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各项香港青年面貌及价值观分析，结合当前香港社会环境，提出九项值得关注的香港青年发展趋势，并讨论相关的改善方向。
从整体上看，青年升学压力持续，有三分之一的适龄学生未能升读资助学士课程，九成副学位毕业生未能入读资助学士课程高年级。政府需要增加资助学士学位学额至最少占适龄青年的25%，协助更多符合资格的青年升读大学。
香港面对内地以至来自全球的竞争加剧，青年人的升学压力大增，专上教育学历成为不少工作的基本需求。然而，由公帑资助的学士学位课程本地收生学额，自1994/95学年起只维持在每年14500个左右，即占适龄青年约18%，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大学入学率介于25%与87%比较，香港显然十分落后。
2011年，符合高等院校入学要求的香港高级程度会考考生总数为18972人，但通过大学联合招生办法，获受资助学士学位课程取录资格的人数则为12417人，而未获受资助学位课程取录资格的考生为6555人，占合资格人数逾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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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虽然专上教育近年大幅扩张，但当局的政策以发展自负盈亏的副学位课程为主。现在，从自负盈亏副学位课程毕业的人数每年达16000人，加上由公帑资助的副学位课程毕业生每年约4000人，共计约20000人，但每年的高年级学士学位收生学额却只有1927个，即只有约十分之一的副学位毕业生能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的高年级，竞争激烈。
行政长官在2010年的施政报告中表示，会将学士学位课程本地收生学额提高至15000个，并逐步将为副学位毕业生而设的高年级学额增加一倍至4000个，但相对于约20000名副学位毕业生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副学位毕业生的升学前景甚为不明朗。
因此，政府有需要提供更多资助学士学位课程学额，以OECD国家的最低水平而言，达至最少25%适龄青年能入读资助学士学位的一年级，协助更多符合资格的青年人升读大学，舒缓“升学瓶颈”的问题。同时，应加快私立大学的发展步伐，让更多经济能力许可的学生能在本地升学。
当前，15-24岁失业青年数目达3万多人，失业率高企于整体的3-5倍；低学历、低技术青年就业情况未因经济复苏而得到改善，持续需要有针对性的就业支援与辅导服务。
在就业方面，香港青年的失业情况持续，失业率高企于整体的3-5倍。在2011年第二季度，15-19岁青年失业率高达18.6%，20-24岁失业率为9.2%。以人数计算，15-24岁失业青年数目达32400人，而持续失业6个月以上的有6000人。在15-24岁的劳动人口中，多达31600人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由于学历低又年轻，在未有足够的工作经验下，就业更加困难。
由于香港经济愈来愈趋向知识型，产业所需人力资本要求愈来愈高，专业或辅助专业工作对高学历青年有较大需求，文职、服务和销售工作对中等学历人员也有一定需求，唯低技术、低学历和欠缺工作经验的青年人最难找到合适的岗位。因此，经济复苏并未使他们受惠，导致他们容易长期依赖社会或家庭，影响自身发展。
对这批竞争力最弱的青年人，有必要提升他们的就业动机和工作能力，并持续推行针对性的就业支援与辅导服务，包括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就业准备，以及包含适当的辅导服务和工作实习。
现在，政府为15-29岁青年设立了3000个临时职位，让低学历和欠缺工作经验的青年人在福利机构工作。期间，就职机构提供前期就业培训，协助弱势青年积累工作经验和建立就业信心。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趋势下，弱势青年容易被市场淘汰，临时职位措施能提供机会，让他们过渡到市场的工作岗位，作用值得肯定。
从近年发展来看，青年人收入下降，租金、楼价却持续飙升，公营及资助房屋又进路无门，影响其独立生活能力，同时延长青年对家庭经济的依赖。需重新启动长远房屋规划，放宽公营房屋限额。
青年人即使能就业，也未必意味着他们就有能力独立生活。香港青年协会（2010）一项有关青年家庭经济依赖之住屋问题的研究指出，住屋问题是青年能否过渡到独立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
