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青年帮派及犯罪青年采取的措施，目的是为了起到遏制作用，但是这些措施也威胁着人权和民主的进程。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经说：每日的暴力是人类正义的溶剂。今天，几乎在每个拉美国家发生的暴力都真实地证明了这个观点，表明了每天暴行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
在那些地区，贫穷的青年人比任何人都更有可能被卷入这种暴力，成为犯罪者或者受害者。自拉美独裁政府倒台后20多年来，人们燃起了很多期盼，也促使其为建立理想的民主而奋斗，但现在的社会氛围显然还存在着阵痛。为了抑制犯罪，提倡对穷人和年轻人使用严厉的镇压手段，并将此说成是反对犯罪的正义战争，这种做法在当地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在此背景下，人权支持者遭到的不是威胁、排斥，就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强烈质疑。
其中原因并不令人费解。虽然司法领域有所改进，通过民主引入了相对公平公正的选举程序，但是对于千千万万的拉美人而言，每天所面对的现实仍旧是尚未制度化的法律。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大，已经脆弱的国家福利降到了最低限度，加深了大众的不安全感。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拉美的暴力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甚至于在武装冲突地区所发生的暴力事件早已超过了故意伤害罪。儿童和青年人面临的状况尤为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凶杀案件的一项研究数据表明，全世界范围内，拉美青年被认定为是最有暴力倾向的群体。在拉美，被杀人数中大约29%是l0-l9岁的青年人。已有的数据表明：拉美地区的21个国家中有l0个，被杀致死成为这一年龄段的第二大死因。年轻人被杀比例是全国的三倍。比如在委瑞内拉，95%的被杀者是男性，其中有54%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媒体的报道以及拉美领导人的政治议程都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年轻人卷入犯罪活动和帮派的现象，无疑已经上升为拉美国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通过分析青年暴力的原因以及政府已经实施的举措，可以看到：青年暴力及其社会反应与拉美民主化的缺陷密切相关。
拉美中部的帮派
在拉美中部，青年暴力行为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在过去几十年中兴起的青年帮派有“马拉”（maras）和“潘迪拉”（pandillas）。在大选活动中大肆曝光的“马拉帮派”令人担忧。为了镇压帮派活动，当地政府煞费苦心地拟定了极其严厉的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国际人权组织的关切。事实上，在有组织的武装团伙不断扩张的形势下，由“马拉帮派”现象可窥视出拉美地区存在的青年暴力问题，同时也让人们借机反思拉美国家的应对措施所引发出的共同问题。
最近开展的一项针对青少年暴力的研究调查，是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收集“马拉”帮派以及“反马拉”计划的信息。在开始之前，调查人员已经意识到这些地区的暴力问题。但是搜集信息、阅读资料、做统计是一回事，而与“马拉”成员及其家庭、当地警察、人权组织、法官以及当地政府进行面对面地交流则是另一回事，其中还包括访问了洪都拉斯当时的总统里卡多·马杜罗（Ricardo Maduro），他是对青年暴力推行铁腕政策（manodura）的倡议者之一。
从这三个国家以及巴西所目睹的情况表明，暴力所带来的可耻的破坏性影响，使那些声名狼藉的人被贴上了标签，难以找到一种恰当、客观的方式与年轻人、穷人、被压迫者交谈，容易简单地把他们当作罪犯，或者从遏制其反抗的角度与之交谈。和其他学者一样，布迪厄认为“由于较早地、经常性接触暴力，易酿成暴力倾向”。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这是对贫民区生活最为悲惨的影响。和其他的青年帮派一样，“马拉”是由一些具有共同经历的社会成员组成，他们会根据生存的环境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和目的。第一个“马拉”团伙出现大概在二十多年前，但该组织在最近才转变成为社会安全隐患。
“马拉帮派”基本是由l6-25岁的青年组成。他们通过建立并实施帮规来保持忠诚度，规范帮内行为。大多数“马拉”成员都有永久性的标志：比如纹身、特定的肢体语言、另类的服装，以示有别于其他敌对帮派。“马拉”成员经常卷入武装暴力，然而政府对于帮派成员的数量、帮派对公共安全的真实影响方面的统计严重失真。在拉美中部的调查过程中，用同一方法从不同来源得到的数据都会相差200%。
