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改革与发展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内化过程。它已会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一道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后发”国家社会转型的潮流之中。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社会转型期和全球化浪潮的影响，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提出了挑战，意识形态的导向力和价值观念的作用正在弱化。全球化使得中国面临着世界各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与碰撞。不仅如此，一些执政党的成员对本党纲领和章程所确立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也有所动摇与位移。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来自外部的西方强势文化挑战和内部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制和对抗，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看，这是合法性危机的信号。
1．由神圣化向世俗化转变的政治发展趋势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新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信仰与追求之上。可以说，是意识形态构筑起我国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的根基。但是，再牢固的精神合法性也有一定的物质底线。因为，合法性基础本质上是建立在政权体系对于公众功利性需求的满足之上的。随着社会政治文化世俗化和理性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扬弃了对主流意识形态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崇拜，转而根据自身经常性的利益、政党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来评价和选择政治。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满足于平安与舒适，注重眼前的物质利益，成为当今社会大众追求的重要生活价值目标。在市场化导向的社会生活中．大众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尤其是社会消费倾向急剧增长所刺激起来的消费主义价值观蔓延，使相当多的社会大众对生活意义理解简单化，生活目标物欲化，道德理想空虚化。伴随着消费主义所滋长的享乐主义和唯利主义导致人道主义价值关怀的部分缺失和对生命价值的轻视，以“宽厚仁爱”和“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以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以无私奉献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受到极大的冲击。这就弱化了主流文化对社会生活和心理的价值引导作用，进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对生活的持久信念和人们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
2．我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日益分化，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是，任何社会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必须受制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领域及政治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必然会反映到文化领域中来。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新的生产关系的不断衍生，利益主体的分化与滋长，都必然通过社会文化的折射呈现出来，并导致文化本身的分化和多样化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大众文化的传播与蔓延。大众文化借助传媒将人们裹挟于世俗化的文化浪潮之中，大众文化在内容上和话语上的多样性客观上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调侃，在市场上不断挤占主导文化，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日常生活的话语自由度的增强，使原先高度政治化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弱化。新时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我国社会的总体意识形态结构也出现了分化的态势。这主要表现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从高度统一的状态走向相对分离的状态：一方面，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仍处于核心地位，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理想观念的整合不再具有强制性，其发展也不能代替一般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虽然仍从属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与制约，但其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表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由于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日益扩大，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的个人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等社会意识形态就有了存在的可能性。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当中有些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是互不相容的，它们往往在政治变迁的特殊环节、在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肆意显现出来，破坏了原有的一致性与共识、破坏了团结与稳定。当这种分化超出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可以承受的主导范围时，则必然导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体与主导地位的丧失。
3．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所导致的不同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互渗，向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当代世界全球化进程最为迅速、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冲击当代中国最为猛烈的时期。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融合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技术交流及文化融合的过程，更是一个伴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运动过程。在全球一体化的诸多表现中，人们感受最深刻的莫过于信息全球化。随着卫星电话、卫星电视、互联网络技术的普遍使用，以及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超音速飞机等高速发展，任何企图“将某一特定的信息限制在国界以内或将其拒之以外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信息可以穿越严密防守的边界”。同时，信息全球化的“种种压力正在把世界各国推向意识形态的同质化”。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当今世界的信息化全过程。大型西方通讯社一直垄断着绝大部分国际新闻传播，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着西方文化传播。这是一种话语的霸权、文化环境与成果的霸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视为“主要的新崛起的对手”和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其凭借信息技术和网络建设的优势将其政治主张、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或者有意制造谣言以蛊惑视听，主要目的就是在意识形态上遏制我国。推行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企图摧毁和动摇作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精神支柱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削弱党对意识形态的引导力，进而使共产党丧失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此外，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西方社会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进入了我国，它们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和渗透是以表面上的淡化政治、甚至是以经济生活方式的参照性来实现的，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这种“非政治化”的潜移默化式的教育演化比过去的直接军事打击、政治经济的围剿更为危险，不易引起人们的反感，且贴近人们的生活，容易让人失去警惕性。正是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渗透影响，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各种有悖于社会进步的意识和行为也相当普遍，如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封建迷信、暴力倾向、信用危机与为富不仁等，使社会陷入某种失范和无序状态。这就给各种异端或外部干涉势力提供了深入的机会与条件，造成社会的混乱甚至动荡，这不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同时，也极大地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基础。
注：节选自路爱林撰写的《社会转型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路径选择》，该文发表于《求实》2009年第7期。
责任编辑：邓希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