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难点和重点
发表日期：2008-03-17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每个国家的青少年群体素质都将直接影响其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形象和未来发展。当代中国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和素质培养已经明显突出了良心、自觉意识和荣耻观的培育，注意到了政治道德不要简单替代或全面覆盖日常道德的问题。但在人们谈论“八荣八耻”观的倡导将为全社会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的时候，我们的青少年仍将面对统一明确的价值导向与错综复杂的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这种鸿沟如何真正跨越的认知和实践问题。在这类问题上，不仅青少年们自身要加强学习和勇于体验及实践，而且家长、教师、媒体专业人士和相关管理部门人员都有自己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和具体工作。
一、应该重视荣耻之间的中间地带
对绝大多数正在接受现代义务教育的中国青少年而言，如果现实生活中的应有道德准则和卑劣言行之间的差别就像动画片的人物造型和衣着色泽一样正邪分明、好坏一目了然，他们是完全懂得如何择选和评判的。问题是对那些黑白之间的灰色区域、对那些又曲又直的人际关系变线、对那些是非众说纷纭的事件和现象，他们会感到困惑、痛苦和心理失衡，会出现选择的犹豫、是非的混淆和抉择的失误。
比如：并不是每个青少年都能有姚明、刘翔一样的才华服务人民来体现自己的热爱祖国，也没有多少青年人能够像丁俊辉、周蜜那样明确地发现自己的个人发展计划已经涉及国家和个人孰更优先考虑的问题；更多的情况或现实是，许多肯定自己是热爱祖国的孩子却不能热爱他自己的家庭、学校、同学和居住地，许多绝不会想到背离人民的孩子却在统一考试的层层压力下首先背离了自己的天性和兴趣，许多确实尚且无知但并不因此愚昧的孩子仅仅因为成长的历程有着时间和方式上的特殊性而从来得不到表扬和鼓励，许多迫于就业严峻形势而选择零薪金应聘或被知名企业明显“借用”和“试用”的大学生根本无法为自己初入社会的辛勤劳动感到骄傲和自豪，许多校方的部门规定和教师的个人要求迫使一部分权利受损的教师和学生无法遵守，许多利用暑期勤工俭学的同学无法在那些最常见的家教和商品推销工作中联想到艰苦奋斗是应该发扬的光荣传统。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真正的现实问题区域和观念动荡区域，不能用一些空洞的套话和连篇的大话来替代具体情况的调查和讨论，不能让一轮轮运动式的宣传攻势和一次次表态、过关式的学生作文来取代真诚而又持续的面对面对话、来逃避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有趣而又艰险的思想和实践探索。
二、应该重视共信价值观在个人实践中的余地
每个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主旋律都是从其历史文化中的“道”或“神”的其本假定中逐步抽象概括出来的，这些抽象概括的过程具有政治统治的必要性和社会治理的功能性。为了社会稳定和民众的安全感，来自上层的基本价值观表述往往鲜明、扼要、易懂和朗朗上口，这既是为了便于宣传和推广，从而帮助人们在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拥有共信价值观，通过相互协调和彼此配合来实现和谐共存，也是为了避免人为的道德行为规范过于细密严苛、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活力，从而鼓励不同社会成员合理合法地运用自己的独特资源和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潜能。由此，在合适有度的共信价值观的建立和建设中，明确的道德行为规范总是既给人们的言行以规定和限制，又事实上留有必要的个人发挥余地。
比如最早提倡“君子”人格理想和“仁道”价值观的孔子在回答学生的问题时总是强调基本水准和更高标准的空间或余地的。他的学生子贡问：“贫穷却不巴结奉承，有钱却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还不如虽贫穷却乐于道，纵有钱却谦虚好礼。”学生子贡又问：“假若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好，怎么样？可以说是仁道了吗？”孔子说：“哪里仅指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尧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呢！仁是什么呢？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豁达，也能豁达待人。能够就眼前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步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道了。”
当孔子与学生讨论一个人的言行和评价时，他显然对“仁道”更推崇、对“圣德”非常仰慕，但他也充分肯定和认可“可以了”的道德达标状态，他的教导对普通人的正常选择充满了鼓励，对优秀者的更高追求有积极的倡导和明确的引导。在这种孔子说“可以”的基本道德衡量标准下，共信的社会价值观既为人们留出了行为上的选择空间，也保护了人们思考上的回首反省余地。
三、应该重视道德自律和他律的互动规律
正是由于社会共信价值观总会与世俗的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集体和团队的行为规范总是在严律和宽容之间保持一定张力，所以无论是发达富裕的国家，还是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的民族，还是尚在内战和动荡边缘挣扎的人群，传统道德的自律和他律总是在互动中展示文化的影响力和文明的感召力。
