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东师范大学“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校道德教育改革与德育环境重建研究”课题组所开展的“我国中小学生价值观现状及德育环境调查”发现，在当前价值多元化背景下，中小学生获取道德知识和价值观念的途径按重要程度从高到低排列为：父母、教师、课堂教学、参加德育活动、大众传媒、同辈群体、偶像等等。由此可见，当前中小学生正处于一个多元、复杂的德育环境之中，其道德成长无时无刻不受到各种因素的多向、交替、交叉影响（华东师范大学“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校道德教育改革与德育环境重建研究”课题组：《我国中小学生价值观现状及德育环境调查》，《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12期）。
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家道正而天下正”，家庭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和中介，家庭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社会生育和抚养了有生命的个体，更在于它将为社会培养出有情感、有理性的初始化社会成员，进而通过家庭建立起个人与社会在道德、情感和理性上的联系（周丽娟：《试论在德育教育中强化家庭价值教育的必要性》，《职业技术》2008年第5期）。因为，人最基本的关系是与父母之间的血缘关系，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家庭伦理是人能够习得的最原初、最直接、最长久的伦理类型，也是个体走向社会、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基础。因此，人无论怎样地社会化，家庭伦理教化的功能都不应该被弱化。
但是在今天功利主义和应试教育惯习的影响下，不少家长仍然重智轻德，要求孩子心无旁骛地将精力全部放在学业上，忽视对孩子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天津市曾进行一项7-14岁儿童家庭教育调查，当列出健康、安全、学习成绩、品德、自理能力、兴趣爱好、交友、吃、穿等9项指标要求家长回答“您平时最关心孩子什么”（选其中三项）时，有87.2%的父母选择“学习成绩”，为第一位；而最关心孩子“品德”的比“学习成绩”低25.4个百分点。当进一步要求家长对所选三项内容按重要程度排序时，将品德摆在第一位的仅占全部调查对象的18.1%（潘旭、仇逸等：《中国式家庭教育的价值观之痛 “狼性教育”缺乏爱心》，www.china.com.cn）。有些父母甚至向孩子灌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的价值观念，与当前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结果使孩子在相互矛盾的价值观面前无所适从。
本次调查也设计了少年儿童家庭教育调查，当列出健康、安全、学习成绩、心理健康、在校表现、个人爱好等16项指标要求少年儿童回答“父母亲主要关心你哪些方面”（最多选3项）时，有83.2%的父亲和73.8%的选择“学习成绩”为第一位，其次是“身体健康”，再次是“安全”，孩子的思想品德则没有进入父母关注的视野。
学校是育人的摇篮。有目的计划、有组织系统化的学校教育，对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整个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形成也有强大的促进作用。从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所进行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教师、课堂教学和德育活动都是影响中小学生价值观的重要因素。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和智慧的启迪者，也是精神的熏陶者、美德的体现者、人格的影响者。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会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活动，也是对学生进行价值教育的主要渠道。
过去的课堂教学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导致人文精神和价值观教育缺失。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提出“三维目标”：知识和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由此可见，学校教育对学生的价值教育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学校有责任给予他们引导和教育，帮助他们从纷繁复杂的多元价值观中学会正确选择，并经过反复实践，逐步确定自己的价值观。另外，学校所开展的活动一般具有欣赏性、趣味性、娱乐性等特征，符合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德育活动，能够陶冶情操、净化灵魂，从而提升学生们的精神境界，对价值观的形成产生良好的影响。
大众文化一般也称之为平民文化、流行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及其演变趋势，被认为是现代大众社会在文化上的必然产物。大众文化以大众传统为载体，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如电视剧、电影、音乐、广告、杂志等，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少年儿童自身求知欲旺盛，对新兴事物较为敏感，对流行文化接受力较强，因此，大众文化对其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对少年儿童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价值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大众文化的传播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世俗化首先是一种对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的反叛，对宗教般迷狂的反思，“追求世俗的幸福”是它不变的目标；其次，由于大众文化的盈利性特征，使它在传播过程中，蔓延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倾向，这是世俗化的另一种情形。世俗精神致使少年儿童的价值观呈现出理想主义淡化，理论性价值淡化，价值观念向个人本位偏移的特点。
调查显示，虽然多数中学生将社会价值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但其价值观已明显向个人本位偏移，在中学生人生价值的调查中，只有三成的人愿意“做人民公仆”，将社会价值的实现放在第一位；三成的人把个人收入、社会地位作为人生理想实现的首要因素；四成的人主张在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结合下实现人生理想（巫幸兴：《大众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改革开放的实施使我国叩开了通往现代化的大门，经济的发展、体制的革新、西方文明的引进，中华民族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进行的实践活动，使价值观当中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实际与理想发生了矛盾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仍处在艰难阶段，很多方面还在磨合，由此使社会价值导向不稳定，引致未成年人价值取向的不稳定，甚至平添迷茫，容易在价值行为上无所适从，形成不利于价值观健康发展的局面。
社会的急剧变化，有相当一些层面的问题来不及妥善解决，人们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也不够充分，在社会价值冲突加剧和各种价值意识激烈交锋面前，反应欠灵敏，认知较迟缓，很难做到价值选择上的泾渭分明。混沌的价值取向，必然会有混沌的价值表现，这些状态在未成年人身上同样存在。传统道德的传承受到社会负面力量的抵制、消磨和制约，导致道德本身的交错、脱节、乏力，对未成年人价值观的形成与演变产生负面作用，以至在未成年人的价值观中掺杂了非理性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未成年人价值观的部分偏移（叶松庆：《当代未成年人价值观的演变特点与影响因素——对安徽省2426名未成年人的调查分析》，《青年研究》2006年第12期）。
注：摘编自《中国少年儿童十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9-2010）》，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主编孙宏艳，副主编赵霞，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版；原文作者杨雪翠，本文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摘编、责编：孙宏艳
（中国青少年研究所少年儿童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