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文化（书籍、音像制品、演出、娱乐节目、互联网等）中日益暴露出的“低俗化”问题，大有泛滥之势，这一问题越来越引发的道德危机、伦理危机和精神危机，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各部委联手治理文化领域中广泛存在着低俗化现象，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低俗化运动”。
然而，在这场“反低俗化”的文化运动中，人们心里会存在着诸多疑惑，如果不能回答好这些问题，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政府进行的一系列反低俗化运动的正当性就大打折扣，同样，如果民众没有正确的认识的话，思想上就不会高度重视，行动上亦不会主动配合，在一个没有广大民众理解、支持和配合的“一厢情愿”，甚至是“强制执行”的反低俗化行动中，其成效便可想而知。
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正是在反低俗化过程中存在着的三个问题：一是需求论；二是自由论；三是艺术论。
一、需求论
第一种思想是：客观存在，宽容对待。
抱这种思想的人认为，既然文化中的低俗现象客观存在，又不可能消除，那就索性对此问题抱以宽容的态度，允许它合理存在。
1．合理说的立论在于“重回禁忌”
比如，在一篇《宽容赵本山的“荤段子”》的文章中这样说道：“‘荤段子’一向受争议，但是作为地下文化、民间亚文化，它存在的合理性是无可置疑的。……这种‘性’的乐趣对于健康的民间文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通俗的民间艺术就是‘荤段子’滋生的乐土之一。东北的二人转对小品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小品中带有一些‘荤段子’的天然遗传不是很正常吗？”“荤段子”“虽然包含色情内容，但却不具有色情的效果和作用，它是被改装、被做了无害化处理的性意识。它的目的与其说是传播色情，不如说是传播幽默，并顺便代表民间去解构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刘培：《宽容赵本山的“荤段子”》，《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4期，第6页）在作者看来，“荤段子”非但“无罪”，甚至“有功”，它一可有助于民间文化保持“健康”，二可传播幽默，甚至三可以解构“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对这么一个对民众“功勋卓著”的“荤段子”文化如何能视为低俗化并予以扫除打击呢？
而在《中国青年报》的另一篇文章中，作者肯定了低俗的民众基础，以及反低俗前景的不容乐观，或者说注定失败。文章说，“当低俗内容在网络站点之间乐此不疲地穿行时，它至少提醒我们，低俗之风是有一定根基的。我们可以管制互联网靠低俗内容博取点击量的行为，却管制不了人性中复杂的欲望。况且，当物质性的富足不能弥补精神性的财富缺失时，低俗之风还会像幽灵般在我们身边游荡。”（陈方：《“净身运动”无力为民众习惯性流俗净身》，《中国青年报》
这种思想反映出一种“大众需要低俗”，“存在即合理”（“我们向来如此”）的思想。诚然，事实上可能的确如是。其实，“低俗有功”的立论更深层的涵义将反低俗化等同于“重回性禁忌”，你看，几乎所有的议论的潜在的、根本的立场就是“禁忌是愚昧的，反文明的，不合理的”，也正是如此立论便是宣告了反低俗化运动在道德上的荒唐可笑，因为“性禁忌”因其违背人的自然天性而导致痛苦、虚伪和变态，在历史上是有教训也是深刻的，是我们曾经反抗过的。
2．被污染的文化生态
然而，要知道，我们其实面临的时代背景已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这个时代已不再是一个性敏感，性禁忌，性压抑的时代，相反，我们很大程度上正处在一个性开放，性放纵，性混乱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已不再是处于的是一个抄传《少女的心》，沉迷“靡靡之音”，偷看港台录像的时代，而是处于一个叫卖色情漫画，传唱粗口秽曲，兜售“顶级毛片”的时代。
泛泛的描述只能给我们一个印象，但看一些具体事例便略知一二。在2007年到2008年期间，贵州省习水县发生了六名公职人员（这其中有政府官员、县人大代表、司法干部、教师等）嫖宿中小学幼女的事情，而被胁迫卖淫的中小学女生多达十多名，而这些女生之中多名都未满14周岁。（2007年10月，37岁的社会无业人员袁莉和14岁的辍学女孩刘某及其15岁的男友袁某3人商量，由袁莉负责提供场所并联系嫖客，刘某、袁某负责寻找女学生带到位于习水县城关老司法局家属楼袁莉的家中卖淫。袁莉按嫖资的30%收取卫生费，剩余嫖资全部归刘某、袁某所有。2007年10月至2008年7月期间，刘某、袁某先后在县城的3所中学和一所小学门口附近守候，多次将李瑜、康倩、王清等10多名中小学女生<多名女生当时未满14周岁>挟持、哄骗到偏僻处，以要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威胁手段胁迫到袁莉家中卖淫。参见《习水县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年幼女生》，《中国青年报》
