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中的主体力量，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有学者研究认为，80后农民工拥有更多人力资本，有职业规划，求职途径较多为市场和政府，关注自己的长远发展，职业稳定性较低；他们被侵权或自己感觉被侵权的比例更高，对相关劳动法规更了解，更有维权的勇气；个人消费水平高于80前农民工，网民比例高，业余生活娱乐休闲色彩浓厚；对社会的评价和认同度相对更高，与老家的联系程度正在减弱，更愿意放弃老家田地、把户口迁入工作城市（Wang Xing Zhou. 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 24 <3>，2008.）。而笔者对青岛市农民工的调查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大约占了80%的比例，他们出来打工的动机已不再主要是为赚钱而更多是寻求个人的发展。因为家境贫寒、出来赚钱的动机只占较少的比例（约为15%），而为了长见识和实现自己梦想的占80%以上的比率（约为82%）。
农民工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欠缺。首先体现在不能充分履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按照目前我国的选举法规定，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使必须按照户籍所在地来进行。因此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从离开故土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就自愿或被迫放弃了这一权利。据《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课题组调查研究发现，被调查的753个农民工中，只有145人参加过家乡的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仅占调查对象总数的19.3%；而没有参加选举的则有599人，占79.5%。在参加选举的145人中，有52.14%的人是亲自回村参加选举的；请别人代投的有23人，占15.9%，函投的有21人，占14.15%，通过其他方式投票的有17人，占11.7%（郭昌盛：中国农民工的公民权利现状[J]，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另据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2008年对济南市建筑工人的调查研究结论发现，仅有23.0%的农民工能及时回到原籍所在地参与政治生活，正常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高达56.7%的农民工或者因为没时间、或者认为没意义、或者压根没接到原籍组织的通知，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而外省在济的农民工政治权利履行情况更差（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农民工现状及意愿调查研究报告[M]，张晓，调研山东，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其次表现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参与不足。囿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的选举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组的研究发现，他们对城市管理的实际参与状况同样不令人满意。在回答“是否参加过城市管理，比如社区居委会选举，参加群防（火、盗）等”时，有20.1%的人回答“参加过”，回答“没有”的则接近2/3（齐杏发：农民工入党与农民工就地入党——问题、意义及路径[J]，理论与改革，2008 <2>）。再次体现为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比率低。工会作为代表与维护工人利益，与政府、企业进行谈判协商的民间组织，其存在和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根据我们对青岛市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尽管大多数人（80%）希望加入到工会组织中来，但63%的人所在的单位并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第四反映在农民工入党难，而且不能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当前，我国组织部门仍按照传统模式即在户口所在地发展农民工党员，导致农民工入党比较困难，农民工中党员比例偏低。据有关资料，即使在农民工入党工作在全国都做得比较好、做法被宣传推广的湖北松滋市，农民工党员也只有1456人，仅占农民工总数13.5万的1.1%。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全国党员占总人口的约51.5%的平均比例，而且也低于农民党员占农民总数的约2.5%的比例（齐杏发：农民工入党与农民工就地入党——问题、意义及路径[J]，理论与改革，2008 <2>）。而即使已经是党员的农民工，也难以享受正常的政治生活。由于普遍没有正常的获取政治信息和进行组织联系的渠道，农民工中党团员正常的组织生活无法开展，有半数以上党团员外出就业后，事实上便失去了党团员身份， 57.8%的党团员不再交党团费（李迎生，刘艳霞：社会政策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J]，社会科学研究，2006<6>）。
资料来源：高红《公民权视域下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社会政策支持》，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
摘编：陈 晨
责编：郭开元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