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成本研究(10):如何降低教育决策和选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发表日期:2011-11-06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虽然教育选择、教育决策和教育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能全部消除,但是,人们可以采取措施降低不良结果发生的概率,减少风险,降低损失。

第一,我们要转变观念,提高对教育决策和选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认识,树立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意识。目前的普遍情况是人们在强调投资于教育、发展教育的重要性的同时,忽视了教育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人力资本极度缺乏、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才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很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就反映了这一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由国家负责安排,不存在由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使教育选择和决策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成为一种投资活动之后必然存在风险,特别是实行教育成本分担之后,个人教育选择和教育决策的风险问题更为突出。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模式,人们总是倾向于低估教育选择和决策、教育投资的不确定性,过高地估计教育的收益,我们必须纠正这一点。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大学生、研究生就业困难,一时出现脑体倒挂现象,出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就认为进行个人教育投资没有好处,接受教育没有用处;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教育是重要的,就忽视教育投资和教育决策选择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能不顾家庭和个人的承受能力,不顾及将来的收益情况,或者错误地预期教育投资所能带来的收益,过度地追求教育,认为无限度地接受教育越多就越好,这也是不明智的选择,只能使个人和家庭效益的效用遭受损失。国家教育发展、个人接受教育确实是非常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来自于教育的收益,并不是任何阶段的教育对于个人和国家的收益都是相同的。笼统地强调教育发展、重视教育,对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不加区分,同等地强调其重要性,甚至把重要性的次序颠倒,过分强调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是错误的。许多地区在义务教育发展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热衷于发展高等教育,实际上也是在误导人们的决策和选择,加大了个人教育选择和教育投资的风险。

第二,降低教育选择和教育决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办法之一是不要过早地进行教育选择和教育决策,等到信息比较充分,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之后再做决定。过早地进行选择往往加大了选择和决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我国也是一个转型的国家,产业结构处于变动之中,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多端,难以准确地预测劳动力需求情况,选择专业的时间越早,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日期就越遥远,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就越大,风险就越大;另一方面,教育选择和教育决策越早,人们对受教育者的能力特征和兴趣特点就越缺乏了解。所以,如果过早地确定是学习理科还是文科、过早地选定专业,风险和不确定性就更大,一旦发现需要改变所学的专业时,你就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调头很难。学生文理的分科和专业选择不是在高中阶段,甚至不应在大学低年级,而是在更晚一些阶段就是为了降低专业选择的风险。家长也不宜为儿童过早地选定学习方向,例如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确定孩子学音乐还是美术等等,一定要等孩子的身心发育到一定程度,个人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和兴趣特点比较明显之后再做选择决定。

第三,化解教育决策风险、降低教育选择不确定性的另一种办法是分散风险,多学一个专业,“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农民通过种植多种作物化解由于自然因素和市场因素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样,读大学选择辅修专业,也能抵御和降低劳动力市场中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四,在接受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技术教育之间、读大学还是参加工作之间、读专科还是本科之间、把资金投资于教育还是教育之外的其他方面之间进行取舍时,要仔细权衡,反复比较,不能盲目从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典型的“二元经济”,资本稀缺,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所在。我国经济的正确发展道路应是遵循着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不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这一过程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由此决定了我国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大量的劳动工人,对大学生、研究生的需求相对要小,高等教育一定要保持适度的招生规模,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逐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未比比接受普通教育回报低,进入高等学校进一步接受教育、投资于高等教育未必能带来较高的收益,投资于教育以外的其他领域未必比投资于教育收益差。许多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都是从亲戚、朋友、乡亲那里借来的,还有很多是贷款,许多是父母省吃俭用甚至卖血积攒的,指望着学生上大学能有回报,但是,如果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学生及其家庭将陷入绝境。如果不读大学的话,学生本来可以用这几万元钱作为本金,进行其他投资,开展其他经营获得收入,或者可以盖房屋、结婚、成家立业,投资于高等教育之后,又找不到工作,花了钱什么也没有得到,使贫困家庭雪上加霜。

第五,政府要加快教育体制、教育制度改革,为降低个人教育选择和教育决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供制度保障。每个人都面临着信息不充分问题,无论是关于劳动力市场,还是关于自己的能力,这种信息的不充分,无法完全消除。问题的关键是,一旦获得了相应的信息,并且确认以往的教育决策和选择有偏差和错误之后,能够尽早消除错误,纠正偏差。例如,当学生发现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时,应该给学生以机会,尽快重新选择。同样,当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失去兴趣后,应该允许学生转专业。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育制度,不强调尊重学生的兴趣和权力,严格限制甚至杜绝学生转专业,加大了学生专业选择不当或者兴趣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损失,许多学生甚至不得不通过退学重新参加高考的途径来改变自己的专业。这样做的代价和成本、学生所承受的压力是不言自明的。加快教育改革,转变管理方式,建立、健全学生转校、转专业的制度,充分保障学生的利益和权力,是一项紧迫的改革任务。已经有一些学校开始了这方面的改革,如复旦大学去年就大大放宽了学生转系的条件,并有DEF人成功转系,但是,大部分高校还没有制定相关的制度。

第六,尽可能地去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获取更多的更准确的信息。一方面,政府要及时跟踪、了解各个学校办学的情况,把有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和学生及其家长公布;另一方面,要鼓励、发展各种非政府的评介机构,对学校的办学情况及时进行评价、排名,让社会充分掌握各个学校的办学信息。政府必须认真担负起责任,同个人相比,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未来劳动力需求情况,还是对学校教育教学情况,政府都有条件获得更多的更准确的信息。政府应该积极地预测并及时公布当前以及未来的就业趋势以及各个行业可能存在的劳动力短缺或者过剩的情况,行业和专业协会要及时搜集本行业人员的收入、招聘人员的数量、退休人员的数量的数据,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七,政府应该切实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确定教育发展速度,确定高校招生规模,而不是根据其他目的来确定招生数量。例如不能根据短期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来制定招生计划,那样很有可能导致招生规模过大,增加个人和家庭教育选择和教育决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注:摘编自曹淑江的《家庭和个人教育决策和选择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原文发表于《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11期。

摘编、责编:刘秀英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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