就在习水县嫖宿幼女案还没审定时，又爆出浙江丽水碧湖中学10余名13周岁到16周岁在校女生遭到当地KTV老板陈伟军、村委会主任何国兵等人“强奸”的丑事，据称，被“强奸”的女生有几十人之多，多个女生堕胎，被传染性病，乃至被诊断为终身不孕。尤其是丽水中学的“受害者”，这些女生本身就是“受害者”，但一点点物质诱惑，就使得这些“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为“拉皮条客”，她们主动在自己的同学中为强暴者“拉客”。
以“90贱女孩”的名号“闻名于世”的双胞胎姐妹包包和阿紫的故事与丽水女生的故事有相同之处。2008年的包包和阿紫本系北京一所职高高三17岁学生，后为“星探”发现，进入源源影视工作室，该影视工作室实质上是挂着影视的“羊头”来做“人肉”买卖的“卖淫场所”。
负责人胡某、孟某首先对想进入影视圈的无知女生灌输“明星的发展前提是必须跟他们发生性关系”这样的原则，以诱骗与他们发生关系，并且在胡某与她们发生关系时，被拍摄下来，使她们不敢“反抗”，论理，双胞胎姐妹包包和阿紫正是受害者，然而她们却不只是受害者，“胡、孟与其他女孩发生关系时，她们在场负责摄像、拍照”，看来，她们同时也是加害者（《怀揣明星梦被骗进淫窝》，《文摘报》
双胞胎姐妹包包和阿紫经历正是如此，待到她们发觉本来的明星梦破灭后，2008年5月，该双胞胎忽然自命“90贱女孩”，把“粪土”当“香水”，视“垃圾”为“黄金”，以“受害人”的角色自爆被“潜规则”，致公安局长公开信，鼓噪一时，也红极一时。
2009年5月在济南全国书展中，包包和阿紫摇身一变为“90后作家”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光与影》和《疯长系》，腰封赤裸裸地宣告作者的“特立独行”：“90后贱女孩第一季·90后第一文学偶像坦诚叙述脑残一代的非主流生活”。扉页上的“90后经典语录”也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在男人的世界游刃有余，我在我的世界天旋地转。男人是愚蠢的、肮脏的，属于欲望的。”“两人对‘贱女孩’的称呼坦然接受，表示‘想了解90后的人应该人手一册’她们的书。”（《书商炒作读者愤慨，“贱女孩”怎能代表90后》，《新民晚报》
其实，无论是习水、丽水，还是源源工作室，这些被侵害的女孩都不是简单的受害者，她们同时也是加害者，她们有被迫的，也有自愿的，有以此为耻的，也有以此为荣的。
我们愤怒于社会闲杂人员威逼“未成年学生”卖淫，我们惊诧于嫖娼者的丑陋污秽，我们痛惜于受害女生的悲惨遭遇或自轻自贱，但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所有的人都是目前的“欲望爆炸，四处游荡”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受害者”，而这样的社会文化气氛又与荧屏音频、网络、图书、游戏、夜总会、酒吧、娱乐场所、按摩屋、理发房的“低俗”品味莫不相关。源源影视工作室负责人胡卫东在回答记者对“90后”的女孩有什么看法时说，“90后的女孩，受到现在网络不良文化的影响，像色情影片，暴露的影片，对性很无所谓，总是说‘不就是潜规则吗，不就是上床吗’，以为上床就可成名，实际是很无知的。”（《“90后贱女孩”潜规则案开审》，《新京报》
“历史证明，过分压制和过分放纵都会对人类生活造成损害。许多‘被禁’的历史事件，事后都被证明过分管制会伤害艺术的自由表达。而如‘性革命’似的过度放纵也会导致家庭危机和社会困境，甚至危及人类道德。”（张颐武：《中国人要有怎样的情色观》，《环球时报》
3．控制欲望与理性的发生
过去，我们礼赞禁欲，今天，我们拥抱欲望。其实，欲望（不只是情欲，包括情欲在内的感情、道德的失控）往往是迁就人的自然属性，所以表现的言语和行动就显得漫无目的，感性、任意、冲动，人不光崇拜感性，顺应冲动，还应当建立理性，遵守秩序。而人之所人的神圣性一面正在于他对自然属性的克服，对欲望合理节制（如人的苦修）是人克服本身自然状态的一种尝试，人的理性、道德、伦理、礼仪、人格、气质往往都与此相关。韦伯这样说到禁欲的理性的特征，他说，“禁欲主义在其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修行生活发展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修行生活试图使人服从一个至高无上的、带有某种目的的意愿，使他的行动得到经常的自我控制，并且让他认真考虑自己行为的伦理后果。”（[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可以说，以对欲望的控制为原点所生发出的一切理性、道德、伦理等名目其实都是使自然的人驯服、平静、制动下来的工具。那么，今天，我们在一个崇拜感性，放纵欲望的社会之中，应当看到这其中对理性、道德、伦理等的破坏性一面。应当去将泛滥的，不羁的人的欲望收敛一下，节制一下，重拾人的尊严，并体味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光荣。
