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00-2010）（48）：新青年世代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趋势

发表日期：2014-06-05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新世纪头十年，大多数国家都视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来说，既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新世纪成长发展的青年一代，烙上了新世纪的时代特征；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又具有全新的世代特征。

2003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促进青年就业》报告，对新世纪青年一代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有史以来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训练有素的一代年轻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潜力”；同时对青年群体的社会作用赋予了更高的期望，“青年是今天——而不仅是明天的创造力量。建议不将青年人称作‘明天的领导者’，而称之为‘今天的伙伴’。”新世纪、新时代与中国的新发展，造就了独特的中国新青年世代。

 

一、新世纪青年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一）国际社会日益重视青年发展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青年群体。199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8月12日为国际青年日。从2000年开始，国际青年日就围绕青年发展的突出问题而设定主题（见表15-1）。十年来，国际青年日的主题分别为“卫生失业”、“青年行动”、“寻找工作”、“世代交替”、“承诺兑现”、“青年贫穷”、“青年参与”、“气候变化”、“可持续性”和“对话理解”等。

 

表15—1  2000年—2010年国际青年日主题

年  份	国际青年日主题
2000年	首届国际青年节
2001年	解决卫生和失业
2002年	现在和将来：青年行动为可持续发展
2003年	为各地的年轻人寻找适合的、有效率的工作
2004年	世代交替中的青年
2005年	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十周年：使承诺落到实处
2006年	共同对付贫穷：青年人与消除贫穷
2007年	见其影，闻其声：青年参与，促进发展
2008年	青年与气候变化：行动起来
2009年	可持续性：我们的挑战，我们的未来
2010年	对话和相互理解

 

200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在其64/134号决议中声明，从2010年8月12日起，全球进入“国际青年年”，主题为“对话和相互理解”，主题口号是“青年之年，青年之声”，“目标是促进和平理想、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不同世代、文化、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团结一致”，“表明国际社会注重将同青年有关的问题纳入全球、区域和国家的发展议程”。许多国家和地区积极设立“国家青年年”或“地区青年年”，共同推动青年发展。“在宣布国际青年年之前，会员国已经推动了专门针对青年的一些区域和国家议程，例如非洲青年年和伊比利亚美洲青年年（均为2008年）、俄罗斯联邦青年年（2009年）和非洲联盟宣布的非洲青年发展十年（2009—2018年）。”

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对青年发展给予了更多关注。从2003年开始，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周期性发布《世界青年报告》，已经发布的有2003年、2005年、2007年和2010年的《世界青年报告》。2001年7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报告，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就青年问题所作的秘书长报告。联合国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也对青年发展给予了更多关注。2004年，国际劳工组织开始发布《全球青年就业趋势》，目前已经发布了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共6个研究报告。2007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年度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首次关注青年，形成了《世界发展报告2007：发展与下一代》。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5·31世界无烟日”，2008年的主题为“无烟青少年”，口号是“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确保无烟青春好年华”。

（二）青年发展的国内环境不断优化

新世纪头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的世界排名不断跃上新的台阶（见表15-2）。2000年，我国GDP为99214.6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我国GDP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超过德国而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越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为401202.0亿元。我国GDP在10年间增长了4.04倍。

 

表15—2  2000年—2010年中国GDP与财政收入和支出状况

 

经济快速发展，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这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快速转换，给新世纪青年世代打下了极深的历史烙印。2003年，我国GDP达到1.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标志着我国由此进入人均GDP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也是经济起飞的关键阶段，我国面临着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改革等多重任务。2006年，我国人均GDP越过2000美元的关口。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标志着我国仅以5年时间走完了人均GDP由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人均GDP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国家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与此同时，国家财力日益雄厚，从2000年财政收入13395.23亿元，至2005年超过3万亿元，2008年再跃上6万亿元，再到2010年突破8万亿元，达到83101.5亿元，十年间增长了6.20倍（见表15-2）。

经济发展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见表15-3）。从2000年到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253.4元增长到5919.0元，增长了2.63倍；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670.1元增加到4381.8元，增长了2.62倍；恩格尔系数从49.1%下降为41.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6280.0元增长到19109.4元，增长了3.04倍；人均消费性支出从4998.0元增长到13471.5元，增长了2.69倍；恩格尔系数从39.4%下降到35.7%。

 

表15—3  2000年—2010年我国家庭收入支出状况

 

