如果他来广州参加“团一大”，是应当参加这次会议的，但却没有关于他参加该会的任何线索，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当时并没有到广州。更有力的证据是1922年5月的“团一大”代表报到名单[16]，25人中并没有高君宇（或高尚德）的名字，这充分说明了高君宇并非“团一大”代表，而北京团组织的代表是邓中夏和金家凤。再看“团一大”第一次筹备会议出席者名单、总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分工名单[17]，以及“团一大”开幕会来宾签到名单，都没有高君宇（高尚德）的名字，都说明了高君宇没有参加这些活动。
高君宇没有来广州参加“团一大”最有力的证据是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1922年5月10日晚，“团一大”的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当选的原则，选出了高尚德（高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5人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林育南、张秋人、冯菊坡3人为候补委员。
次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决定书记人选、委员分工、团中央机关所在地等重要问题。对于如此重要的会议，团中央执行委员没有十分特殊的原因是不应缺席的，而5位团中央执行委员中有4位到会，唯有高君宇缺席，这也说明高君宇当时不在广州。
5月12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细则》，而这次会议又是仅有高君宇一人缺席，这就更加说明了高君宇当时并不在广州！
尤其是5月11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中有一项：“决定俞秀松、蔡和森、方国昌3人住上海；张椿年、高尚德2人住广州，高尚德未到以前，以候补委员冯菊坡代理其职务”[18]。这就明确无误的说明：直至5月11日，高君宇（高尚德）还没有到广州，至于何时能到，还需一段时间后，故需要候补委员冯菊坡在广州代理其职务。实际上，直至6月30日，高君宇也还没有到广州[19]。
团中央迁至上海后，据史料记载，团中央于5月22日至6月14日召开的几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高君宇也没有参加，这说明他当时没有在上海。而从6月18日起，高君宇开始参加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而且凡会必到，再没有缺席（6月18日、6月23日、6月30日、7月7日、7月15日、7月26日、8月2日、9月2日、9月8日、9月16日、9月24日、10月30日[20]这充分说明，高君宇对参加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是十分重视的，除非有重要原因，他一般是不会缺席的。而他缺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次会议，正说明他当时不在广州。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蔡和森、高君宇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在10月30日的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蔡和森、高君宇、俞秀松提出的辞职，由朱务善、阮永钊、贺昌3人任团中央执行委员。此后不再任团中央执行委员的高君宇就基本上不再参加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但他于1923年2月22日、3月20日、4月1日、4月12日、5月10日、5月14日、6月27日曾代表中共（CP）中央参加过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以上大量史实可以说明，高君宇没有参加“团一大”会议，而是缺席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的。
1922年5月10日下午两点四十分，“团一大”代表大会，曾讨论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的办法。决定到会代表每人至多各提一人，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过半数通过。当晚七点半召开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俞秀松提议高君宇，邓中夏表示支持。投票结果是高君宇以最高票（16票）当选[21]。这反映了高君宇当时在青年团中的影响和地位。缺席当选，是有先例的。在中共一大会议上，陈独秀就是缺席当选为书记的。而且在“团一大”高君宇缺席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的同时，张秋人、林育南也是缺席当选为候补委员的。
从现在能查找到的关于当年高君宇活动的资料来看，说明他没有时间到广州参加“团一大”。1922年1月，高君宇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到俄国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大会执行委员。大会于2月2日闭幕。会后，高君宇及部分代表又留俄数日，继续与俄共、青年共产国际及各方人士接触，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实践。直至4月，高君宇才从苏俄绕道柏林，巴黎从海路回到国内。回到北京，高君宇就和北京各界人士李大钊、邓中夏、陶孟和、谭熙鸿、高一涵等200多人发起非宗教运动[22]，不久，成立了非宗教同盟。该同盟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为骨干，广泛联系北京各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的知名人士，会员很快发展到300人以上，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几乎全部参加了非宗教同盟的组织和活动。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清华大学开幕，北洋政府派兵保护会场。青年对此非常气愤，纷纷集会反对。