因此，你要以“反低俗化”就是要“回到性禁忌”的“恶名”来为“反反低俗化”进行立论其实是不成立的。正是因为，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不是论情色变，谈性脸红的时代，而是论情轻率随意，谈性眉飞色舞的时代，这是一个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处处都充斥着欲望的骚动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低俗化文化正是欲望的“发酵剂”。从这个方面来看，“荤段子”就不只是“传播幽默”，而可能是一种面含微笑的、迷人的“杀手”。因此，有人说，“从表面上看，段子只是一种私下传颂的笑话，而且风趣诙谐，皆大欢喜。实质上，‘段子’文化是低俗文化的噪音。如果任其滋生蔓延，无疑是对现代文化建设的戏弄与践踏，更是对党风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污染和腐蚀。”（《庸俗颓废文化侵蚀干部队伍》，《报刊文摘》
可以说，反低俗化正是因为社会文化环境中弥漫着一种骚动的欲望所促发的，是为了校正这一不健康的、不正常的社会气氛，“进一步净化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要大家以走向封闭，走向愚昧，走向禁忌。
那种持“客观存在，宽容对待”态度的人其实立论的根基正是以“违反人性”（“大众需要”）的“禁忌社会”的痛苦和恐怖来质疑“反低俗化”，而无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文化氛围，同时，也从没有，甚至是不愿，或者说不敢对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变态和可怕进一步反思，只是一味地迁就自己的下坠心理，服从自己的生物本性，并惟恐这一“大好氛围”为低俗化的所破坏而已。
二、自由论
第二种思想是：自由选择，不容干涉。
抱这种思想的人认为，在文化与生活方式上，无论高尚也罢，还是低俗也罢，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旁人没权无涉，政府更无权干涉，你一干涉，就是干涉了我生活的自由权。
1．被本能挟持正是不自由
这一观点是将自由绝对化，极端化。自由是全世界人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而争得到的珍贵价值，但我们在接受这一价值观是往往将之片面化和绝对化，而这种片面化和绝对化的自由往往为自由的神圣性光辉所掩护而不敢予以怀疑和批判。我们所理解的自由就是个人的言行举止可以在这个社会中大胆放肆，自说自话，为所欲为，谁要是干涉了他的“自由”，他就可以以自由的神圣性来对之大加讨伐。
自由的真义是自律，没有自律就没有自由，康德说，“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意志概念。意志应该自身就是善的而不是因为其他什么东西。它存在于自然而正确的理解中，不需要通过教育来提示它。在评估我们行动的全部价值时，它总是最先的，并且是任何其他事物的前提条件。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将使用责任概念。它包含善良意志的责任；虽然是在一定的主观限制和阻拦中，但远不会掩盖它而使之不可辨认；相反，这些限制和阻拦会在对比中将它显现，并使之更加明亮地完全彰显出来。”（谢文郁：《自由与生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观追踪》，张秀华、王天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行为的自由必须是以责任为前提的，或者说，纯粹的，无约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庄子所梦想的“无侍”可谓是自在逍遥，这其实只是一种“梦想”，自由的前提，或者限制只能是自律，自律正源自责任。
