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期这个年龄阶段的明确划分，青年概念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产物，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发生的产业革命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的一份综合报告指出：“在传统社会里，根本没有青年这一概念。人们从儿童成长为成年人，并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两代人之间也淡不上什么‘代沟’。人们自然而然地走向工作，靠年长的同伴指点，日积月累，边干边学。在工业社会里则不然，事事都比较合理化，生产技术也要复杂得多，从整个的生产组织看，边干边学，或单凭实践，已经行不通了。这样一来，人们就需要进学校学习专业技术。人的一生，在童年和成年二者之间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段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显然，探索青年组织的出现，必然要同青年期这个年龄阶段的明确划分与青年群的崛起相适应。
据史料记载，学生的群体活动在我国古代社会就已出现。西汉末年，太学生为援救鲍宣，一千多人聚集到皇宫上书请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学生联合行动。东汉末年，京城太学生反对“宦官专权，把持朝政”，经常聚集一起评论朝政，褒贬人物。桓帝时曾发生太学生数千人到宫门上书诉冤。三国时魏元帝景元三年，京都洛阳三千多名太学生为援救名士嵇康，聚集相府门前，进行长达两个时辰的请愿。唐代太学生的群体活动，多指向抨击官僚的腐败，统治者怯之而贬以为“聚为朋党，侮老慢贤”。学生群体活动最为频繁的是宋代，从北宋太学生反对蔡京、童贯的斗争，到南宋太学生反降主战的上书请愿，一起接着一起。历史上的群体活动虽然早已出现，但并未形成有明确的章程和较为严密的结构的组织。
中国青年组织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它同近代社会青年群的崛起以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紧密相联。有人将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强学会、保国会称为我国最早的青年组织，其实不然。强学会，是康有为在推行维新运动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风气，向来散漫……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而于1895年在士大夫中建立的“讲中国自强之学”的组织。该组织只存在4个月左右即被慈禧太后封闭。1897年，康有为愤于德国强占胶州湾，又组织保国会，其章程指出：“本会因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这两个组织有章程，有政纲，但其成员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可以将其称为我国近代政党的雏形，而将其视为青年组织则显牵强。在此前后出现的一些革命团体，如孙中山在檀香山、1895年在香港建立的兴中会，蔡元培1902年建立的中国教育会，黄兴1904年建立的华兴会、光复会，其成员多为华侨中的商人、工人和农场主以及国内的知识界，具有政党性质，都不是具有年龄特征的青年组织。
我国具有年龄特征的青年组织，最早出现于清末的留日学生中。我国留日学生从1901年起人数骤增，两三年内达3000多人。由于他们接触到资产阶级的新学，感受到祖国危亡的严重，迅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在1902年一场反对清政府驻日公使蔑辱国权、欺压学生的斗争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年龄特征和革命倾向的青年组织——中国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对国内青年产生很大影响，相继出现了爱国会、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学生救国会等青年组织。青年组织在我国近代社会的出现是必然的，然而最早出现于何处则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青年人比较集中；二是民主主义思潮比较活跃。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数达3000余人，资产阶级新学在他们中间传播又相当广泛，加上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压制有“鞭长莫及”之隙，这就是青年组织最早出现在留日学生中的原因。
青年组织的勃兴同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是同步的，每当历史进入重要的转折时期，几乎都伴随青年运动蓬勃发展和青年组织的兴起。标志着我国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辛亥革命时期如此，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更是如此。五四运动前后，青年组织在全国各地如同雨后春笋般勃起，数达百余个。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李大钊、王光祈等人联合一群有志青年，于1918年6月在北京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其规约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口号为：“奋斗、实践、坚忍、俭朴。”这是五四时期最大的一个青年组织。其他还有毛泽东、蔡和森等1918年4月在湖南建立的新民学会；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1919年9月在天津建立的觉悟社；挥代英等1917年10月在武昌建立的互助社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编者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应为1922年）在上海成立以后，上述组织成员不少都成了各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
这个时期的青年组织，具有下述的三个特点：
（1）社会责任感和鲜明的爱国反帝的宗旨。当时的青年组织，是集中了一批怀有忧国忧民之心、有志于改造中国的青年精英，他们多是在爱国反帝的共同目标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例如，新民学会是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讨论时事，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觉悟社的宗旨为“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抨击时政，研究新思潮，参加爱国运动。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热心救国并注重个人品格修养。
（2）组织林立而规模较小，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尚未形成。当时的青年组织数达百余个，但成员都不多，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例如，少年中国学会最盛时会员是108人，存在的时间不过6、7年，新民学会会员最多不过70多人，活动时间只有2年多，觉悟社的活动时间为1年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也还只有15个地方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
（3）青年组织内部成分复杂，缺乏一致的思想基础。这个时期青年组织的内部，虽然有爱国的共同目标，但信仰很不一致，缺乏统一的思想基础。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不少青年组织难于巩固。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就由于信仰不一而出现三派：一是共产主义派，李大钊领导；一是国家主义派，有曾琦、李璜等：还有一些人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国家主义。新民学会由于内部成员的信念不一，有的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有的则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有的则动摇于二者之间。1920年8月以后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相继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团内成分复杂，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还有信仰基尔特（行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到1921年5月左右都停止了活动，直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才得到整顿恢复。
注：摘编自黄志坚撰写的《论青年组织的发生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一文，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
责任编辑：卫刘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