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的尽头是一望无际的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经济增长与资源匮乏、政局动荡与艾滋病蔓延、种族与地区之内的冲突等问题，已成为屡见不鲜的政治焦点。而越来越紧迫的年轻人问题却正困扰着这片大陆的政府当局。
在非洲这些经济不发达地区，人口的死亡率与婴儿的出生率同样之高，非洲国家的人口比例中青壮年占了绝大部分。因此，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讲，非洲大陆正处于“青年”时代。
据不完全统计，如今的津巴布韦有超过7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而这样的状况同样存在于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等国家。津巴布韦的成年人占全国人口比例的l/3，这些成年人中有超过56%的人口年龄分布在15-29岁之间。而在其他30多个次撒哈拉国家中，15-29岁的年轻人占据整个成年人口的40%以上，而成年人口则往往构成了整个国家人口的一半以上。相比之下，在美国，大约只有4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而15—29岁的年轻人只占30岁以下人口的30%。正是因为非洲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偏低，所以导致了非洲国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由于年轻人的个性使然，爱冲动、易偏激，因此越来越多的黑帮斗殴事件中充斥着年轻人的身影。年少时靠暴力来争夺各自领地的年轻人，在逐渐步入成年之后，在政治舞台上担当起一定的角色，于是武装暴力冲突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家常便饭。
青年的定义
本文把“青年”界定为处于15—29岁之间的自然人。然而，各国对“青年”的年龄划分各不相同，这主要是受到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不同的影响。例如，塞拉利昂通常把处于15-35岁的公民称之为“青年”，同时也把处于40岁的成年人称之为“青年”，这主要是因为该国男性公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8岁所致。2006年1月，津巴布韦《财经日报》在采访青年政治同盟会秘书长阿索龙苏克撒哈（Absolom Sikhosana）时问及有关“青年”的年龄界定问题，并且质疑身为35岁“高龄”的他如何担当青年同盟会秘书长一职。于是，在2002年南非国家青年政治同盟会议上，将“青年”的定义从原来的l5-28岁扩展为l4-35岁，而且规定南部非洲各国政府可以根据本国国情，在同盟会的基础上界定本国“青年”的年龄范围。
由于同盟会的这一规定，使得南部非洲国家对“青年”的定义非常混乱，在这些国家，很难区分青年与成年的划分。不完善的教育制度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得按月获取固定收入成为不可能，这也进一步促使年轻人想结婚和组建家庭的理想变为一种奢望。
年轻人在拥挤的城市中无所事事、流离失所，经常被发达国家的媒体作为炒作的对象和攻击的目标。一些年轻人为了理想离开自己的祖国，甚至远渡重洋来到发达地区，来实践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必须要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甚至种族歧视，如果他们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比常人付出更大的努力与代价。
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给予年长者更优厚的社会保障，而年轻人的社会待遇则更多地被社会所忽略甚至放任。年轻人想要获得与年长者同样的社会地位、责任和机遇，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论是有丰富历练的办公室精英，提出多么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供参考，年轻人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获得上位的机会，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没有哪个国家的“青年”能独立于整个社会人口而单独成形，他们与该国的种族、宗教和地域文化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想要把年轻妇女归入哪一个年龄阶层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许多妇女在年轻时就做了母亲，负担起承重的家庭责任，不像其他没有家庭负累的年轻人那样可以毫无顾及地参与各种运动。因此，年轻妇女的社会职能就因为她们的性别而有所限制。
在年轻人心目中，获得社会地位和被人尊重是无上的荣耀。在非洲大陆的一些重要城市，人们可以看到，一些专门为年轻人服务、代表年轻人利益的相关机构组织已经建立，并且这些组织将在今后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重要的历史使命。
年轻一代的个性特征