因此，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发展结构的不断优化，为青年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强劲增长的财政收入，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在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进一步加大投入。青年发展是民生问题中的重要内容，日益成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工作领域。

 

二、新青年世代的时代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青年世代

上世纪90年代，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联合国秘书长在《2005年世界青年报告》中指出，“青年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与全球化进程有着巨大的关联。一方面，他们最灵活，也许最能够适应和利用新的机会。”我国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新世纪全面加速。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由此，我国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全球经济，我国的经济全球化程度也大大提升。到2007年底，我国“近7000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3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179.1亿美元。”

另据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Ernst & Young）发表的年度“全球化指数”显示，中国的全球化综合指数由2000年的2.70，上升为2010年的3.63，指数上涨了34.4%。从具体指数看，十年间“科技全球化指数”和“文化全球化指数”提升较快，均提升了超过1个指数；“劳动力全球化指数”提升最少，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主要还是参与国内市场（见表15-4）。从世界排名看，2010年，我国在全世界最大60个国家或经济体中，全球化综合指数排名第39位（见表15-5）。

 

表15—4  2000年—2010年中国“安永全球化指数”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调适的对外开放政策，推动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到2011年7月，我国已同世界上17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西部大开发为先声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则推动了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到广大西部地区。1999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2003年9月国务院决定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4年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新世纪我国的全面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了新青年世代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日趋增强的国际意识。

 

表15—5  2010年全世界最大的六十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安永全球化指数”（部分国家）

 

（二）新科技和新媒体成为生活要素的新青年世代

进入21世纪，信息化对信息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愈加深刻。为此，2006年3月，联合国大会确定自2006年开始，每年5月17日为“世界信息社会日”。我国不断加强信息化社会的基础建设和制度建设。2000年9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公布施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电信业发展和互联网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2001年8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重新组建。2003年8月，启动“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China Next Generation Internet）。2006年5月，《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对信息化发展进行全面部署。

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连接世界、技术先进的全球最大信息通信网络，为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表15-6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光缆线路长度由125万公里增长到995.1万公里，其中长途光缆线路长度由28.6万公里增长到81.8万公里；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由1.399亿户增加到15.028亿户；移动电话用户由8453.3万户，发展到85900.3万户；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19.1部增至86.4部。移动短信业务量由2002年的583.3亿条增加到2010年的8277.5亿条。2003年10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从2000年的每百人6.72部提高到2010年的每百人64.36部。

 

表15—6  2000年—2010年通信技术与应用的发展情况

注：“——”表示该年年鉴中无相应数据、或尚未进行统计。

 

电子计算机制造技术和软件设计的创新，加速了电脑和互联网的快速普及。2000年4月，AMD公司的“毒龙”（Duron）处理器在电脑的低端市场，揭开了向Intel冲击的序幕。2001年5月，Intel正式发布第一款64位处理器芯片Itanium。同年10月，微软发布了“结束DOS时代”的Windows XP操作系统，从软件应用上解决了推广普及的瓶颈。

 

表15—7  2000年—2010年电脑与互联网的发展情况

注：“——”表示该年年鉴中无相应数据、或尚未进行统计。

 

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城镇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由9.7部增加到71.2部，农村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则由0.5部增加到10.4部。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则由最早有统计数据的2002年的4.6%上升到2010年的34.3%；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由最早有统计数据的2003年的1802.3万个，增长为2010年的18781.1亿个（见表15-7）。

表15-8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也呈指数式增长，青年网民一直是互联网应用和使用的主体力量。2000年末，我国网民总人数为2250万；2008年6月，网民总人数达到2.53亿人，跃居全球第一；2010年，网民总人数增长到4.57亿。其中，宽带网民规模达到4.50亿，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30岁以下青少年网民数量，由2000年的1687.5万人增至2010年的2.66亿；青少年网民所占网民比重，虽然不断下降，但一直维持在大多数。同时，互联网不断提速。当前，传统的专线上网和拨号上网方式基本不用，宽带互联网的应用则占主流。与此同时，手机与互联网加速融合，用手机随时随地上网成为众多网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创新速度加快，由最初的传统互联网技术，到即时通讯软件的应用，再到Web 2.0时代及其后的微博时代，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互联网技术的时代变换。1999年2月，我国第一个即时通讯软件由腾讯公司正式推出。2000年11月，QQ2000版本正式发布。2005年，以博客为代表的Web2.0技术，催生出如Blog、RSS、WIKI、SNS交友网络等一系列加速社会生活化的技术与新媒体，标志互联网新媒体发展进入新阶段。2009年8月，“新浪微博”出现后发展非常迅猛，到2011年6月，微博用户数量增至1.95亿，微博在网民中的已达40.2%。