从“荣耻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看，许多相关讨论都注意到了所谓西方“罪感文化”与东方“耻感文化”的异同和互动。如果为了讨论和比较而简单说罪感文化更看重是非，耻感文化更注重荣辱，就必须同时强调是非与荣辱其实无法分离，一旦进入具体案例分析则大是大非与大荣大辱就不可能仍是不再相关或无法分辨的；而且传统文化发展方式上的东西方差异虽然客观存在，却并不影响人类社会价值观共同的“劝人为善”、构建和谐社会的相似目的。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传统中的“耻感文化”也确有其自身必须警惕的一些特质。
一是中国的共信道德观更多地基于以“道”为核心概念的现实规范，而不是带有更多超越现实色彩的“天意”概念。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若仅以刑罚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是羞耻的；若以德治教民，民便有羞耻之心，且能端正自己的言行，从而自觉地有所不为，自觉地避免犯罪。应该看到，孔子所担心的人们只通过看得见的法律惩罚和“现世现报”决定自己的行为底线，依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常态。当一些人实施了无耻的言行之后，理应受罚的数量不及实际被罚的数量、事实被罚的金额不及实际受益的金额、各种“脱耻”的手法多于量刑获罪的可能时，人们的羞耻心就很难仅仅通过教育和宣传植入人心。对青少年来说，就是小时候还是信的东西，越长大就越不信了，因为他能“信”的东西必须是亲眼看到和可能实现的奖惩，而不是拥有一种信念、志趣、才智和即使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也永远不变的精神。
二是一般民众认同的共信价值观中还有潜在的“本性耻感”。由于中国传统的共信价值观主要基于家庭伦理和政治道德的结合，所以让人感到荣光的言行大都是指为社会、为集体而奉献自身或克制自我的言行，让人感到羞耻的事则大都是个人的、独自的、擅自坚持的谈吐或做派。所以价值观教育对绝大多数中国青少年而言，就是指他们天生具有或自然形成的东西往往是幼稚而有危险的，如成长中的自恋、受挫时的脆弱、得意时的自夸、张狂时的放肆、压制时的反叛、交住中的幻想、交锋时的生硬、惊慌时的失措、犯错时的绝望等等。当他们尚在不断萌发和变化之中的各种本能和天性，必须对照统一明确的道德规范和硬性标准时，他们会以为自己离荣誉很远、离耻辱也不近。一旦写起学习体会文章来，动辄对自己的本性和正常言行上纲上线，对自己的言行做不恰当的贬值评价，或者抄录一段并不经过大脑的大话套话向老师交作业之差。他们花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接受了德育教育，但实际的收获和效果却可能如过眼烟云。
三是中国式面子文化与羞耻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重视的都是外在的他律或他人评价。现实社会中之所以并不缺少为了个人名誉和国家荣誉而振臂高呼的人，却比较缺乏因为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过错而主动公开受罚的人，原因并不简单。平心而论，孤身独处时反省自己的言行不禁有些自形惭愧或不甚满意的感受，其实多数中国人还是有的；当许多父母要求自己的孩子低头思过和自我检查的时候，他们往往最多为自己的近期表现打个中等或中等偏上的分数。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没有“面子”的中国人生活几乎是没有人格尊严的，从来得不到大人们、教师们和社会真正肯定的孩子是不可能真正快乐健康成长的。与许多国家深厚的宗教传统相似，中国是一个道德强势的古国。公共生活中的良好道德氛围确实是可以沁人心脾的，但那些总是占领道德至高点的社会舆论压力却也是可能压抑人的自尊的。所以，当人为的、外加的、无形的他人评价对许多基本生活和本性尚无保障的人来说是过高或不公的时候，人们就会在荣辱之间的中间地带停留，在个人道德实践的余地中徘徊，在如何“脱耻”的方法上动脑子，而不是去建立什么良心和自觉。中国这个道德强势的大国如何在道德评价体系上实现宽容、互信、互谅和多元，如何让有个性和潜力的青少年不再为自己的独特和自然天性而总是自形惭愧，尚有很长的现代文明变革之路要走。
四、勇于面对价值观教育的时代新要求
共信价值观的全社会推崇和全民教育总是社会治理中的重点和难题。常言道：从恶如流、从善如登。集体道德意识崩溃的时候往往一泄千里、从者无数，正面价值观的重建或修复工作却总是千呼万唤、应者有限。共信价值观的坚持和维护也只能从理念到现实的多个层面上不断努力，万千滴水才能积聚成清水长流。对当前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而言，虽然新的挑战和困难不容忽视，但改革时代的开明和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也附予我们前人无法想象的物质条件保障和社会开放氛围，也应能催生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新思维和方法创新。