人们往往迷醉于本能所驱导，但求无所限制的自由，但却常常不知道这其实并不是自由，因为个体已为“本能”所控制。黑格尔称：“通常的人当他可以为所欲为时就信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的不自由恰好就在任性中。”（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页；转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任性”貌似自由，但其实缺乏反省意识的个体被这“任性”所挟迫，恰恰丧失了个体的主动精神。“作为具体的生命存在，自我包含着多方面的感性规定，后者以自然的欲望、本能的冲动等为其表现形式之一。自然的欲望、本能的冲动本身当然并不能简单地作负面的理解，但当个体为直接的感性欲望、冲动所支配和左右时，主要便呈现为被决定的存在：尽管此时行为似乎源于个体自身，但当单纯的感性欲望或冲动驱使下，个体实质上仅仅作为自然的存在而行动，其所作所为亦相应地受制于自然存在中的必然规定，而缺乏真正的自主性质。与自然意义上的存在不同，道德自我的特点在于具有反省性：他能够对自身的意念，包括各种感性的欲望、要求加以反思和省察，并进而做出评判、抉择，从而不为片面的感性规定和直接的意欲冲动所支配。”（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23页）因此，真正的自由不是个体的“为所欲为”，也不是个体的被强制在清规戒律之中，而是两者之间的平衡和协调。“惟有当动机系统与评价系统趋于协调，自我的行为才可能既超越单纯的任性（避免受制于直接、盲目的冲动），又无勉强之感（摆脱外在的强制），从而获得自由的品格。”（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25页）
2．自由的前提是自律
个人的有实行言行的自由的同时，必须要不以作践人类所共同认同的价值、理性、风化、道德、伦理、法律、公序良俗等为前提。关于人的“可超越性”和“可堕落性”与自由这一话题，“后新儒学”理论创造者
在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里，作为社会人，你的一切行为都必须限制在这个社会的法律和契约的公共性框架中。印度克里希那穆提曾说到一种“没有秩序”的自由，“如果你说：‘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高兴起来就弄点东西吃。我乐意了就来上课。’那你就是在制造混乱。你得考虑他人的需要。要想办事顺利，你必须要有时间观念。如果我今天早上迟到了十分钟，那你们就只能干等。所以我必须尊重他人，必须想到别人，必须有礼貌、善体贴、能关心别人。只要能体贴、用心、关注，对他人对自己都这样，就会有秩序，而有秩序就有自由。”（[印度]克里希那穆提：《自由是什么》，唐发饶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其实，突破人们所认同的这一底线而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其实是虚妄的、自私的和可笑的。2008年“512大地震”中，以“自由主义”的“金字招牌”振振有词地为弃学生而自逃的“范跑跑”的可笑之处正在于此。
任何事物走向极端都是可怕的，“真理再走一步就是谬误”，谦虚的过分就是骄傲，热情的过分就是肉麻，自由的过分就是自私。以自由来拥护低俗化的文化亦如是，当然，反低俗并不是说要号召人们从此就不谈情，不说爱，回避欲望，否认本能。只是你要注意分寸，区分场合，2002年延安有农民夫妻在家里看黄片被警方刑拘一事遭到舆论一致指责，正是警方超越了法律所规定的界线，对私人生活造成了粗暴的干涉，人家夫妻二人在家里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但是如果该农民夫妻在公开放映黄片，这就有伤风化，有违法规，这就是低俗与不低俗的区别，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判断。
仅仅服从于本能对个体来说并非真正的自由，非但没达到自由，而且会因为你在行使你的绝对的自由时，对道德、伦理、规范和公序良俗的无视，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危害。
而那种自主制作的低俗文化屡见不鲜，如网络红人（芙蓉姐姐、竹影青瞳、流氓燕等人）的夸张性，挑逗性，诱惑性的照片，木子美的自传式写作，“东楼Kappa女”的自拍性爱视频（2008年10月底以来，一段“东楼Kappa女”自导自演自拍与他人，长达12分钟的性爱视频，在网上迅速流传，并供人浏览、下载，被网友戏称为
这叫好比人的“方便”一样，人人都有“方便”的需求，都有“方便”的权利（这便是人的“自由”），但你必须到“洗手间”去“方便”（这便是顾及社会规则，维持公共秩序的“自律”），但你不能因此就可以不择时间，不择地处地“大小便”，如果那样的话，这个社会便会因你的存在而变得“臭气熏天”，那些低俗化的文化莫不如是，正是你们的滥用自由，行使你的“低俗权”，污染了这个社会文化的环境。
3．脆弱的文化生态环境更当强调责任