过去十年，20-29岁在职人士的每月收入中位数呈现负增长，女性方面，月入中位数由2001年的$8600下降至2010年的$8500，男性则由$10000下降至$9500，即下降了1-5%；但同期青年人的居住成本却愈来愈高。
现时香港公共房屋，即香港特区政府为低收入家庭而设的出租住房。政策按一人申请者的年龄和轮候时间，定出配屋的优先次序，年轻人难以在上述制度下获配公屋。不过，新增18-29岁一人申请者的数目，却由2007年3月的13400人，上升至2010年12月的26700，增幅为一倍，反映青年人对一人公屋的需求非常迫切。而对于夹心阶层的青年来说，2002年特区政府停止兴建居屋居者有其屋计划，受资助的公营出售住房计划，供中低收入家庭购置物业自住。和出售资助房屋2007-2010年复售剩余居屋除外。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屋与居屋的流转，对部分有意置业的青年，也令他们减少了选择。因此，无论是基层、夹心阶层，还是中产阶层的青年，或租或买，也只能通过私人住宅市场实现独立生活的目标。
然而，私人住宅的租金和售价在过去十年均增幅惊人。以
上述研究发现，青年人愈迟解决个人住屋问题，对家庭经济依赖的时间愈长。由于经济能力问题，青年人难以自立门户，影响他们谋求独立生活。
虽然特区政府公布了“置安心”计划和新居屋计划，但在数量和时间上仍未能解决当前的问题。政府应重新启动长远房屋规划，检视并评估社会对房屋的需求。在具体措施方面，首先应放宽非长者一人申请公屋的限制，在入息上限和单位限额上做出相应调整，协助低收入青年展开独立生活。特区政府于2011年10月公布的单身青年宿舍计划，相信能协助一部分在职青年暂时舒缓住屋的困难，但实效仍待观察。当然，特区政府必须同时促进青年就业机会，协助他们建立完善独立生活的基础与能力。
青年贫穷情况一直持续，且贫穷出现了地区化的情况。当局需针对这两大趋势，制定以地区为本的扶贫政策，并协助加强青年人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青年失业率高，就业者收入低，令他们自立之路困难重重。更令人关注的是青年贫穷情况持续。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资料，以家庭收入中位数一半为贫穷线按不同住户人数划分，收入少于或等于全港相同人数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的住户。计算，15-24岁青年的贫穷率在10年间由15.9%上升至20.1%。社会福利署的数字显示，各年龄组别的领取综缓综缓，即香港特区政府实行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比例近年皆有轻微改善，唯独15-24岁青年除外。2010年，15-24岁青年受助人数为55377人，占该年龄人口6.3%。由于综缓个案以家庭为单位，情况反映出部分青年人的家庭经济陷入困难，本身在学或就业情况不理想的青年，其家庭也难以当作经济后盾。
此外，贫穷也出现地区化的趋势。15-24岁青年综缓受助者集中在元朗、观塘和葵青这三个区，其中青年综缓受助者共占整体的近四成，反映贫穷青年人口很集中。若以社联的贫穷线标准计算，深水埗、元朗、葵青及观塘的贫穷人口比例，均占该区逾25%的人口。
因此，当局有需要针对青年贫穷持续和贫穷地区化两大趋势，制定扶贫政策，当中包括以地区为本的扶贫策略；此外，需要协助青年人加强其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建设，为贫穷青年提供改善自身处境的机会，避免他们因家庭经济问题而严重影响其学习和社会网络的建立，导致经济问题延续，出现跨代贫穷。具体的措施，应包括建立更多地区上的官民沟通平台，以了解地区的需要；在较贫穷的地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为贫困家庭的青年提供更多学习资源，让他们有机会参与课外体验和学习活动；以及提供机会让他们拓展更广阔的社会网络等。
陷入网络成瘾危机的10-17岁青少年接近8万人，加上网络安全和隐私、侵权犯罪和不良资讯等互联网带来的负面问题，开拓网上青年服务已成为重要方向，当局必须在政策和资源上做出准备。
