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青年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对于认识中国青年组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充分发挥青年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将中国青年组织置根于社会历史的长河之中进行考察，希望能给人们一个新的视角。
早期青年组织首先产生于青年相对集中、各种文化思潮比较活跃的地方。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较多地集中在日本，他们在那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对满清的腐败和危机认识更敏锐、更深刻。而当时国外的政治环境较国内更便于团体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1900年春，留日学生一百多人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在日本建立第一个青年爱国团体组织——励志会。从这时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出现，我国青年组织处于形成阶段。它与当时的青年运动相结合，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形成这时青年组织自身的许多特点：
1．强烈的反帝反封建
毛泽东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青年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阶级，他们中间有劳动人民的子女，也有剥削阶级和富裕家庭的子弟。但是，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自各阶层、各阶级的青年都感受到民族压迫的痛苦，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恶痛绝，对当时黑暗政治、落后经济和腐败的社会风气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怀有强烈不满。正如斯大林所说：“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压迫，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受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早期众多青年组织的出现以及频繁的青年运动，就是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些基本矛盾基础上发生的。1902年留日学生建立的“青年会”就是反对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迫害留日学生的学潮中出现的。在国内的“励志学社”、“改进学社”等青年学生组织，也是在1902年爆发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青年学生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斗争中建立的。这些青年组织形成后，又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去，促进青年运动高涨。1903年，拒法拒俄爱国运动中青年组织和团体，起到直接引导和推动作用，留日学生组织不仅及时向国内传递消息，宣传鼓动拒法拒俄的必要，还积极组织义勇队，学生军准备直接抗击外国侵略者。在以后的反帝爱国运动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青年及青年组织都做出巨大贡献。广大青年及组织在政治上的活跃，表明中国近代青年从其产生之日起便成为一支引人瞩目的社会力量。他们以一定组织形式开展活动，出版刊物，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常常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先锋和桥梁作用。
2．自发组织状态
早期青年组织，虽然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但它们大多数还是在直接社会利益和社会需要作用下自发形成的。早期留日学生建立的“同乡会”，“以厚等乡谊，培进人格，开发本省之文明事业，以共谋本省之乐利”为宗旨，认为凡言爱国，必自爱乡始。这种结社虽然具有爱国积极意义，却是从直接乡土观念中生发出来并以此为兴国之计。包括五四时期的一些青年组织也普遍反映这一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青年组织缺乏明确的社会目标，而本身既不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又没能自觉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因此，随着直接社会利益和社会要求的转移，随着成员的流动和环境的变化，其组织也相应发生变化或解体。早期青年组织的普遍情况：人数少，一般只有几十人，甚至两三人；门户多，据统计仅五四时期的青年组织多达50余个，但各立门户，相互合作较少；时间短，一般为二三年，就是持续时间较长的，其中间的立场和倾向变化也较大。“国民杂志社”成立宗旨属旧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五四后一度向左转，但真正改变立场的人却是少数。还有一些革命青年组织，如“新民学会”、“觉悟社”等，随革命形势发展，其成员大多加入早期党团组织，原有组织也随之消失。总之这时青年组织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自发状态。
3．松散组织结构
早期的青年组织虽然具有名称、章程、宣言等完整的组织形式，但内部结构较松散，主要表现在：第一，成员构成复杂。五四时期最大的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从开始就兼容三部分知识青年，其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它进行革命活动，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想通过它寻找中国的出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青年知识分子，企图把学会变为他们宣传反动的国家主义的基础。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内部斗争也愈加激烈，以致不可调和，最后公开分裂。第二，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缺乏思想行动的一致。最早的爱国青年组织“励志会”不仅成员复杂，政治思想也纷纭繁杂，他们一方面宣传欧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一方面又参加“自立军”的武装勤王并流血牺牲，与改良派界限不清，说明其民主革命觉悟还很有限。第三，组织方式也较幼稚，在加入组织条件上，有的以籍贯地域为前提，如留日青年学生的“同乡会”；有的以捐助为标志，如“国民杂志”；有的以在本团体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条件，如“新潮社”等。在组织联系上，缺乏必要的组织手段和途径，多以出版或断断续续的活动为纽带。有的甚至既没章程约束和组织领导，也没成员间的工作责任和主次分工，这在当时有相当影响的无政府主义青年组织中表现尤为突出。
4．尚未形成统一的社会力量
由于受各种文化思潮和各种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来自不同阶层的青年所组成的青年组织，其性质、类型、反映的社会愿望都存在许多差异。如五四时期，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青年建立的“新民学会”、“共存社”、“觉悟社”、“改造社”、“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有进步青年所组织的“少年学会”、“青年学会”、“共进社”等；有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的“平民教育社”、“新潮社”等，有代表小资产阶级愿望的合作主义小团体“平民学社”、“大同合作社”，有反映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潮的无政府主义的“实社”、“奋斗社”等，还有幻想以建立新村改造社会的“工读互助团”等。在这种混乱状态基础上，很难形成统一的社会组织。由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青年组织赖以形成的社会土壤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为数有限，又多集中在被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分割后的各通商口岸及沿海城市，加上政治环境恶劣，早期青年组织不仅规模有限，彼此分割，而且多为地下或半公开状态，尤其是革命性较强，较能代表和反映民族利益与愿望的青年组织，更为反动统治所不容。虽然在各种青年运动中一些先进青年组织都实际发挥着组织感召作用，但由于自身发展还不充分，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形成统一的社会力量。这时也出现一些带有全国性的青年组织。1903年“拒俄”运动中邹容等人发起建立统一学界大团体“中国学生同盟会”“以靡战于中国”，并拟在各省建立总部，各府县建立分部，这一主张适应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内外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但随着邹容被捕入狱，其筹建也陷入停顿。“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青年组织，先后一百二十多人入会，北京设总会，南京、成都、法国巴黎设有分会，许多省市和国外一些地区都有会员，但它并未成为当时全国统一性组织，相反却是当时分化最明显的组织。1918年在反对段祺瑞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斗争中建立的近乎全国性学生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以后发展为“国民杂志社”，凡捐助者都算成员，因此有近二百多人，但实际工作人数却很有限，不可能成为统一的全国性青年组织。当时也有一些先进青年组成革命性较强、结构较严密的组织，像“新民学会”、“觉悟社”、“改造社”、“马列主义小组”等。它们为马列主义在中国青年中的传播，为中国青年组织和青年运动的新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做了必要准备。但无论是从组织规模还是从组织性质上看，都基本上属于社团青年组织范畴。
注：摘编自程刚撰写的《中国青年组织发展探索》一文，发表于《青年研究》1988年第3期。
责任编辑：卫刘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