过去，“地球是圆的”，今天，“世界是平的”。这与过去的社会结构，文化流通方式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以往的社会是一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彼此区隔的社会，交通、资讯的流动费时费力，代价高昂。今天是一个“这边一咳嗽，隔壁就能听见”的社会，交通的快速和便捷（高速公路、快速铁路、航空）加速了人员的流动和杂居，信息的即时（电视新闻、手机、网络的普及）打破了空间的阻隔，使得文化的传递和交流可以即时进行。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此，这个开放世界的生态环境太过脆弱，扩散性强，防护性差，一点点“污染”一夜之间便可能传染全局，污染太容易，治理又太难。（以2009年墨西哥爆发的H1N1流感瞬间演变为全球性的卫生事件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当代社会联通的便捷，生态的脆弱。H1N1流感最早的病例据说可能是在墨西哥一个养猪场一个名叫埃德加·赫尔南德斯的4岁小男孩，也许正是这一个小男孩，使得整个墨西哥感染流感病毒的人数上升，死人不断，以致全国陷入恐慌，随即，流感又传染至世界各国，全球高度紧张。据世界卫生组织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今天我们会觉得整个社会低俗化倾向日益严重，这种日益严重的现状和感觉也许并不是今天人们比过去更加“低俗”，很大程度上今天的文化流动和传播大为便捷之故。比如，东北的“二人传”的传播便可说明问题，“二人传”这一艺术形式已存在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其影响向来只是局限在东北的白山黑土，“二人传”的流行全国也是近些年的事情，这种态势一方面归功于赵本山等演员将“二人传”带到“春晚”为人所知，另一方面归功于关于东北民间剧场的本色表演的盗版DVD。在“二人传”由东北流行全国的过程中，至少与电视与DVD这两个工具相关。
那么，在这样一个相对脆弱的社会形态中，我们有责任更当注重一种有自律的“自由”。过去 “家庭舞会”的影响可能仅仅局限于小范围人群之中，与广土众生丝毫发生不了影响，因为这没有影响的通道。而今天，“芙蓉姐姐”、“木子美”、“九零贱女孩”、“北外香水女生”们的一个POSE、一段“写真”、一个“内幕”、一个“炒作”，在一夜之间就会哄传天下，顿时成为“网络红人”，何故呢？理由无他，这是一个信息畅通的社会。
由是可观，“低俗”并不等于“自由”，对个体来说，“低俗”其实恰恰是一种不自由状态，而对社会来说，“低俗”往往会对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以追求“自由”来为“低俗化”立论，其实是误将墨汁当胭脂，误把无盐当西施。
三、艺术论
第三种思想是：艺术追求，无可厚非。
抱这种思想的人认为，往往在文艺作品，诸如人体摄影、行为艺术、小说、影视艺术、文艺演出中的裸体展示、情色描写、性渲染、暴力、粗语脏话等内容是艺术表达的必要，是不能视为低俗化的。
1．道德在于“守成”，艺术在于“突破”
的确，在人类文化史上，有多少杰出艺术作品都因涉及风化问题，曾遭到禁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这些作品的艺术艺术价值终得承认。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名著《红楼梦》的命运正是如此，就在18世纪的中国，这部艺术珍品却被冠以“诲淫”的恶名而成为禁书。也就在《红楼梦》这部禁书中，从贾宝玉林黛玉偷读《西厢记》的情节中，我们也可以得知着力于对爱情的浓墨重彩地描写的《西厢记》在18世纪的中国也成为“少儿不宜”的禁书。
在外国文学中，类似的因风化问题而成为禁书，后来终掩不住名作的艺术光辉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等待戈多》、《
从这些无数的先例来看，政府和社会从风化、道德、伦理、甚至法律的角度来对艺术作品的禁止和控制的确存在着将“明珠”当成“鱼目”的危险。
的确，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政府实施一项文化控制政策时，得谨慎行事，甚至可以说，以风化、道德、伦理的尺子来衡量并制裁艺术，并不是控制文化的有效的尺子。
艺术固然不是都要倡扬道德、美好、善良、真实、纯真、感动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说，艺术可以是不讲道德的。这是艺术的特权，这一特权是艺术的本质所决定的，艺术的价值的生产正在于在创新，在突破，在探索，而墨守成规、亦步亦趋、缩手缩脚只能将是推进平庸的“死胡同”。在这探索和突破的过程中，一切约束，成规都可能成为他选择的“突破口”，这种突破可能是破坏性的，反道德的，反正统的，但只要不是媚俗的，俯仰的，平庸的，就仍不失其艺术的价值，就仍不能从道德的立场来宣判它的罪状。所以，我们可以说，艺术可以是不讲道德的，但不可以是不讲艺术的。