 

表15—8  2000年—2010年电脑与互联网的发展情况（万人）

注：“——”表示该年年鉴中无相应数据、或尚未进行统计、或因过时已不再进行统计。

 

随着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使以互联网和手机为核心的新技术与新媒体，全面嵌入经济社会与日常生活，不断改变社会成员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年轻人占有优势的一个领域是由新技术所推动的新信息社会。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利用和扩散方面，年轻人通常是带头的革新者。他们很快适应并且一般来说在地方和全球上对于能够通过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来提供的大量信息相当饥渴。”新技术和新媒体在改变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改变了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少年，网站、电子邮件、数字音乐、在线视频、电子商务、微博、SNS、网络电视、网恋和智能手机等，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世代青年的生活要素。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与日俱增地通过电子通信、‘网络参与’和‘电子公民’来推动社会行动和社区发展。今日，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新的媒体正成为青年的民间参与和行动主义的核心内容。……新媒体和信息和通信技术已经使得年轻人的行动主义能够普遍成长，并且影响到它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

（三）素质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新青年世代

建设学习型社会背景下，推动和强化素质教育、课程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强化职业教育，是新世纪中国教育的突出表征。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上提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主张。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学习的基础是教育，素质教育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习型社会的构建。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1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进行了部署，同时展开了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工作。2004年，全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在三个省份开始试点。2005年秋季，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的学生，全部实施新课程。2006年，10个省开始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2006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素质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法律规定，使素质教育由政府倡导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素质教育进入依法实施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以高考内容改革、高考自主命题改革、高校自主招生改革、高职单独招生考试改革试点等为主要内容的高考改革稳步推进。1999年，高考首次大扩招。2000年，高考的年龄限制和学历限制开始松动。2001年，高考完全取消“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和“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限报高等职业学校”的限制，报考普通高校不再限制年龄和婚否，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也可以于毕业当年参加普通高考。2002年，春考北京首次采用“3+X”和部分科目自主命题的方式。2003年4月，22所高等学校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11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

我国教育经费以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递增，确保了教育事业的稳步推进。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由2000年的3849.0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9561.85亿元，增长5.08倍；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2562.61亿元提高到14670.07亿元，增长5.72倍（见表15-9）。在此过程中，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取得突破。2006年，全面免除了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8年9月，免除了全国城市2800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至此，全国城乡义务教育阶段1.6亿多名学生的学杂费全部免除，这是继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之后，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标志着我国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

 

表15—9  2000—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情况

注：“——”表示以2000年为基数，2000年数据未与1999年数据进行比较。

 

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表15-10的相关数据，充分展示了十年来教育发展的成果。2000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为85%；到2010年，全国2856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两基”，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超过了发达国家96%的平均水平；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由94.9%增长为98.7%；全国初中毛入学率由88.6％增长至100.1%，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由51.1%增长为87.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由42.8%提升至82.5%。

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持续增加。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0%，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正式进入大众化阶段。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升至26.5%，比2000年的12.5%提高了14个百分点。2010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105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规模为2231.79万人，是2000年时909.73万人的2.45倍；研究生在学人数为153.84万人，是2000年时30.12万人的5.11倍。教育是发展的基础和有效途径，取得巨大进展的教育事业，为新青年世代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优越的教育环境与成才途径。

 

表15—10  2000—2010年全国教育发展情况（%）

注：“——”表示该年年鉴中无相应数据。

 

（四）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流动频繁的新青年世代

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进入全面快速的工业化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健全和完善，实现了工业化初级阶段到工业化中级阶段的历史大跨越。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的比例变化上看，2000年为15.1∶45.9∶39.0；2010年改变为10.1∶46.8∶43.1，产业结构更趋合理（见表15-11）。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2000年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比分别为50.0%、22.5%和27.5%，到2010年则分别变为36.7%、28.7%和34.6%（见表15-11）。