随着互联网速度和应用技术的提升，以及硬件配套设备日渐便宜和多元化，10-24岁青少年中近99%的人都使用电脑和互联网，反映网络世界已全面融入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交活动中。互联网为青年人的资讯、学习、社交、联系和娱乐带来前所未有的方便。在教育及服务的层面上，相关机构可利用互联网，作为接触青年人的途径，并以互联网作为平台，推动各式服务。但互联网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较令人关注的是对网络有明显的心理依赖，即网络成瘾的问题。据研究资料估计，全港网络成瘾风险达中度或以上的10-17岁青少年达77000人，网络成瘾严重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作息活动。
另一方面，青年人的网络安全和私隐意识相当薄弱，研究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2009）：显示，只有35.6%的12-23岁青年人安装了防毒软件，只有34.5%的人表示不会随便透露个人或户口资料。网络的虚拟特性也令人错误地以为网上行为不受法律所限，因而令青年人容易堕入网上侵权或其他网上犯罪的法网。有多达91.0%受访青年认为，青年容易接触到非法上传或下载的音乐。此外，网络上充斥着不良资讯，青年人需要小心分辨和选择。
种种情况显示，青年人正面对着多方面的网络危机，需要全方位的预防和教育支援服务，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引导青年人善用互联网；同时，要支援家长作为青年人的后盾，减低青年人网络成瘾的风险。开拓网上青年服务，已成为重要的方向，当局需要在政策和资源上做出适当的准备。
在精神健康方面，患有情绪病、思觉失调和成瘾等精神健康问题的青年数量在不断增加。对此，应发展创新的综合性服务，并持续推行社区精神健康预防教育。
都市生活所带来涉及学业、人际关系、工作、感情等方面的压力，令部分青年人难以适应，诱发情绪病和思觉失调等问题。2007/08年，在医管局精神科门诊求诊的19岁或以下患者有11141人，至2008/09年，则上升至12320人；在精神科住院的年轻患者，则从876人上升至1088人，反映了患精神健康问题的年轻患者数目有增无减。
同时，青年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成瘾行为，包括吸毒、酗酒、赌博、沉溺上网等，对成瘾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虽然患有不同精神健康问题的患者表现各异，但他们都需要得到适当的健康及心理评估，按个别情况接受辅导或治疗。患者在接受评估与获得适当治疗之间，需要多次转往不同的专业，往往令问题拖延恶化。因此，处理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需要发展创新性的综合服务，提升专业协作，针对个别需要，令患者接受专业评估后，可在相同的服务内得到社工、临床心理学家或医护人员的专业协助，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在社区层面上，持续推行预防精神健康问题的教育也相当重要，其中需要包括提升社区人士对精神健康问题的认识，以及推广处理压力的方法等，以便建设有利于促进精神健康的生活环境。
近年来，青少年吸食精神科毒品个案虽然有所回落，但青年严重毒品罪行数字依然在高位徘徊。相关的辅导工作、社区教育，以及打击廉价毒品供应三方面的处理措施，迫切需要加强。
2010年，新呈报的21岁以下青少年吸毒者中，有97.8%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当中78.2%有吸食氯胺酮（俗称“K仔”），其次是冰毒及可卡因，分别占22.1%及12.9%。吸食氯胺酮会令记忆力衰退、神经系统受损，影响心脏和肾脏机能，使膀胱容量减少，对身体机能造成长远影响，令社会人士非常关注。
同时，16-20岁青年触犯严重毒品罪行的数字亦高企。香港警务处的统计显示，2010年，触犯严重毒品罪行的青年占整体青年犯罪人数的16.5%。据一些社工的观察，部分青年人北上深圳吸毒，回港时“顺路”带货，供自己和朋友在港吸食，兼赚取利润。此外，在社区之内，亦有黑社会利用青年人当小拆家，小拆家自己吸食毒品之余，也将毒品卖给同辈朋友。因此，毒品罪行较以前更为普遍和零散。
青少年参与毒品罪行，与他们的吸毒现象息息相关。为此，迫切需要强化针对青少年吸毒的辅导服务。青少年吸毒文化一方面受全球消遣性用药和药物使用正常化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与青年人的娱乐和社交需要有关。因此，处理有关问题，除了需要当局加强打击廉价毒品供应的源头，还需要从青少年的吸毒文化入手，具体了解吸毒青少年的需要，协助他们提升自信心、自尊感和自强能力。在社区层面则需积极推动社区禁毒教育，使青年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吸毒带来的危害。