如果说道德的特质在于“守成”，在于“连惯性”，而艺术的特质在于“突破”，在于“跳跃性”。这种相异的特质便造成了艺术的道德问题的发生。“所谓道德，不外人类普遍观念所形成。”（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这里，鲁迅说明了道德的普遍性的一面，也就是道德之于人类的共通性的一面。但是道德却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恩格斯则强调道德的历史性，“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口号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恩格斯：《反杜林论》，载于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道德的守成是暂时的，道德的变迁是必然的，待到道德的变迁发生后，艺术中的道德问题或许便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
既然承认艺术是可以不讲道德的，是不是就可以说以低俗与否来衡量艺术作品就显得失当，是的。但是，我们要警惕一种借艺术之名来行低俗之实的倾向。
2．“艺术的低俗”与“低俗的艺术”
这里就要分辨清楚“艺术的低俗”与“低俗的艺术”的区别。对前者来说，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低俗”在作品中有其价值存在，而对后者来说，却是借着艺术之名来贩卖低俗之实。
艺术与色情只是毫厘之差，“关键在于创作者的意图和接受者的动机。”（叶童、朗月：《激荡的情史：1949-1999中国的婚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这其中的判断也不难。在西方，判断一个作品是否是色情的判断标准是，看你所描写、表现是以纯粹渲染人的动物性的欲望为旨归，还是这样的描写有助于揭示一定的社会意义为旨归。而不只是以有没有性的描写，有没有裸的镜头为判断色情或低俗与否的标准。“选秀教母”龙丹妮说到低俗与否是一个团队，一个节目的“气场”问题。“不是哪一句话说了就低俗了，不说就不低俗了，因为有的节目你看整场都没说什么低俗的话，可看完你还觉得粗制滥造。它表现的内容、手段或者某段煽情的东西都是一种低俗。我觉得界限就是能从人性真的地方看到美好的东西。”（《龙丹妮：电视选秀之母》，《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34期，第62页）低俗与否，不是孤立地看具体的细节，而是看整个作品的“气场”。
还是以《红楼梦》为例，我们知道，《红楼梦》里涉及伦理问题很是复杂，就拿风化问题来看，就有翁媳、叔嫂、主仆之间的不伦关系，甚至还有同性恋，的确是除过贾府门前的那对石狮子之外，可谓是乌烟瘴气。然而，遍读红楼，这些看似惊世骇俗的“低俗情节”不光是描写上点到为止，而且有机地塑造了小说人物的形象，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的日常人伦。这些内容可谓是“艺术的低俗”。不光必要，而且不可缺少，你要视为禁书，视为淫秽，那你的层次仅仅停留在“道学家见到淫”的程度而已。然而，在香港拍摄的三级电影《红楼梦》中，这些在小说中点到为止的香艳事件，却专门被挑拣出来，而且不惜放大、渲染，把红楼梦拍成一部不折不扣的三级片，这可谓是“低俗的艺术”。同样一个题材，在艺术大师的手中，成为艺术珍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三级片导演手中，却成为三级影片大肆渲染的题材。譬如，同是鸦片，有人是为看病之用，有人却当大烟吸，一样的东西，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用途。这正是“艺术的低俗”与“低俗的艺术”的区别。
再以当代艺术为例来看“艺术的低俗”与“低俗的艺术”的区别。当代艺术本来是敏感的艺术家以艺术形式上和内容上的“怪异”和“乖张”来反抗一切笼罩性的力量（无论是政治高压，还是金钱统治），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艺术性。也产生了一些经典之作，如1982年林兆华和高行健的《绝对信号》，1994年牟森的先锋戏剧《零档案》，以及孟京辉的《我爱×××》等。尤其是1989年年初在北京举办的现代艺术展中，肖鲁枪击电话亭，黄水石永（左右组合）水洗美术史，吴山卖虾，张念孵蛋等作品更是精彩纷呈。这些作品都传达出了艺术家对转型中国个体意识的骚动，以及敏感的艺术家的压抑感，这种抑郁和痛苦转化为艺术的先锋品性，人们在这“不入流的”（或者说先锋的，前卫的）艺术之中，感受一种强烈的批判性，并产生共鸣。
然而，九二年市场经济体制为政府正式确立后，金钱至上，席卷天下，主宰一切，当代艺术本当调转“枪口”，对准这一更加彻底，更全面，更顽固，同时也是更迷人的新的宰制，进行嘲弄和揶揄、讽刺和反抗。然而，不幸的是，在这追名逐利的洪流之中，当代艺术被冲击得踉踉跄跄，站不稳脚跟，有的甚至索性扑腾下水，顺流而下，进行艺术投机，艺术炒作，艺术谄媚，将当代艺术视为为追名逐利的工具。由是，本是精英所把持的当代艺术，不得不俯仰大众的鼻息，使得原先为大众所不解的浇自己块垒的精英文化转变为逗大众开心的大众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艺术家对以往政治真诚的批判在国外当代艺术市场中大受欢迎，成为“香饽饽”。正是嗅到并迎合西方这一种政治口味，加之名利上的刺激和诱惑，政治波普蜂拥而出。