我国工业经济也获得极大了发展。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从39570亿元增加到160030亿元，增长4.04倍。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得以基本确立。2000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达7%，列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第四位。2007年，我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升至14%，在全球制造业排行榜上与日本并列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升至19550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9.8%，首次超过美国（19.4%），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表15—11  2000年—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分布（%）

 

当今世界正在步入城市世界，中国社会正在快速成为城市社会，在户籍制度改革和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政策配套下，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978万人，占总人口的49.95%，比2000年上升了13.73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113万人，占50.05%。同时，我国的城市建设呈现两大趋势：一是日益向大中城市发展，二是日益向以经济为纽带的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发展。因此，新世纪头十年，城市数量有所减少，由2000年的663个，降至2010年的657个。但是，从2000年到2010年，辖区人口在4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由8个增至14个，辖区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城市由17个增至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由263个增至287个，增加了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年末总人口达38886.0万人，比2000年的28583.28万人增加了10302.7万人；2010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29.0%，比2000年的26.3%上升了2.7个百分点（见表15-12）。

 

表15—12  2000年—2010年我国城乡人口与城市发展状况（%）

注：“——”表示该年年鉴中无相应数据。

 

我国城市社会快速形成，主要源于农村户籍人口的城镇化，以及规模越来越大、流动频率越来越高的社会流动。“移徙为青年提供机会，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并通过迁移到人们认为机会更好的地方改善他们的福利。”青年进行社会流动的愿望更为强烈，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也更高。2000年，我国流动人口约为1.18亿。2005年，流动人口总数接近1.5亿，其中70%以上是青年。到2010年底，我国流动人口达到2.21亿，青年仍是流动人口的主体。城市外来人口中的青年人数约为1.4亿左右，占流动人口总数的60%以上。同时，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结构也有明显变化。2000年，第二、三产业中农民工就业比重为46.5%。其中，农民工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57.6%。2008年，从事工业、建筑业的农民工占就业总数的比例增至65.3%，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占19.0%，从事农业的已经降至4.5%。这种以市场为主导、以发展型迁移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流动，使当代青年成为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新世代。

（五）公民意识增长与自组织的新青年世代

世纪之交，民主政治建设成为我国的一种主导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民主法制建设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全社会的公民道德意识和素质建设。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有效培养和训练了新世纪青年的公民意识与理性参与行为。尤其是新世纪多次重大社会公共事件，重新定义青春并赋予新青年世代明显的时代特征。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广大青年自发或有组织地积极参与重大社会公共活动，内化为自己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2003年，“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疫病的斗争中，广大团员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与人民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奏响时代的最强音，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此后，北京奥运会涌现的“鸟巢一代”、上海世博会锻造的“世博一代”和“小白菜”一族、广州亚运会激发的“绿羊羊”和“红木棉”群落，以及在应对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的青年群体，均体现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有担当的社会行为。

 

表15—13  2000年—2010年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情况

注：“——”表示以2000年为基数，或者没有相应统计数据。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被美国萨拉蒙称为“全球社团革命”的有组织的志愿活动和非政府组织，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作为第三方力量，积极推动社会发展。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末社团组织的曲折发展，社团组织在新世纪持续快速发展。在2000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15.33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3.0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27万个。2010年，全国社会组织共有44.6万个，比2000年增加了29.2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4.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8万个，基金会2200个（见表15-13）。

在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有更多的草根社会组织，尤其是青年自组织广泛兴起。“许多青年不愿参加正规的组织或委员会，反而偏向于寻找社区和机构所开创的机遇，涉身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新的青年结构形式因而应运而生。这些结构往往是以协作网络为基础，并建立在共同的兴趣上。”新青年世纪以青年自组织为载体，践行社会公益责任、探寻时尚生活方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青年“参加青年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其他组织，是因为他们想热诚地致力于关系到他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并以青年自组织为载体，探寻时尚生活方式，寻求自身发展途径，践行社会公益责任，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六）体制外就业和创新创业的新青年世代

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也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就业结构，尤其是影响着青年的就业取向和职业选择。2008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28.3%，集体企业占2.4%，非公企业比重上升到65.6%。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也随之改变。从2000年到2010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由8102万人降到6516万人，减少了1586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则由7476.5万人增至16425.1万人，增加了8948.6万人；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从业人员由310万增至770万，增加了460万；外商投资单位从业人员由332万增至1053万，增加了721万（见表15-14）。

 