李大钊、邓中夏、肖子升和李石曾等12人作为发言人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阐明了非宗教者的立场。北京的非基督教运动公诸报端后，各地的声援电文纷纷而至。上海、武汉、天津、广东、直隶、杭州、保定、唐山、厦门、南昌等地的非基督教团体也纷纷建立，形成了自“五四”运动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青年学生运动。4月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收场。为进一步消除这次大会的不良影响，北京非宗教同盟于4月9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演讲大会，到会的中外人士约1000余人。当天，李大钊发表《宗教妨碍进步》一文，批判了宗教麻醉人们灵魂的消极作用。为完善和规范组织机构，5月10日，在北京大学第3院正式召开了非宗教同盟成立大会，到会者500余人，会上通过了同盟章程。李大钊、蔡元培、邓中夏等30多人被推举为干事。6月18日，经过非宗教同盟的第一次干事会讨论，决定召集全国非宗教总同盟大会，筹备创办月刊，举行定期演讲等活动。同月，北京非宗教同盟编辑出版了《非宗教论》，收录了李大钊、陈独秀、罗章龙和肖子升等人的文章，尤其是介绍了马克思“宗教是人群的鸦片”这一著名观点[23]。
高君宇当时任中共北方地方委员会委员[24]，又是非宗教同盟的骨干力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他又非“团一大”代表，所以他极可能在京参与领导这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没有到广州参加“团一大”。
高君宇家乡长期致力于高君宇革命生平研究的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早就持此观点：高君宇没有到广州参加“团一大”。该研究室于1986年10月编辑出版了《高君宇文集》。在该文集“编者说明”中称：“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曾得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山西省博物馆、太原市委宣传部资料室等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我们还编写了‘高君宇生平活动简表’作为附录收进文选，并在史实上作了核实。”可见他们是认真下了功夫的，“高君宇生平活动简表”也是经过认真核实的。
该“生平活动简表”有个特点：在提及某次会议时，基本上都是写“参加”或“出席”了××会议，但却有极少数例外，即不用“参加”、“出席”二词。如：“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与李大钊、罗章龙等二十五人参加会议，并当选为组织委员。”“五月二十日，在李大钊住宅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临时会，……”“七月一日至四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年会，……”而在提到“团一大”时，就属例外，是这样表述的：（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被选为中央委员。”还有，“七月二十二日，被选为少年中国学会后补评议员。”[25]这就明确表明，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认为：高君宇没有参加“团一大”，而被选为团中央委员的。
在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与太原电视台于2001年拍摄的关于高君宇的电视专题片《启明星》中也明确说明，高君宇没有参加“团一大”。但由于他在团内的影响和威望，而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央党史出版社于2004年1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也如此表述：高君宇“1922年1月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对此非常鲜明：对“莫斯科……代表大会”明确写明“参加”；而对“团一大”，却不提“参加”二字，只讲在“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高君宇并非“团一大”代表，也没有到广州参加“团一大”，而是在“团一大”会议上缺席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的。
参考文献：
[3]《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4]《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200页。
[5]倪兴祥编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226页。
[6]《贺昌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4页。
[7]《贺昌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8]《张太雷研究史料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9]《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二辑第209-211页，1983年出版内部资料。
[10]《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月版，第92-95页。
[11]《金华县文史资料》第十辑《施复亮百年华诞专辑》第97页。
[12]《金华县文史资料》第十辑《施复亮百年华诞专辑》第46页。
[13]《金华县文史资料》第十辑《施复亮百年华诞专辑》第83页。
[14]《中国青运史辑刊》2005年第1期，第13页
[15]《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16]《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319页。
[17]《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321页。
[18]《张太雷研究史料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186页。