在非洲的独立运动中，青年人一直有着独特的地位。年轻人在运动中的作用，一直为索马里政党所津津乐道，甚至被称为索马里青年时代联盟。而在最近，青年人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中更是担当起了重要的角色。1944年，年仅26岁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另一位年轻的领导人一起，创立了非洲国家代表大会青年同盟会。1968年，22岁的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领导并创建了新近颇具影响力的南非学生会联盟。1976年的索瓦多暴动起源只是中学生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抵制，但随之而来的学潮骚动很快延伸开来，最终演变为一场暴动。
今天的人口统计学已经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年龄段较高的非洲人身上，因为年轻人在担当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的同时，也存在着潜在的威胁。研究表明，青年时代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是人从少年步入成年的必经阶段，青年时代是基础的阶段，基础时期的习惯养成好坏与否影响着其今后人格发展的健康与否。2001年，中央情报局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人口发展趋势的报告，其中就涉及了非洲及中东地区的“青年”发展状态：“年轻人的人格不健全极有可能导致政局不稳定、种族冲突、革命与反革命运动的增加。青年人口的激增将会使贸易、恐怖主义、反政权活动、战争和犯罪行为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加之已经存在的诸多因素，使得某些区域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
2003年，由非政府间国际人口研究协会发布的一份人口统计报告称，处于“青年”时期的国家比其他“非青春期”国家更有可能爆发国内战争。事实证明，像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那样的国家，国内暴力冲突在近代史上比比皆是，这与年轻人的冲动好胜等时代个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非洲人青年对他们现有的国家政局不满，因为在他们年少时就很有可能经历了太多的不愉快，而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很有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成年人一辈子也不可能感受到的，如战争、灾荒，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失业、流浪等等。
在非洲撒哈拉南部国家，每个家庭都有儿童感染艾滋病，由于对艾滋病的治疗措施少之又少，因此到目前为止有620万15-24岁的非洲儿童已经被查出HIV呈阳性。而且正是因为没有进一步的医疗措施，使得这一年龄段的儿童感染人数还在成倍增加。据保守估计，艾滋病感染人群将在2010年达到1800万。
大多数非洲年轻人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即使其中的精英分子，在面对工作时也有捉襟见肘的迹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统计得出的数据，在非洲有超过1740万的失业人口，其年龄段集中在15-24岁，该地区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全球青年失业率的18%。而且，据ILO提供的数据表明，年轻人很少可以在金融业立足，有57%以上的非洲青年平均每天的工作薪酬只有1美元。可以想象，像这样无法提供本国国民生活保障的执政党政府，很容易被其他在野党攻击甚至推翻。
年轻人爱幻想、易受伤，虽然他们冲动的个性与他们所处的年龄阶段密切相关，但是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如参加某些国际宗教联盟组织，参与同学会激进同盟，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跨国联盟组织。不论这些组织的职能是什么，也不论这些组织是否会采取暴力行为，总之，经常参与这些组织的年轻人，思想会变得更激进，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带有偏激，一旦有外界因素的刺激，就会演化为诸多的非常规冲突。
当今许多非洲国家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青年人的个性特点，因此在选任国家领导人时，往往偏爱年龄较大的长者。如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已是75岁高龄，塞内加尔的阿卜杜拉（Abdoulaye）总统卸任时已达80岁，津巴布韦的现任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已届83岁高龄。又如“青年运动联盟”，该组织的分支机构几乎遍布全国，组织内的成员思想成熟，组织机构制度健全，他们规定，年龄在29岁以下的候选人若要当选该组织的领导人，必须要获得登记参选人数的40%以上投票才能当选，这种选举条件要比其他29岁以上的候选人的当选条件更为苛刻。
政治斗争的工具
