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养方式
Angenent在《青少年犯罪的背景因素》（Background Factor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1988）一书中提出教养方式的两个维度：温暖和支配。Palmer 等人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青少年犯罪的最显著预测因子，教养方式包括两个维度：温暖和体罚（Palmer E J，Hollin C R. Sociomoral reasoning，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and self-reported delinquency in adolescent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2001，15：85-100）。而Baumrind 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包括这样两个维度：反应和苛求（demanding ness），反应指父母对儿童需要的支持程度，苛求指父母要求子女行为符合年龄的程度。
Patterson等人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出发，建构了两个平行但相互联系的模型：微观模型和宏观模型，前者基于大量对亲子交往的观察资料，具体阐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和孩子的行为是如何相互影响而发生改变。据此Patterson提出了高压理论（coercion theory），描述了一个多阶段的家庭过程，称之为“高压训练”（coercion training），这种家庭模式经常发生在有攻击性特征的男孩的家庭。第一阶段是父母的侵犯，一般来说这些侵犯是细小的事情，如母亲仅因儿子没完成作业而骂他；第二阶段涉及儿童的反击，孩子通过争论、叫喊、哭泣、呼喊或抱怨以表示对父母先前教训的不满；第三阶段，父母对儿童高压行为的反应。这一阶段是关键，当父母原有的行为停止时，儿童就从他的高压行为中获得奖赏，并获得行为的强化；第四阶段，儿童结束反击，而父母的退让行为受到强化。以这种方式，亲子都彼此强化了高压策略的使用，这些强化增加了今后交往中重复高压策略的可能性，交互模式不但被重复，且强度和长度都会增加。从短期来看，儿童的高压行为使亲子冲突得以有效解决，但从长远来看，在以后的冲突中这种“有效”的高压行为会不断地被重复。所以根据Patterson的观点，混乱的教养方式是青少年反社会行为产生最有可能的发生机制。
大量的研究表明不良的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展有实质性的联系。Mak报告感知到的父母的温暖和理解与低水平的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正相关，而感知到的父母的拒绝和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正相关（Palmer E J.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social cognition and delinquency.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2000，7：303-309）。Palmer研究表明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的教养方式越温暖、投入，他们的不良行为就越少（Palmer E J，Hollin C R. Sociomoral reasoning，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and self-reported delinquency in adolescent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2001，15：85-100）。青少年罪犯几乎没有体验到温暖支持的教养方式（罗大华，何为民．犯罪心理学．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6-68），他们认为父母在表达爱的方面是冷淡、不充分的。Bandura和Walter发现罪犯的父母，尤其是父亲，比非罪犯的父母对孩子有更多的拒绝和更少的关爱。Anderlee对羁押机构中的80名违法犯罪少年与80名12-15岁的正常少年的面谈调查发现，违法少年从双亲（特别是父亲）那里得不到爱，与父母亲（特别是父亲）没有心理上的适当交流（马丁．R．哈斯克尔，路易斯．雅布隆斯基著，李建军等译．青少年犯罪．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14-23；罗大华，何为民．犯罪心理学．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6-68）。Nye研究发现儿童被父母拒绝和犯罪有很强的相关（Geismar L L，Katherine W. Family and delinquency.：resocializing. The Young Offender，1986. 21-23）。Langner等人发现家庭的两个维度：父母冷漠和母亲拒绝，能有效预测儿童的攻击行为（Geismar L L，Katherine W. Family and delinquency.：resocializing. The Young Offender，1986. 21-23）。
正如上面所述，心理学中有关父母教养方式和犯罪行为关系的研究历史悠久，研究结论也较一致，但由于最近中介变量的引入，研究者有了一些新的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主要中介变量是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过程。Crittendon和Ainsworth研究表明早期严厉、没有爱的环境很可能导致孩子形成敌对的心理图式和社会脚本，并且形成世界是充满敌意的内部加工模式（Palmer E J.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social cognition and delinquency.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2000，7：303-309）。Main等人认为这种模式和信念是稳定和自我渗透的，因此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中会有选择性地提取和建构能支持固有信念信息的趋势，从而一种敌对或反社会的反应很可能被激活（Palmer E J.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social cognition and delinquency.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2000，7：303-309）。