[19]《张太雷文集（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20]《张太雷研究史料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86-191页。
[21]《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2辑，第26页。
[22]《高君宇年谱》，载《中共党史资料》第五十九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174页。
[23]《北京青年运动纪事1919-2004》，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60页。
[24]《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2004年版，第154页。
[25]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高君宇文集》，1986年编辑出版，第154-156页。
三、李启汉等4人并非代表
前文已述，“团一大”25名代表名单全部确定以前，许多共青团、青年运动史书籍及文章都最多列出21人名单。而唯有《广东青年运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44页）列出了25名“团一大”代表名单，除已经考证、基本公认的21人外，该书认为其余4人是：“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梁鹏云、李启汉、彭大汉、吴海棠”。
他们4人是“团一大”代表吗？不是。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工人组织，而非青年团地方组织，不可能派出“团一大”的代表。而且，现已公布于世的25名“团一大”代表报到名单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此外，还有大量史料证明他们4人是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是作为来宾，与许白昊一起参加5月5日在广州东园召开的“团一大”开幕会暨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及欢迎全国劳动大会代表的大会的。他们中的一人在来宾签到薄上签下了五人的名字。此外，在签到薄上还有许多劳动大会代表的签名。
根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李启汉、彭大汉、吴海堂、梁鹏万（非“梁鹏云”）都是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
李启汉于1921年8月就任中国劳动组合部书记部干事。1922年1月，从上海到广州，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5月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案》等提案，均为大会通过[26]。
彭大汉是汉口人力车夫总会出席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在大会上提出了《组织全国人力车夫联合会案》[27]。
吴海堂是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出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他在大会上提出了《中国在相当时期内的劳动运动，只作经济运动，不与闻政治案》，并与李树彝联合提出了《订定中国劳动歌及劳动旗帜案》[28]。
而梁鹏云，则应是梁鹏万之误。中文繁体字草书，“雲”与“萬”字容易混洧。广东省工运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的文章《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经过情况及其影响》中写道：“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名单中，主要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国焘）、李启汉、梁鹏万……。”[29]
梁鹏万，广东中山人，1912年进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当学徒。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6月与邓培等发起成立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同人会，任评议部长。1920年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成为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团员之一。1922年1月代表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同时在莫斯科经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回国后被派到上海，在劳动组合书记部从事工运工作。4月去广州参与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30]。
而梁鹏云，也确有此人，但他当时仅是候补团员，并没有到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和“团一大”。
因而，可以断定，李启汉、彭大汉、吴海堂、梁鹏万都是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而非“团一大”代表。
参考文献：
[26]《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4-515页。
[27]《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5-6页，发表时间：1922年5月24日。
[28]《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5-6页，发表时间：1922年5月24日。
[29]《广东党史资料》第十六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30]《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7页。
