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b（1986）最早提出了父亲参与概念的模型，他将父亲参与划分为三个维度：投入（engagement）、可接近（accessibility）和责任（responsibility）。“投入”是指直接照顾孩子；“可接近”指可用性；“责任”包括关心孩子的幸福健康，承担有关孩子抚养的责任。随后，Pleck等（1987）又将父亲参与分成三个方面：互动（interaction）、可接近性（availability）、责任心（responsibility）。互动是指父亲在照顾孩子、与孩子一起活动时与孩子直接的接触；可接近性是指不管父亲与孩子的互动是否发生，父亲都在场；责任心是指父亲在确定需要照顾孩子、为孩子提供可利用的资源时所起到的作用。
Dollahite（1997）等人提出了七种“父亲工作职责”：伦理道德性工作（满足孩子发展伦理道德等的需要）、服务性工作（满足孩子对资源和有利于环境的需要）、发展性工作（满足孩子受关注和调整自己的需要）、娱乐性工作（满足孩子休息和发展各种能力的需要）、精神性工作（满足孩子得到鼓励和实现价值的需要）、情感性工作（满足孩子获得关心和理解的需要）指导性工作（满足孩子获得智慧和支持的需要）。这七种父亲职责代表了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理想状态。
Hawkins等（2002）认为父亲参与应该包括九个方面：提供经济支持、对孩子母亲的支持、管教和培养责任感、鼓励学业成就、给与表扬和情感支持、与孩子交流或聊天、关注孩子的日常生活、教孩子读书、鼓励孩子发展才能。这九个方面包括了父亲对家庭教育的直接和间接参与，比以往对父亲参与维度的研究更为广泛、丰富和深刻。
然而，父亲参与不仅仅限于暂时和直接的参与方式，它应被看作是一个多维结构，包括情感、认知、道德、可观察到的行为以及参与的各种间接形式（如提供经济支持，支持孩子的母亲等）。Doherty（1998）等人强调，父亲参与的关键因素是与母亲共同参与对孩子的教养（即使在父母没有结婚的情况下，父亲也需要协助母亲共同教养孩子）。所以，父亲参与的一些重要方式可能是间接实现的，父亲提供的经济支持、他们与母亲关系的质量及对母亲的支持程度，都对孩子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Doherty在Levine和Pitt的研究基础上，将负责任的父亲参与界定为：当孩子母亲怀孕时，父亲会认可、接受自己的孩子，认可自己的身份；自怀孕开始，父亲就与母亲一起承担对孩子的经济支持；在以后的时间里与母亲一起参与对孩子情感和物质上的支持。
总之，父亲参与不能被仅仅看作是线性的、暂时的、可直接观察到的现象，而应看作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多方面多维度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工作进行更深的理解和测量。
注：摘编自李燕等撰写的《父亲参与及其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原载《外国中小学教育》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赵霞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