Crick和Dodge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六阶段模型具体阐释了社会认知过程如何在教养方式和青少年犯罪之间起中介作用。该模型认为个体的所有经历通过一个过滤器被评价，这个过滤器由认知和情感成分组成。认知成分包括感知和问题解决，情感成分包括动机、情感和目标，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信息加工模型，解释了具体情境事件和行为反应之间的各个阶段（Palmer E J.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social cognition and delinquency .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2000，7：303-309）。儿童从父母先前的教养经历中所形成的表征会影响今后他们与父母或他人交往中的感知，然而过于依赖根据先前经验所建立的图式表征会导致当前情境中的重要线索被忽略，Dodge和Tomlin发现攻击型的儿童比非攻击型的儿童可能对当前情境的解释更基于已有的内部图式，这又再一次确证了Dodge和Newman的研究结果：攻击性的儿童在对当前情境进行解释时比非攻击型的儿童收集较少的信息，Gouze研究表明攻击性儿童比起非攻击性儿童更关注当前攻击性的社会线索（Palmer E J.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social cognition and delinquency .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2000，7：303-309）。Weiss等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发现社会信息加工变量（敌对归因偏见）在早期的严厉教养和后期的攻击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Jenkins J M，Rasbash J，O’Connor T G，et al. The role of the shared family context in differential parent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3，39<1>：99-113）。
在犯罪研究领域，父母的教养方式、监控和温暖都与青少年以后的问题行为相联系。来自受忽视和充满敌对氛围的家庭的青少年会将这种经历内化为对世界的表征，并以此作为对其他人际关系进行解释的过滤器。这使得他们把模糊线索解释为敌对和威胁的，进而形成负性信念和选择攻击性的防御。
2．父母监控
Hirschi的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个体与社会的联系可以阻止个体从事违反社会准则的行为，当这种联系薄弱时，个体就会无约束地随意犯罪。家庭不仅对于约束传统行为的规范起重要作用，而且家庭关系是社会控制的外部来源。Elliot， Huizinga和Ageton认为社会控制减弱的原因可归为3个方面：（1）个体在儿童期没能形成内部控制；（2）特别在青春期，个体已建立的内部控制瓦解；（3）社会，尤其像家庭这样的社会单元的无组织性导致外部控制的减弱（Sokol-Katz J，Dunham R，Zimmerman R. Family structure versus parental attachment in controlling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A social control model. Adolescence，1997，32<125>：199-215）。因此家庭是一个重要的内部和外部控制来源。
父母对儿童行为的监控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发展（Davalos D B. Effects of perceived parental school support and family communication on delinquent behaviors in Latinos and white Non-Latino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2005，11<1>：57- 68；Singer M I，Flannery D J，Miller D，et al. Exposure to violence，parental monitoring，and television viewing as contributors to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trauma.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004，32<5>：489-504）。根据Jessor的问题行为理论，青少年知觉到的支持和控制（特别是来自父母的）水平越高，参与问题行为的可能性越低（De Courville N H. Tes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problem behavior theory to substance use in a longitudinal study.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1995，19<1>：53- 66）。Paschall等人研究发现母亲知觉到的对儿子行为的控制是儿子问题行为发生的决定因素，该研究认为如果青少年有更多的父母管制，他们将不可能参与犯罪（Davalos D B. Effects of perceived parental school support and family communication on delinquent behaviors in Latinos and white Non-Latino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2005，11<1>：57- 68）。犯罪与儿童在家庭外活动的时间有直接关系，青少年罪犯的父母通常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
Hirschi从儿童自我报告的父母亲的有效监督角度来考察其与少年犯罪的关系。他认为，这是间接的监督，儿童较少的犯罪行为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实际限制了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他的父母和他一起关心他的活动，儿童越习惯于征求父母对其行为的意见，就越有可能在考虑违法行为时重视父母的意见。Ramirez等人通过对西班牙裔美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父母监督与孩子吸食大麻呈负相关（Murray C. Risk factors，protective factors， vulnerability，and resilience. Remedial and Special education，2003，24<1>：16-26）。因果模型发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要保护性因素之一是父母监控（Kumpfer K L，Alvarado R. Family-strengthening approach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youth problem behaviors. American Psychologist，2003，58<6/7>：457-465；Morrison G M，Robertson L，Laurie B，et al. Protective factors related behavior trajectorie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2，58<3>：277-290）。
资料来源：《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6月14卷3期，作者蒋索、何姗姗、邹泓（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摘编：陈卫东
责编：孙宏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