首先，当前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不能继续那些教育内容不更新、教育方式走形式的传统做法，应该面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真问题进行荣辱观教育。如果因为确信一些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是正确的，就用一遍遍简单宣讲、让所有人反复背诵、写下来、批出来、交上来、再交上去的方式进行价值观教育，则这种教育本身是不负责任的、有害无益的、实际无效或有反面效果的。应该从最切近我国青少年的价值观问题入手，引导他们进行参与其中的体验和思考。应该尊重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所实际面临的不同成长经历，讨论他们真正无法回避的普遍问题。比如应该看到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家庭、同学、学校和居住地的青少年，不仅是不可能真正热爱祖国的，而且是尚未能亲身体验、意识和领悟关爱与被关爱、尊重与被尊重、帮助与受到帮助的基本人情事理的。必须引导他们经常体会和思考实际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各种道德情境，通过亲身体验、共同讨论、学会分析和努力总结的过程中，培养他们走出自我中心式的自恋和自爱，学习体谅和关心他人的道德情感。
其次，当前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应该重视荣耻之间的中间地带和保护个人道德实践的选择余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青少年不是面对荣耻选择，而是面对很模糊的界限。比如一个小学生很可能朦胧出现班里的小朋友都认为他（她）是“穷人家的孩子”的糟糕感觉，一个中学生很可能要面对老师希望他的父母为班上的集体活动出点力的暗示，一个大学生很可能要面对他仰慕的导师请求他为自己的重大科研项目做点“义工”的期待……在这些情况下，他们的犹豫必须转化为行动，他们的困惑会被不同的指点加强，他们的选择实践也会带出许多不同的物质和心理后果。而我们的价值观教育要有具体的讨论、建议和引导，即使这些教育和建议展示的是非荣非耻的引导，但却可以逐渐引申出向善劝善的方向，并明确点出真正可能的危险趋势，解说维护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可行路径。
再次，当前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应该重视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矛盾冲突、内外变化和相互拆台。每个人的价值观形成都可能有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教育者和管理者都应该正视出现在青少年身上的这种可能波动和暂时抵触。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巨变之中，当青少年出现心口不一、言行背离的情况时，他们往往正处于紧张的两难抉择和道德摸索之中；在青少年诉说自己信仰瓦解、不得不以多心和假面具对付严峻现实的时候，他们往往因为道德标准的“现成”和“高度”而内心充满怀疑。从培育自觉的“耻感”角度讲，如果我们能让他们在阅读和交流中体验到一种自己心灵上的不安，或自然产生一种懊悔、羞愧的感觉，让他们在自己同龄人的发言和观点中发现彼此观念和实践上的差距，就可以由此引导他们在必然要面对的复杂现实面前，逐渐明白良知、人格和品质的作用和运用自主选择权的责任，逐渐拥有坚强的意志和遇险不溃的精神追求。
最后，当前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应该重视“他律”的位置和作用。在道德自律和他律如何互动最合适的问题上，对青少年的教育和评价应该有与成年人不尽一致的标准解释和教育方式。一方面，对于成年人而言，平时的严格自律和洁身自好大都是一种长期积累而成的修养和素质，对生理和心理都处于不断变化和成长青少年而言，则更易被感觉是一种来自外界的硬性强求或苛求。所以在青少年这个人生阶段，培育他们的主体意识、健康性情、良好趣味和思考习惯，比教给他们很多正确的历史知识和英雄模范事迹更显得紧要和必要。不应将知识教育的方式生硬地运作于道德意识启蒙，而应将美育、德育和体育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健康协调的身理基础上才可能发展出愉快开朗的个性，在愉悦放松的心理基础上才可能生发出对不同学科知识和魅力的理解力，在全面发展的人格基础上才可能孕育出创新型现代仁人杰士。
另一方面，中国的价值观教育往往过多地与指定的历史知识和伟大人物生平业绩联系在一起，强调对照伟人和杰出人物而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努力方向。而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历史学兴趣十分广泛的国家，一旦出现个性化历史写作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新评估、娱乐节目中的伟大人物生平的随意“戏说”，传统四大名著的新一轮高人评点和能人解秘，就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刚刚萌芽的价值观念，导致他们迅速转向对各类明星大腕的追捧，生活榜样的变迁会直接导致他们基本信念的动摇。所以，在社会的思想宽容度增加、历史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可以被比较自由地评论的今天，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就更应该将理解思想与理解伟人区别开来，将尊重思想与尊重传统区别开来，将遵守普遍性法律与遵守特定性校纪或单位规定区别开来，将政治道德与日常道德、政治信仰与道德信仰的关系解说清楚，从而让中国的青少年真正实现精神有超越之维、行为有不可逾之底线、交往有善解人意的能力、思考和判断有荣辱的标准和理性谨慎的态度。
作者：潘一禾（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注：该文获第二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6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办公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