“不少新潮美术造反派一旦成为既得利益者，首先抛弃的就是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他们摆脱不了农民革命的宿命：‘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王林：《除了既得利益，我们还剩下什么：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祭》，《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第73-74页）画家范曾将话说得更彻底，他说，“可怜第三世界的功力不足又想一夜巨富的穷艺术家们，不惜出卖民族的光荣和尊严，画出自己族群的奇形怪状的形象——满嘴牙齿的、同一棋子刻出的痴呆者侧着脸排着队向观众傻笑，甚至无耻地攻击自己民族的历史伟人。及至于此，艺术的颓废和堕落达到历史的最高峰。我们几乎丝毫不怀疑想左右世界国家的某些组织，譬如情报局之类，那些阴诈深算的家伙们，以些许的小钱，谋取政治上的大利。购买一幅怪丑的画，可以动摇一万个无知的青年，如同病毒的传播，横无际涯。”（范曾：《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没落》，《社会科学报》
金钱力量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宰制随着市场的全面展开，越发全面而深刻，艺术过去成为政治的打手，今天成为金钱的奴仆。
以低俗来哗众取宠，自我炒作成为艺术家们在市场社会取得成功的重要手段。
头上成天顶着个熊猫道具，招摇过市的“当代艺术家”赵半狄在市场社会将哗众取宠这样的把戏玩得相当成功。2008年，汶川地震不久后，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也适值上映，此公向国家广电总局高调抗议好莱坞，“恶搞熊猫”可谓是赚足眼球，他内在逻辑似乎是，中国国宝熊猫只有他赵艺术家可以“作践”，也不许他人来“讴歌”。
后来，他策划的借熊猫的道具将中国社会各式人物一一亮相的“熊猫秀”时装表演，本不失为一个好的创意，可惜的是，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时装秀中，他邀请了争议人物“芙蓉姐姐”和杨二车娜姆等人，而这些当红人物在舞台上不负他望，表现“出色”，前者露乳走光，后者轻浮挑逗，赚足了一部分人“眼球”的同时，也败坏了一部分人“胃口”。更有意思的是，后来，赵半狄还对“芙蓉姐姐”的慷慨牺牲，下跪道歉，奉5000元金补偿，如此丑态，恐天下不知，于是公诸网上，广为播散。于是，有称如他此类行为的“当代艺术家”为“弄臣”。当代艺术，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除了‘弄臣’，还有‘恶乞’。如吞食死婴；从血淋淋的牛腹爬出来；将自己悬挂在空中，割开血管，让血液滴在下面炙热的铁板上……”（《“弄臣”恶搞，“恶乞”求金》，《新民晚报》
《五星招待所》系列摄影作品系《O'ZINE》视觉杂志的一次艺术炒作行为。该杂志抄袭美国摄影家林顿·韦德（Lyndon Wade）的《107房间》（Room 107）的创意创作了《五星招待所》，林顿·韦德的《107房间》是以美国一汽车旅馆（Motel）的一间房间为背景，摆拍摄了在该旅馆中发生十二个场景，包括了凶杀、性爱、婚礼、暴力等瞬间，反映了光怪陆离的美国社会。
而《五星招待所》是该杂志社的员工们摆拍的一系列的摄影作品，此一系列摄影作品以一家破旧小旅馆“五星招待所”为舞台，摆拍了诈骗犯、性虐待、绑架、吸毒、色情片拍摄、凶杀、偷情、早恋学生偷食禁果、窥私等场景。
在艺术、学术上创造上，因循和抄袭本身就是无出息，无能的标识，更不用说，整个摄影作品的艺术水准，与《107房间》相比，“显得平庸、肤浅和粗鄙”，“作者的艺术造诣、情感强度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观察思考，都不在一个水准上。”（《“五星”模仿，无“星”可言》，《新民晚报》
和《五星招待所》的“下流招数”相似的是被称为“史上最黄国产MV”《我是谁的谁》。这段音乐MV由内地导演汪洋为黄征的《我是谁的谁》的新歌拍摄的 MV，办公室里的诱惑与激情，卫生间的激情与偷窥，夜店里的调情，剧院里的同性恋，种种以性为中心的世间畸态两性关系都在这段MV中集中展现，据导演称，“因为歌曲本身都比较含蓄了，要MV也拍得点到即止的话，会让人感觉不痛不痒。”这时，艺术又一次成为色情的挡箭牌，他说，“这个MV虽然表现手法比较大胆，但并不淫秽，这只是一种艺术形式而已，所以对于网络的尺度，还不至于触到底线。”（《“史上最黄国产MV” 看得人胆战心惊》，《南方都市报》
3．艺术成为掩护低俗的“烟雾弹”
我们今天正多那些“低俗的艺术”，或者说打着艺术旗号的低俗。这种低俗因有艺术的华丽面具做掩护更有迷惑性，我们一方面要谨慎判断，不要盲动；另一方面要果断判断，不要犹豫，方能不致伤害艺术，又能狙击低俗。