表15—14  2000年—2010年按就业单位属性分的就业分布（万人）

 

从总体来看，2008年，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23.5%。2005年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吸纳了超过70%的新增劳动力。可以说，新青年世代中的就业主体，已经呈现为由体制内生存发展为主，变成体制外生存发展为主的局面。与此同时，青年就业中非正规就业日益突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中，只有5—10%的人能够被正式经济部门雇用，而大量新的工作则由非正式经济部门提供。据国际劳工局估计，在发展中国家，青年人可以获得的所有就业机会中，有93%是由非正式经济部门提供的。非正式部门通常不很尊重工人的权利，也很少向工人提供法律保护。在这一部门，青年人经常要长时间工作，但工资却很低，而且基本上没有工作保障。据估计，非正式经济部门的工资比正式经济部门的工资低44%。”伴随着当代青年就业形式多样化，这种非正规就业更多地表现为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兼职就业、家庭就业、自由职业者等就业形式。

创新创业是新世纪中国的重要主题，更是新青年世代的重要选择。1999年，我国正式引入高校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举办了首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至今已连续举办七届。2000年1月，教育部公布鼓励大学生和高校科研人员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的新政策。2000年12月，全国确定了16个留学人员创业园。2001年3月，确定了22个大学科技园。2002年4月，清华大学等9所大学开展创业教育试点工作。2004年2月，《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建立一批长期稳定的就业、创业和创新基地，引导毕业生自主创业。”同年9月，全国首次高校创业培训SYB课程试点启动。2005年，KAB创业教育项目开始实施。2007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提出：“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2008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2010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人保部则决定组织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创新创业的制度设计，使我国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日趋浓厚。“全球创业观察”组织的年度《全球创业观察执行报告》显示，2002年中国的创业活动指数（TEA）为12.3%，2005年增长为13.7%，2006年为16.2%，2009年为18.8%，2010年降至14.4%，2011年则激增至24.0%。就KAB项目的发展来看，2010年开展该项目的高校已达到850所，成立大学生KAB创业俱乐部的高校达到100所，累计有20万大学生参与了课程学习，近百万大学生参加了KAB项目的活动。良好的创业政策、不断改善的创业教育和不断提升的就业能力，使青年成为创业的主力军。《全球创业观察2003中国及全球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参与创业活动的人员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2006年，18—24岁占全部创业活动人员的18.34%，创业人员年轻化成为我国创业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说，新青年世代担当起了创新创业的时代重担。

（七）压力剧增与成年初期凸显的新青年世代

当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新世代青年是在各种压力交织中成长发展。教育压力、就业压力、购房压力、婚姻压力、成家压力等全面交织，使新世代青年成为压力最大的一代青年。青年压力，首先来源于社会各方面成本的激增。

从1998年起，我国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国有单位全部停止实物分房，实现住房货币化分配。2000年，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2112元/平方米，其中，北京为4919元/平方米，上海为3565元/平方米；从用途分，住宅的价格为1948元/平方米，别墅、高档公寓4288元/平方米，经济适用房屋1202元/平方米。此后房价上涨较快。到2010年，全国平均房价上涨至5032元/平方米，其中，北京为17782元/平方米，上海为14464元/平方米。住宅的价格为4725元/平方米，别墅、高档公寓10934元/平方米，经济适用房屋2495元/平方米。从2000年到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中，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由669.58元增至1627.64元；在“居住”方面，由565.29元增至1332.14元。大学学费也从2000年的每年1000—2000元，上升至5000—8000元。

青年群体更面临着就业的压力。表15-15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活动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2000年为73992万人，2005年增长为77877万人，2006年升至78244万人，2009年则增长至79812万人，10年间共增加经济活动人口5820万人。按照从“2009年起劳动人口的年龄下限由14岁改为16岁”的标准，2010年经济活动人口比2006年增加了2073万。这些增加的经济活动人口，主要表现为不断增加的青年经济活动人口。高校毕业生逐渐成为每年新增就业人员的主力。高校毕业生人数由2000年的107万和2006年的413万人上升至2010年的630万人。2000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2010年增至4.1%。200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分别为82.10%，2010年降至70%。正是因为就业压力的增大，使公务员考试由2001年的3万增长为2010年的144万多。

 

表15—15  2000年—2010年经济活动人口与就业情况

注：“——”表示没有相应统计数据。

 