建立起一个关爱青年成长的组织机构，远要比简单地满足年轻人的生活需要来得更重要。从理解年轻人的思想开始，以年轻人的眼光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最终满足年轻人的实际需求，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非洲大陆的有些国家，曾经试着把年轻人们集合起来进行统一的训练，组建一支青年志愿军。l994年的卢旺达战役中，青年志愿军的死亡人数几乎使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口瞬间灭绝。而在津巴布韦，由政府当局建立的军营中，青年人被应征入伍，组建青年民兵团的事例比比皆是。
2001年，由国家青年服务社主办的青年训练团，其初衷是旨在提高年轻人的工作技能和服务意识，以便于增强其今后的就业竞争力。但最终却演变为，津巴布韦的年轻人被强迫参与商业情报特训，特训完成后他们往往会被派往敌对的公司，以便刺探对方的商业机密。于是，这种商业竞争对手之间的相互攻击，使得本就萧条的市场经济进一步萎缩。
2004年，刚果（金）发布的报告打破了原本的寂静：某些政治团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专门招募社会上的闲散青年，并付给他们酬劳，只是为了让这些年轻人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摇旗呐喊，甚至游行示威。这些年轻人在受到这些政团的激进分子的挑唆鼓吹之后，像获得某种特权一样在城市中狂暴地乱冲乱撞。最后，在政府派出国家力量加以镇压的过程中，这些年轻人大多数都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从肯尼亚到喀麦隆，年轻人被招募以加强本团队力量、加强反对呼声等情况已经是非洲政治舞台上的一道非常正常的风景线。而这些好战的青年追随者与该政党之间的联系是非正式的，因此当青年追随者的行为牵连到政党的政治前途时，政党往往为了保护自己而无情地将这些追随者的疯狂举动与自己完全撇开。
正是这些血的教训，使得青年人再一次感到政权对他们的重要性。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带，年轻人自发地组建公共服务团体，从乌干达的帮助和预防艾滋病医疗团队，到图西族和胡图族青年参与布隆迪和平建设计划等。这些青年组织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须独立于任何政党，必须寻求自身的独立与解放，才不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是，还有很多青年组织为某些政党所利用，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的肯尼亚人大学联合组织，仍旧受到统治阶级政党的操控，他们只是充当着政党的临时演员。
象牙海岸的青年一代
政党与青年志愿者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成不变。在过去的l0年间，青年志愿者只是作为政党的一个代理，却没有政党所享受的政治利益。而如今青年志愿者已经从原来的代理地位中解脱出来，真正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名主要演员。
当费列克斯（Felix Houphouet BOigny）总统在l993年去世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亨利·贝蒂（Hellri Konan Bedie）。后者通过排斥他的主要政治对手奥塔拉（Alassane Ouattara）来达到巩固他自身的力量。贝蒂的方法就是联合奥塔拉的敌对方——如来自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几内亚地区的劳工，利用这些奥塔拉的反对派来击垮奥塔拉，同时，联合了支持他的群众基础，而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他的出生地。
贝蒂很快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但其压制来自奥塔拉的政治威胁的手段被当前的总统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所采用。后者在2000年国内两大政党候选人鹬蚌相争的情况下渔翁得利获选上台。但是在巴博统治时期，因2002年叛乱，使国家分裂成两部分——北方和西方被称之为中篇小说之父的叛乱者所控制，而巴博政府则控制着南方和东方巴博政府拥有国家安全部队和他们的民兵同盟。显然，在这场叛乱中，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青年不再是作为政党的追随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部队的雇佣兵，这使青年作为国家政权新的组成部分在政治舞台上亮相。
今天，年轻的爱国者和青年民兵团在巴博政府中充当着政府军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活动从政治请愿到激烈战斗，无所不能。许多年轻人已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逐渐建立和巩固起自己的领导地位，青年人已完全改变了过去盲目跟从的状态。对非洲未来政局变化感兴趣的人们，不仅关心潜在的武装冲突，更专注于潜在的政局演变，而这些冲突政变的关键所在正是这些非洲青年一代。不可否认的是，物换星移，朝代更替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今天当政的人不可能永远执政。而今天的年轻人，迟早会成为社会的统治者。
注：选自美国《当代史》杂志2007年5月号发表的米歇尔·格温（Michelle Gavin）撰写的《躁动的非洲当代青年》，由萧尧翻译，刊载于《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