从当初研究青年暴力现象开始至今，关于帮派成员的界定就使研究人员苦恼不已，而一个清晰的概念界定有助于那些想用“帮派”这个词实施歧视的人。与传统的街头团伙中那些牟利组织区别开来的一个特征是，他们涉及犯罪行为，这经常反映了帮派成员共同的经历。
当你是一个“马拉”成员
在拉美中部，与青少年的讨论清楚地证明：一些相同因素导致了“马拉”成员的人生经历，这也是他们参加帮派组织的根本原因。大多数帮派成员来自最贫穷人群，没有机会得到合适的教育，放弃了学业或者被学校开除。
拉美中部一所大学的民意研究机构对萨尔瓦多大城市中l025名帮派成员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他们中75%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其中就业的人中，仅有一半拥有稳定的工作。被调查对象中只有33%的人完成了高中学业，大约76%的人辍学。
在联合国的这项调查工作中，所访问的很多青少年来自破碎的家庭，面临家庭暴力，很多人甚至从未想过要找一份正当工作。“马拉帮派”成员在其所在社区内大多有过犯罪前科，但他们在帮派斗争中却有严重冲突。
拉美的悲惨现实是，被剥夺者领导的暴力常常发生于同样处于不幸中的同胞之间。青年帮派经常利用暴力来满足自身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加重了其所在社区中业已存在的暴力程度。比如，在巴西，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凶杀事件多数发生在工人阶层中，很少有白领或精英阶层被杀，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成为暴力的对象。
这不是偶然现象。每天发生在家庭、工厂、街道、办公室、警察局和监狱的暴力，包括青年帮派的暴力，从根本上分析，是由于经济结构、收入集中结构性种族主义所导致的内在暴力。这迟早会表现为犯罪、吸毒、酗酒，以及每天大量的种族冲突，包括帮派冲突。
政府实施苛刻的经济政策将进一步加重家庭及其子女生活状况的下降，其中包括一旦左翼掌权会采取的经济政策。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詹姆斯·维吉尔（James Vigil）提出，“多元边缘化”影响着“马拉帮派”。战后，地区和平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全球化进程中诸如经济重组、民主转型等问题却加剧了贫穷人群的边缘化在与“马拉”成员的交谈中，常常听到一种历史的回声，似乎是内战时期暴力形式的重现。
20世纪80年代，拉美中部的暴力冲突造成了大规模地区移民，主要是迁徙到美国。其中大量人群遭到驱逐又回到拉美中部，这个过程造成了归属感迷惘的青年一代，他们大多生活在北美边缘地区，经常遭到歧视。从民族认同上讲，他们既不愿归属于拉美又不愿归属于萨尔瓦多或者洪都拉斯。这些剧变的结果是拆散了家庭纽带、当地社区生活网络以及仍旧保持着相互影响的地区联系。
由于教育缺失、普遍失业或低就业率、社会投资的匮乏等原因，造成社会联系日益淡漠，继而被一种贫民区文化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拉帮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些已经销声匿迹并且一去不复返的社会元素的重建。这种社会联系的重建需要巨大的创新能力，但这构成了青年人沉重而可怕的包袱。整个拉美地区的帮派成员数量在不断增长，同时他们还能轻易地得到轻武器。在多数经历过冲突的国家，小型武器轻易扩散，这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该地区发生暴力致死升级的主要原因。在巴西，l0年间被杀者中，年轻人的比率增长到77%，主要是源于枪支在暴力事件的普遍使用。
求助于镇压手段
中美洲国家政府对“马拉帮派”问题的反应已经产生了重要并且负面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拉美国家将对青年暴力采取日益从严的镇压手段。公共安全已成为主要的政治问题，政策制定和选举运动都以严厉的“反马拉”政策为主旋律。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刑法的更新和修改，都对“马拉帮派”成员或者非法组织的罪行采用了特殊的定罪量刑标准。
这些法律措施已经走得太远了，仅仅是刺有纹身、穿着另类、街头涂鸦就足以让青年遭受长期拘留。这些刑法条款的改革已经引起了许多问题，最近新设立的针对青少年的法律条文，未满l8周岁的“马拉”成员将会受到成人法庭审讯。这些法律变更大多数与现行的国家、地区、国际的标准及原则相矛盾，包括与儿童权益公约提出的相关规定相抵触。这些措施导致的后果令人震惊。
在调查中，经常可以听到的是：乱判或者任意拘禁，造成成千上万被怀疑为“马拉”组织成员的年轻人关进监狱，拘留中心人满为患，导致中心内部暴力的进一步升级。在洪都拉斯，仅在2003年年底到2004年年初，发生在监狱中的两场暴力事件就有l500人伤亡。当帮派成员被监禁后，在监狱中会再次发生暴力，而“马拉”成员参与的暴力将进一步加剧。当然，拘留中心还会发生敌对帮派之间的暴力冲突，那些潜在的帮派成员与马拉成员之间的联系会进一步加强。