同时，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不可小视。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标志着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201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为1.776亿，占人口总数的13.26%，从而使我国既是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老年抚养比由2000年的9.9%增至11.6%。“未来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相互依赖会增加。青年发展会日益成为满足老龄人与日俱增的照料需求的前提条件，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条件。”此外，青年压力还来自于就业歧视和发展不公平机会的凸显，社会流动的板结化对青年发展空间的制约，以及青年群体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亚群体之间的相互疏离。

由于压力的增大，新青年世代中出现了“杰斗”（即“kidadult”，是kid“孩子”和adult“成年人”的组合）现象，即“不愿长大”的社会心理征候。这种现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美国多家智库联合进行的“过渡到成人”的研究显示，在1960年的美国，有77%的女性和65%的男性在年满30岁时已经取得了某种成绩，成为成熟和独立的个体。到2005年时，这个数据已下跌到只有27%的女性和39%的男性在30岁时实现了独立。根本原因在于“年轻人的高失业率阻止或推迟了许多年轻人在经济独立于他们的家庭。”从社会化过程来看，新世代青年过渡到成年人的期限延长，进入成年期推迟，青年成年初期显现。

青年的成年初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就业时间推后。全国16—29岁青年在全国就业人员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29.9%降到2009年的22.0%，下降了7.9个百分点；全国16—34岁青年在全国就业人员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45.9%降到2009年的32.3%，下降了13.6个百分点。二是结婚时间推后。从2000年到2009年，15—29岁中的未婚比例由59.17%上升为66.75%，13—35岁中的未婚比例则由40.80%上升为49.77%。三是生育时间推后。从2000年到2009年，全国20—24岁育龄妇女第一胎生育率，从102.62‰降至77.80‰；25—29岁育龄妇女第一胎生育率则从55.44‰上升为64.57‰，30—34岁育龄妇女第一胎生育率也从6.61‰上升为19.60‰。青年的成年初期延长，意味着青年在社会结构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延迟，不利于甚至会延滞社会发展。青年进入成年期的时限延长，即青年过渡到成年中间出现的成年初期现象，将是未来青年发展一种必然的趋势，是青年发展的新特点，也是面临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从社会结构层面，对青年的成年初期给予更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三、“十二五”及其后青年发展趋势

 

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和促进了新青年世代的发展。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缺陷，导致了青年发展的不足。新青年世代的发展与不足，将会在“十二五”及其后的新青年群体身上得以延续、扩充和演变。“十二五”及其后的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青年发展在保持整体持续进步的同时，会在以下五个方面呈现出相对明显的发展趋势。

（一）低碳生活

倡导绿色发展是今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主题。2011年3月，“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10：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就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问题明确表态，在200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一些中国企业已经抓住了低碳发展的商机，可再生能源行业价值170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近100万个。2012年2月，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第三个战略发展方向。”2008年10月，联合国儿童、青年和气候变化联合框架倡议发布，《在气候变化中一起发展：联合国、青年人和气候变化》得以出版，青少年养成和带头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将成为联合国持续关注的主题。

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它不仅是对现行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更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历史机遇；它不仅涉及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更是以破解结构性矛盾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它不仅是一场环境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将带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也将带来一场深刻的生活方式的革命。随着社会以生产为中心到以生活和消费为中心的转变，生活方式作为以人为本的直接体现，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十二五期间，我国正处在人均GDP初步超过3000美元的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源于消费，尤其是国内消费，全社会面临着提升消费率的历史拐点，社会成员则面临着如何养成更科学更能促进社会发展的以消费方式为重要内容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面向后现代社会中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发展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行为方式。伴随低碳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青少年群体，则必然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全面嵌入低碳经济的深刻影响，低碳消费将成为青年践行环保生活方式的新潮流，以低碳生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的健康生活方式，将是一种面向后现代的主流生活方式。

（二）数字生活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互联网技术获得了多次技术性和应用性突破，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改变了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了生产工具的网络化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深刻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人际交往、闲暇生活等方面的社会行为。随着电子科技产品的多样化、智能化、便携化、个性化，不同电子产品之间的兼容性不断增强，共享信息的平台建设不断改进。“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在三网融合以及数字科技等高新技术仍将以跃进式的方式不断取得突破，逐渐将生活和工作等方面全部串联互通的现实条件下，以数字科技技术应用为基础，以数字信息共享的方式把生活中的要素尽可能多地联结起来的数字生活模式，将逐步清晰并全面推广。