2008年被查禁的电影《苹果》被禁正是一例，国家广电总局吊销了影片《苹果》的公映许可证，停止该片在影院发行、放映，并对相关制作单位做出了取消拍摄资格、限期整改的处罚。处罚《苹果》的三个原因分别是，“将未经审查通过的电影版本送第57届柏林电影节参赛”，“违规制作色情内容的片段”和“在影片发行放映中进行不健康、不正当的广告宣传”。
《苹果》本身是一个很有戏剧性，同时很有代表性，能反映当下现实，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好故事。但正是这么一个好故事深刻意义却被刻意的大肆渲染的性爱场面糟踏，当然，在这部电影中，性的描写是必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可惜的是，这种描写过多过滥，（比如，电影起初刘苹果与男友安坤的性爱描写完全只成为一个吸引眼球的卖点，在故事上是没必要的，多余的），这种描写过于粗俗直白，那么，正是这么一个在艺术上大胆的、放肆的、粗俗的、进而是失败的性爱描写，致使《苹果》的流产，也糟踏了这个本能反映当下社会农村/城市，老板/打工者，生活/伦理之间丰富张力的题材。
当然，《苹果》被处理成强调诸如它所宣传的那样“放纵的肉体，迷失的心灵”一个暧昧的、香艳的、诱惑的面目，最直接的因素就在于票房，以低俗为卖点，以出位来宣传，以香艳来招徕顾客，成为今天文化制造者的一个惯用伎俩，尤其是那些游走在艺术与低俗边缘的作品。
如果说《苹果》是以低俗为卖点想在市场的金盆中撸起袖管准备大捞一把的话，而娄烨的电影《颐和园》估计一开始就没想到走向中国观众，这个电影不仅涉及到八九风波的政治禁区，而且，这其中的性爱的混乱和渲染可谓是穷形尽相。“在国际各类电影节上的频频亮相，也的确给参赛影片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当国外获奖带来的名利双收与违规参赛带来的处罚不成比例的时候，很多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韩浩月：《文艺片：“违规参赛”怎成救命稻草？》，《文学报》
当然，所谓的低俗，虽然很大程度上出现在对性的处理上，但也不全是，“暴力”也一样，电视中的一浪的“涉案剧”，“谍战剧”，虽然“政治正确”，甚至还主动向主旋律靠拢，但具体细节的刻画却避免不了血腥残忍，超越一般人的审美范围和心理承受能力。
再如，王晶自导自演的《金钱帝国》虽有着反贪的“主旋律”主题，“但由于过度追求娱乐性，该片在主题方面把握不足，一些弊端也暴露出来。由于追求眼球效应，电影在一些暴力和色情的描写上显得过于露骨，例如对警察的暗杀、撞车等场面有些血腥。情色部分虽然由于在内地放映的尺度关系有所收敛，但总的意象并不健康，不适宜少年儿童观看。”（《港片<金钱帝国>娱乐性冲淡“主旋律”》，《新民晚报》
家庭伦理剧本与亲情、爱情有关，最能给人以温暖和感动的，然而，电视剧的家庭伦理剧出现“三破一苦”现象，即讲述“破碎家庭、破碎情感和破碎婚姻”，以及“继母、继父、丑娘”等家庭苦难题材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越走越偏，越走越极端，刻意渲染、放大人性之恶，以此来提高收视率。《中国式离婚》、《婚后五年》、《不要与陌生人说话》、《真爱之百万新娘》、《哑巴新娘》、《春去春又回》、《真情无限——继母》、《奶娘》、《丑娘》……等电视剧的流行刺激了此类题材的创作。如导演尤小刚对这类题材电视剧批评道：“如今的情感剧‘恶、苦、假’现象严重，反映真实生活的少。不是靠‘恶’猎奇，就是靠‘苦’煽情。这些所谓的情感剧，把人性的恶放大，以为这样就能吸引观众。”（《情要苦，家要破，娘要丑：广电总局批评荧屏“三破一苦”现象引起震动》，《新民晚报》
无论是求利还是求名，如果不是以艺术的角度来安排“低俗化”的话，无论你打着怎样艺术的旗号，都摆脱不了那种“低俗”的本质的。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因素，而不是艺术因素，导致了艺术的低俗化的泛滥。
因此，今天，处理面对低俗化问题时，我们要审慎地区分“艺术的低俗化”与“低俗化的艺术”，谨防一种以艺术的旗号来掩护低俗化的倾向。
我们要开展反低俗化运动的很大理由是日益恶化的低俗化的文化生态已经为今天的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青少年正处于身体、人格、心理、价值观的成长期，他们对“低俗化”缺乏一定的免疫力，具有一定的好奇心和模仿性。而保护生理心智未健全的青少年免受你的自由的污染和危害也是政府和我们每一个成熟的公民的职责。正因为此，为了防止社会文化环境的污染，为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健康清洁的成长环境，社会控制显得必不可少。
注：该文获第五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9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杨长征、黎陆昕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管理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