注：摘自高云鹏的《“团一大”代表辨析》，载自《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团一大专刊。
四、谢英伯等三人确系代表
为何长期以来，谢英伯、叶纫芳、梁桂华、李峙山的“团一大”代表身份难以确定？这是因为在前苏联历史档案解禁，“团一大”代表报到名单公布于世之前，缺乏证明他们四人是“团一大”代表，参加了“团一大”的历史资料。
原来考证确定“团一大”21名代表的依据主要是现存的1922年5月5日“团一大”开幕会上的代表、来宾签到名单，及“团一大”前后各地方团组织与团临时中央、团中央通讯的内容。而以上4人的名字，在开幕会签到名单中却查找不到。笔者分析，这是与谢英伯、叶纫芳、梁桂华同时又参加了全国劳动大会有关。谢英伯不但是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而且是主席团成员之一[31]。叶纫芳作为“团一大”的代表，同时又参加了全国劳动一大，并在参加劳动大会签到时明确写为：“潮汕社会主义青年团叶纫芳”[32]梁桂华是佛山理发工会的会长，他还联合土木建筑、裱联、皮革和制饼等工会，成立了佛山市工人俱乐部[33]，他当然会积极参加全国劳动大会的议程和活动。
全国劳动大会于5月1日至6日召开，而“团一大”于5月5日至10日召开，其中5月5日、6日两天两会是重叠的。
5月1日下午“团一大”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时，广州代表仅陈公博一人参加，而谭平山、谭植棠、谢英伯及潮汕代表叶纫芳、佛山代表梁复燃、梁桂华都没有参加[34]，这是因为当日全国劳工大会代表偕同广州工人群众数万人举行示威大游行。12时在第一公园开大会，会后全市大游行，晚上举行提灯会，参加者五万人以上。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谢英伯所在的互助社都是这天活动的主体。据当年《广东群报》报道：谭平山“亲担大红旗先行”、“次有互助社色马，各社员演扮各种魔鬼……。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化妆亦大有可观，团员数百人随同巡行。……至各工会狮子等物，则多至不可胜数。而参观巡行之男女不可胜计。及晚间之灯会，良独辉煌。牌灯如鲫，其热闹情形与日间巡行同一状况云”[35]。可以想象，组织如此大规模且内容丰富的群众活动，广东青年团组织必定会全力以赴，故广东团组织的骨干谭平山、谭植棠、谢英伯，潮汕团组织代表叶纫芳、佛山团组织代表梁复燃、梁桂华都要参加以上活动，而没有参加“团一大”筹备会议，仅有陈公博代表参加会议。
5月5日，全国劳动大会仍在广州河南机器工会开会到十二时，下午一时代表们到东园参加“团一大”开幕会暨欢迎劳动大会代表会。当时与会的劳动大会代表有上百人，各界人士赴会者共达1500人。而在来宾签到簿上签名的仅为少数，有相当多的与会者没有签到。而同时又是东道主的广东代表谢英伯、叶纫芳、梁桂华、梁复燃，应有不少事务要参与，要和不少与会者应酬。特别是谢英伯既是广州工人互助社的领导，又是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团成员。而梁桂华则要接触关照许多从邻近广州佛山来的工人，则应更为繁忙，因而他们没有在大会来宾签到簿上签到是可以理解的。
而李峙山，实际上她早在“团一大”会前已被确定为天津团组织的代表。赵朴同志早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前后的若干问题》中分析到：“天津地方团出席一次大会代表的确定，也有一个过程。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天津团写给施存统的信中说：已‘举定李峙山女士为赴会全权代表’，并已将天津S.Y.的详细计划及提案交给李峙山。但是在得知会议改在广州举行以后，三月二十八日又写信说：‘经费实在困难’，如不能解决，‘则将以书信表示意见或委托北京代表为代表。’据此，我们分析天津团出席一次大会代表由李峙山改为吕一鸣，当在四月上旬”[36]。
这个分析结果有误。实际上，天津团组织的代表不是由李峙山改为吕一鸣，而是二人都是天津团组织出席“团一大”的代表，并来到广州与会。这可能是由于后来经费得到解决，故二位代表都来参加会议。
李峙山最终决定来广州与会，很大可能是与后来决定全国劳动大会也在广州召开有关。1922年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报刊上发表了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12日“向全国各地劳工团体”发出开会“正式通知”，决定5月1日起，在广州市召开5天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37]。而李峙山的丈夫、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代表谌小岑决定参加全国劳动大会，于是李峙山就与谌小岑一起来广州与会了。
但李峙山到广州向“团一大”报到后，却于5月3日犯病住进了广州东山医院，直至会议结束后，故未能参加“团一大”会议[38]，因而在现存的“团一大”会议期间的史料上就没有关于她的记载。故以前难以确定她为“团一大”代表。直到历史档案中“团一大”代表报到名单公诸于世后才得到确定。
参考文献：
[31]《广东党史资料》第十六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32]《广东党史资料》第十六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
[33]《广州英烈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34]《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
[35]1922年5月3日《广东群报》：要闻《劳动节之空前大会》，复印件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36]《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2辑，第24页。
[37]《广东党史资料》第十六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178页。
[38]《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注：摘自陈彩琴的《一次劳大、团一大对中共二大的影响和作用》，载自《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第8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