数字生活是依托三网融合基础上的统一虚拟网络，以一系列数字科技技术应用为平台和途径，通过数字—信息的反馈方式，使社会生活通过数字实现高度融合和自我共享，构建起一种方便舒适的高品质生活方式。数字生活，包括数字生活方式、数字工作方式、数字参与方式、数字交往方式、数字休闲方式以及一切基于数字化平台上的互动方式。数字方式是一切生活、工作和学习等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数字生活也将由虚拟和缺乏监管的状态完全进入现实和有效监管的局面。2010年7月，国家工商总局规定网店开始实名制；8月，文化部规定游戏实施实名制；9月，信息产业部规定手机实施实名制。2012年3月，微博实行实名制。数字生活的实名化及其与现实个体的有效对接，是数字生活的应有之义，数字生活也将全面成为真实生活的基础内容。在数字生活由萌芽到全社会推行，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数字生活将从青年群体开始得到欢迎认同和积极应用。到2011年底，10—29岁青年网民占网民比例为56.5%，约为2.898亿。按2009年10—29岁3.666亿人口计算，青年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9.1%。随着我国三网融合进程加快，青年生活的数字化程度将大大提升，绝大部分青年会在“十二五”期间形成数字生活模式，青年群体会成为全社会中第一个进入数字生活模式的群体。

（三）公民生活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是一个民主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公民生活的核心内涵。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将不断深入，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将不断提升，青年将最先感觉也会率先养成公民生活方式。具体来说，在将来一段时间，青年率先倡导和践行的公民生活，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市民生活、组织生活和志愿生活。

第一，市民生活是公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更加积极地社会参与以及对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渴求，市民社会的建设进程将进一步加快，社会成员都必须加快自身素质的发展来适应市民的社会角色，青年群体更是首当其冲。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青年的城市化进程高于整体社会的城市化水平，更多青年将进入城市、融入城市和建设城市。在此过程中，青少年必然以市民的标准来完成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过程。另外，新青年世代向往市民生活，从精神内核、社会秩序和制度构建上，更加重视市民生活的社会氛围，新青年世代也更具备通往市民社会的相应素质。

第二，组织生活将成为一种生活需要和生活常态。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曾说，“在所有发达国家里，社会已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组织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十二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健全社会管理格局，人民团体、基层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协同作用的发挥空间日渐扩大。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正在蓬勃发展之中，青年自组织的指数式增长及其广泛的社会参与，已成为社会建设中的积极现象。我国正在经历由国家垄断组织资源，到国家失去部分组织资源但社会组织资源尚未发育并存的阶段，再到当前的国家控制部分组织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蓬勃发展的时期。因此，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培养公民意识，履行公民义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前提就是通过民间社会组织的发育和社会组织资源的丰富，来推动社会的组织化和有序化。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正式社会组织或非正式社会组织，成为诸多社会组织中的一员。青年群体的各种需求在不同社会组织中得到满足，在不断强化的组织生活中促进社会的有序与和谐。

第三，志愿生活是市民生活的标志性特征，是衡量市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志愿服务，极大地推动了志愿服务的社会化进程，为全社会塑造和推广了一种以志愿精神为核心的“志愿文化”，逐渐养成了以志愿精神为表征的志愿生活。“志愿服务不是一种刻意的追求，而是选择了与生活态度相适应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力量，是内在与外在兼收并蓄的和谐统一。志愿者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有机会为社会贡献自身的才学、能力，并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和优势，满足了‘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不仅为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弘扬了新风气、新风尚，而且人生的价值也在志愿活动当中得到体现，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随着志愿服务对社会、对社区、对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现，志愿精神将日益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在需要，成为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志愿行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成为一种生活的享受。青年群体也将继续承担全社会志愿服务中坚力量和先行者的社会角色。

（四）国际生活

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国际影响持续扩大，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平等、受欢迎和富有建设性的伙伴。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2位，货物出口额居第1位，外商直接投资居第2位。2011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欢迎胡锦涛主席赴美访问时说，“美国欢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强大、繁荣、成功的一员崛起。”《中美联合声明》强调，“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中美“需要与国际伙伴和机构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以形成和落实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和各国人民的福祉。”“中美决定继续建设伙伴关系，以推进共同利益、处理共同关切、强调国际责任。”在国际社会生活中，我国正在以和平与合作的方式朝着共同目标努力，以富于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全球议题和全球性机构。

