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民工要寻求工资待遇改善与维权存在的制度与非制度的困境，无法通过集体行动的力量来维权，只得通过个体理性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经济待遇，主要是通过离职来表达对资方的不满。大量个体离职也迫使企业主提高工资待遇，以缓解招工压力。因此，个体理性行动也有助于维护集体利益。
制度困境方面，农民工集体维权，要求提高自己的经济待遇，得不到政府与工会组织的支持。地方政府在农民工集体维权过程中，大多都是站在企业主一方，造成农民工集体维权困难。民营企业中的工会基本操纵在企业主手中，只是一个摆设，谈不上维护农民工权益。另外，通过法律维权成本过高。农民工集体维权也存在非制度困境，这主要表现是主要是当前中国新工人出身农民，文化程度低，小农意识仍很浓厚，内部不团结。在企业工作中，员工重视老乡关系胜过同事关系。企业工人通过自发的罢工等有组织方式维权较少，即使有，也只是单个工厂或企业工人的集体行动，缺乏多个企业工人的联合罢工。回顾近现代中国工人运动史，大规模的跨厂有联合大罢工行动都是在革命知识分子宣传与组织下发动的，而真正由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多个工厂或企业的联合罢工几乎没有，其原因在于当时工人群体中并没有善于组织工人运动的“工人精英”。
精英阶层的社会舆论对于农民工维权也不低，他们认为，提高农民工待遇，给农民工涨工资，会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对于中国制造业发展非常不利，制造业资本会迁往越南、非洲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或地区。
面对维权与提高工资待遇的困境，农民工主要是通过个体理性，如离职、跳槽另就等方式表达对资方的不满，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跳槽是中国城市农民工维权的独特方式。在工荒大背景下，许多民营企业都面临招工困难等问题，为解决此问题，企业不得不提高员工待遇，以吸引农民工，留住农民工，这样不同企业员工的工资与福利待遇就有一定的差距。农民工为寻求较高的工资待遇，不断地跳槽。对于单个农民工来说，跳槽是一种个体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目的是为了寻求劳动力更高的价格，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从劳资关系角度来看，农民工的高离职率，实际上是对企业工资待遇的不满，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现在农民工在求职之时，为防范企业主不讲信用，并不相信招聘单位的许诺，而是看已在该企业工作的老乡的“口碑”，即有在该单位工作的老乡的评价。如果没有老乡在该单位工作，农民工是不敢贸然在这家企业工作的。已有多项调查证实农民工在求职时主要依靠老乡关系网络。现在企业招工多采取内部员工社会关系网络招聘，即请已在本企业工作的员工介绍自己的亲朋与同乡来本企业工作，并给予物质奖励。一般规定，由本厂员工介绍来的员工，如果该工人在企业工作满足半年，奖励100元；满1年再奖励100元。通过内部员工介绍招聘来的新员工，也容易留得住，而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招聘反而留不住。
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农民抗争时指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不过他又指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为了回避这些风险，农民更多的是采取日常形式的反抗，即农民与从他们那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日常抵抗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斯科特，2001）。中国农民工在面对企业不公平的待遇时，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
现在农民工在合同期内离职是有经济损失的，根据企业单方面的规定，辞职员工将得不到当月工资与以前扣压的保证金等。但如果考虑到不离职损失更大，仍然会选择跳槽。有时工人离厂时与厂方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如果他住企业宿舍，其全部家当也只有一个旅行包就可以，行动起来非常方便。当然其它种方式也有，如在夜间加班时去睡觉。在某些管理不规范的企业当中，上夜班睡觉是普遍现象，通常是轮流睡觉。当然管理者对于车间员工晚上偷睡觉问题是知道的，但由于每天上12小时班，员工没有休息，处罚严格又会导致员工不满而流失，所以对于睡觉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故意损否机器设备造成停工。由于请假要扣全勤奖，或扣工资等原因，为了能有休闲的时间，某些企业车间班组在完成平均任务之后，就不再想加班，故意损坏机器。机器损坏现象通常发生的月末为多，这时他们认为自己的基本工资已拿到了，停工对他们自身损失不大。另外，他们还非常希望能有停电的机会，这样全厂放假休息，工资不会被扣除。
以上迹象表明，当前中国产业工人面对低工资，不再愿意做沉默的大多数，也不再愿意通过离职走人来短暂逃避低工资待遇，他们开始尝试通过罢工与集体谈判方式同企业主协商工资。这方面典型的是日资本田在广东省南海的零配件厂，后经过艰苦的谈判协商，本田南海工厂终于同意提高工人工资。而与此同时，深圳富士康公司出现13连跳，青年员工以自杀方式向低工资体制道别。尽管富士康公司员工跳楼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其共同社会原因是，面对工资低，超时加班等工作状况，让青年员工看到不到希望，于是选择跳楼这种极端的方式抗议现行的劳工体制。
注：节选自甘满堂撰写的《“工荒”·高离职率与无声的抗争——对当前农民工群体阶级意识的考察》，该文刊载于《2010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论文集·劳动关系与工人研究论坛》，2010年7月。
责任编辑：邓希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