政府对“马拉帮派”的激进反应折射出其对公众措辞的强硬态度。萨尔瓦多所制定的“反马拉”帮派政策的第一版以“铁腕”冠名，第二版竟然以“超级铁腕”冠名。拉美国家更喜欢采用的手段是成立“反马拉”帮派的特别行动小组，通常由警察和军队组成。你甚至会听到“搜捕‘马拉’成员期”开始的消息，这些搜捕行动甚至会由总统担任领导小组成员。而且每天报纸上的观点，又进一步使公众认为大多数犯罪都与“马拉”组织有关系。
“道德恐慌”
同样，在中美洲也存在上述现象。明尼苏达大学法律系的巴利·费尔德（Barry Feld）指出：“公众对犯罪行为感到失望，近期各个地区青年暴力犯罪的上升令人忧心忡忡，青年犯罪者的种族性特征，都刺激当局采取强硬手腕，并通过政治压力，把大批年轻人当作成年人起诉。”2002年的一篇名为《道德恐慌和青年暴力》的论文中，罗格斯大学的三位研究人员描述了中美洲及其周边地区的类似情况，并提到媒体及政治舆论界对违法乱纪的青年所带来的社会隐患有夸大其词之嫌——他们利用这种煽动性的语言为加强警力、加大投资于传统防范犯罪的机关找到了正当理由。
“马拉帮派”造成的“道德恐慌”并不是空穴来风，青年暴力问题真正触及了一个民主政府必须严阵以待的社会弊端。不幸的是，媒介和政客并不是把公众引向对问题的正确认识上，在“铁腕政策”的宣传以及其他拉美国家对帮派的宣战中，反而是迎合了公众的恐慌情绪。这使那些被格兰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称之为“痛苦阶层”的人（他们轻易判断人并且容易对之产生反感）加深了其敌意。
对青少年司法体系的改革是无力的，时时呈现出矛盾。尽管有些积极的努力，但是在拉丁美洲，新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地取代旧的体制。当涉及到问题青年时，诸如对青少年的保护、管教、惩戒、义务、劳教、福利和人权等仍然存在着长期不稳定的相互矛盾。这种夸大其词的舆论，把遭受监禁的问题青年与正常的未成年人权益混为一谈，因此谴责他们的亵渎、相互折磨、性侵犯，并归咎于他们没有受到教育和培养。在很多拉美国家（包括“马拉”组织猖獗的三个国家），青少年司法体系的实施过程中，都出现了存在于成人司法体系中的同样问题，包括案件处理缓慢、大量未经诉讼程序的拘留，以及拘留中心出现暴乱等。
就这方面而言，该地区的青少年司法体系和成年人的一样糟糕，而单单对犯罪者进行拘留是无力的。因此毫不奇怪，公众支持降低青少年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或者像铁腕政策建议的那样，出台把青少年当作成年人审讯的例外规定。
反抗的力量
如果考虑到有限的民主和青年暴力上升之间的悲剧性联系，将有助于理解今天拉美地区的普遍状况，尤其是对民主的认识。尽管受制于制度层面，但拉美国家已经在民主进程中取得了重要成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选举机制在拉美地区普遍出现，在司法领域和制度层面上正在与国际人权标准接轨。
然而，这种进步并没有在公众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出现。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是整个地区的明显特征，在所调查的三个国家中尤为突出。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洪都拉斯有79%的贫困人口；萨尔瓦多的地下就业估计占到劳动力人口的42%；在危地马拉，农村人口要获得教育机会非常困难，仅有24%的学校在乡村，而那里却集中了60%的适龄教育人群。
尽管民主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必须注意到，对于多数贫穷的拉美青年人而言，法律的权益和法律的制定是难以权宜的。该地区仍将继续与难以解决的犯罪审判问题进行斗争，诸如滥用警力致死、重判致死、滥用私刑、虐待、恶劣的监禁环境以及长期的腐败。这些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无视了那些曾试图想通过立法改革和制度建设来消灭它们的努力。
多数拉美国家已经修改了人权公约的核心，并使其与国际、地区人权制度相一致。他们设计了特殊权利政策，并引入了国家人权制度，比如设立警察的监督官员。他们还鼓励民主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以极快的速度扩张。然而，这些起初的社会政策和措施的兴起，一段时间后，似乎都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和可信度。
巴西司法和国际法中心的贝阿特里兹·阿方索（Beatriz Affonso）已开展了相关研究，比如，圣保罗已经从军事政策中取消了军事法庭审理平民杀害罪的优先权，她正在研究这一变革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免于处罚仍是普遍现象，因为公诉人没有向警方施压要求进行合适的调查，事实上似乎是和警方勾结放弃指控。总体而言，国家机关和政治领域抵制变革，成为主流。
这一趋势与民主转型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寄期望于民主政治体系的发展能显著降低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而拉美国家的青少年暴力犯罪或民主政府对其的过分宽容政策都是最为普遍的人权侵犯。