在我国日益广泛深入参与国际事务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经济和劳动力日益走向国际，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更多的企业和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进行竞争、流动和配置。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对外的经济合同数由23565份增至246387份，增加10.5倍；其中，对外劳务合作合同由20474份增至236843份，增加11.6倍。2012年1—2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97个国家和地区的70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4.35亿美元，同比增长41.1%。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15亿美元，同比增长16.6%。新签合同额上亿美元的项目34个，较上年同期增加8个。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6万人。2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79.9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5万人。青年是我国经济和劳动力走向国际的前沿力量和主体力量，青年群体参与国际经济和劳动力配置的范围将不断扩大。

同时，青年群体与国际社会通过留学、旅游、外交等方式进行更多的双向互动，青年群体国际生活的日常化、私人化和非正式化的特征日益明显。2000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为1047万人次；2005年，增至3103万人次，列世界第6位；2008年，增长为4584万人次，列世界第5位；2010年再增至5739万人次；2011年，跃增至7025万人次。从入境旅游人数看，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从2000年外国人入境数1016万人次，增至2010年的2613万人次（见表15-16）。这种快速增长趋势日益明显。同时，我国青年出国留学和国外青年来中国留学的人数也明显增加。从1978年到2011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24.51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81.84万人，有72.02%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2011年，出国留学人数增加5.50万人，增长了19.32%；留学回国人数增加5.13万人，增长了38.08%。来华的外国留学生数量也在迅速增加。2011年，共有来自194个国家和地区的292611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首次突破29万人，分布在66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学机构中学习，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0.38%。另外，国家间数量不断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的青年互访团体，进一步促进了我国青年群体国际生活的形成。

 

表15—16  2000年—2010年外国入境旅游人数情况（万人次）

地区	2000年	2005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总计	1016.04	2025.51	2610.97	2432.53	2193.75	2612.69
亚洲	610.15	1249.99	1606.12	1455.10	1377.93	1617.86
非洲	6.56	23.80	37.91	37.84	40.12	46.36
欧洲	248.90	479.14	621.68	612.33	459.11	569.79
拉丁美洲	8.29	16.05	24.26	26.03	23.10	30.05
北美洲	113.28	198.53	256.15	232.12	226.01	269.49
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	28.18	57.36	72.85	68.88	67.24	78.93

 

（五）风险生活

风险社会理论最先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风险社会的形成，一是因为风险的“人化”，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当前，我国正在进入社会风险多发的特殊阶段。经济全球化放大国内的风险，经济发展耗费社会资源的速度过快、市场经济带来劳动就业竞争的日益加剧、环境危机或安全事件的日渐频发、技术发展带来的不可预估的负面效应，以及阶层分化严重带来的社会积怨等风险，国际风险和国内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阶层风险与群体风险等不同风险相互交织和累积，使社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城市环境风险不断积聚。现代生活方式对风险更为敏感，风险对现代生活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风险社会的到来，使青年更能感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风险，包括社会流动的风险、社会结构的风险、压力增大引发的风险。国际风险对市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青年群体是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对市场竞争的风险，青年经受着多方面压力。对青年来说，还要更多地面临来自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风险、不平等现象加剧产生的社会风险，以及因不断增加的压力带来的日常风险。当前，年轻人所面临的竞争强度和压力在不断增加，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青年都感受到不断增长的压力。同时，大城市青年群体的压力感及其压力来源，逐渐向中小城市蔓延，有日渐扩大的趋势。未来一段时期，青年群体必须面对因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压力、就业压力、工作压力、学习压力、经济压力、婚姻成本上升的压力和家庭压力等。这些压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将成为青年生活中的常态，成为青年生活中的一部分，导致青年群体的成年初期延长，在学时间延长，独立性减弱，成家立业时间后延。这种压力不断增大和扩散的趋势，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尚未使全体国民享有较充分的社会保障时，在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群体差异的差距尚未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时，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压力是难以减弱的。因此，青年群体必须面对日益增大的压力，并且必须学会如何处理和应对压力生活，以及因压力而带来的各种风险，必须培养和树立更好的风险观念、风险意识和预防风险的能力。

 

注：摘自《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00-2010）》，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安国启、邓希泉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责任编辑：邓希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