尽管青年人的社会及政治参与意识有所提高，但政治参与机会仍偏低，形成极不平衡的情况。当局需要开放更多的政治参与渠道，令更多有志青年获得机会投身社会及政治事务。
在社会参与的范畴上，青年参与义务工作的比例持续上升，表示曾经参与义工服务的15-39岁人士，从2001年的25.4%逐步增加至2009年的49.2%，反映出青年人在社区层面的社会参与愈来愈普及。近年在香港发生的保育事件，如2009年年底至2010年年初的高铁事件，反映了新生代青年人更加关心本土社会，对本土政治和社会参与的期望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数字也发现，“80后”青年与前一辈青年人比较，投票的态度转趋积极。这些情况意味着现今青年人的社会及政治参与意识有所提高。
然而，青年人对政治的观感持续负面，政治效能感下降，认为自己对政策有影响力的比例有所减少。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上，青年人占咨询及法定组织成员的比例极低。在2009年，在4079名咨询及法定组织成员中，30岁以下只占1.3%，40岁以下的成员也只占8.6%，表明青年人难以通过此类组织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区议会方面，2009年，在405名民选区议员中，30岁以下占4.9%，40岁以下占22.7%，虽然年轻议员所占的比例也低，但仍高于咨询及法定组织，反映出年轻人对参与政治及公共事务有一定兴趣和能力。
当局需要注意这种参与意识高但参与机会低的情况，应进一步聆听青年人的声音，在政策酝酿的过程中吸纳青年人的意见，开放更多参与渠道，让有兴趣和能力者一展抱负，贡献社会。
在香港，跨境上学、跨境生活的情况日渐普及，对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带来的影响逐渐浮现。当局需对跨境家庭作更深入的了解，并尽快制订人口政策以应付人口发展新趋势。
近年于北区、大埔、元朗及屯门等地，出现每天从深圳跨境来港就学的学童，数目从2004/05学年的3803人，急增至2010/11学年的9899人。这些学童多数居于深圳但拥有香港居留权。
自2001年起，内地妇女在港生育的现象不断增加；至2010年有40648人，占全部在港出生婴儿的4成以上。这批婴儿中，多达80.3%的父母皆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由于《基本法》规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拥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资格，由此吸引了不少内地人在港生育。
无论父亲是否香港居民，这批在港出生的婴儿既然拥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资格，即代表他们在居留、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各方面，都拥有其他香港婴儿相同的权利。因为母亲或父母都是内地人，这批婴儿与香港和内地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少仍随父母居于内地，当他们成长至儿童及青少年阶段，对香港的教育、社区服务、医疗，以至房屋都可能有新的需求。跨境学童急增，就与此情况有关。随着这批婴儿逐渐长大，跨境上学的趋势在数年后就会蔓延至中学，令香港的中学教育和配套服务或许会出现新增的需求。
跨境上学只是跨境生育所引起的一种情况。事实上，至目前为止，当局对跨境生育的社会影响并没有做出全面的评估，对跨境家庭类别和背景的数据掌握极为有限，在深入了解跨境家庭的未来意愿、计划和需要上更付之阙如。当局需尽快对有关情况作更深入的了解，收集全面的跨境家庭数据资料，以及多种不同的个案作详细研究，为评估教育、医疗等社会需要建立基础。长远而言，制定相关的人口政策以应付人口发展新趋势，已刻不容缓。
注：摘自《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00-2010）》，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安国启、邓希泉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责任编辑：邓希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