这种不幸的张力在现代国际人权标准的采用和政府对于青年暴力的反应之间建立了一个错误的联系。在中美洲和整个拉美地区，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承担公民人身权利保护的责任。相反，政府却以与犯罪活动开战为托词来回避现实，事实上这一行为破坏了法律的制定，并且削弱了公众对于民主理念的支持。
防范圣典
如何才能使青少年和未成年人远离暴力？借助镇压措施和公共舆论的夸大其词只会产生反作用，同时会削弱民主的基础。怎样才能使容易发生暴力的社区更加安全和稳定？如何才能打破暴力的恶性循环？如何帮助试图参与违法活动的青年重返社会？什么才是建立稳定局面最紧要的根本原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人人都意识到，没有一种简单又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也没有一种可以不考虑当地情况、现成照搬的方法。
可以相信，人们已经认识到哪些方法是有效的，哪些是没用的。更好地实施人权标准、公共卫生保障、尽早地防范和干涉，以及主动降低犯罪与再犯罪的机会和暴力的程度，都是积极有效的措施。
尤其，必须重申一条圣律：预防措施是可能实现的。轻易获得武器、制度反复变化都是危险的信号。为青年人营造良好的、能为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建造休闲设施、整合社区公立学校资源，这些都是必要的。显而易见，每个政府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各项合适的措施产生持久影响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当然还需要有持续的制度改革。在这一点上，已经实施的那些断断续续的、表面化的预防措施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在萨尔瓦多，铁腕政策之后，有一项所谓的“后续援助”计划，目的是帮助那些想改邪归正的帮派成员，不幸的是，至今，这仅仅是善意的愿望和姿态。
自上述防范措施宣传推广以来，拉美地区很多断断续续的计划，通过国内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得到了明显改善。当然，动员和调动社区发挥作用、提升人权意识这两点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些措施没有与政府机关的改善相协调，如果公共安全和司法体系的作用没有根本性变革，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甚至会增加人们对民主制度的失望和怀疑。
为了青年人的利益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拉美的犯罪审判体系不仅需要更为有效的施行，而且还需要提高可信度和可理解度，这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这些体系应该纳入边缘化人口，包括青年，他们虽然最为需要，但是目前既远离又害怕这些国家安全和司法机关。
发展一个关于安全问题的更为可靠的数据库是很重要的。关于青年暴力的有效信息的缺失和目前政府的应对措施，加剧了评估难度，甚至使其不可能。重要的是，媒介对于青年暴力不恰当的关注成为了信息误导的一部份。
总而言之，这些措施不仅仅涉及到安全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人权问题。即使我们在谈论特定的防范措施，但是我们同样也在探讨为人类全面发展所必须尊重的基本人权保护问题。在这点上，教育体系应该发挥其相应的功能，因为它不仅能够降低青少年暴力的发生，而且还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了基本权益。
青少年的权益
今天，民主和人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联系得更加紧密。因此，必须把保护人权与民主进步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拉美的公众，在政客的迎合下，要求以镇压的手段遏制青年暴力，但民主需要孩子和青少年的参与以及他们的公民意识，因为民主不是少数人拥有的少数权益。这就意味着，他们有权认知民主、了解民主、倾听民主的声音。这也意味着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对青年人也是必需的，如果没有医疗保障、受教育的权利和安全的社区环境，他们将来无法享受公民政治权利。
民主和人权保护（包括对青少年权利的保护），相互作用、相互加强，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在拉美民主诞生的初期阶段，针对青年帮派和犯罪青年所采取的镇压措施威胁到了人权和民主进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公众都应当尽力消除这一威胁。
注：选自美国《当代史》杂志2007年2月号保罗·塞乔·宾海罗（Paulo Sergio Pinheiro）撰写的《青年帮派暴力与权利保护》，由臧珏、吕鲜林翻译，刊载于《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2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