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暨改革开放开启后，外出务工成为乡村时尚，亦一时间成为乡村社会独特的社会景观，一年一度的“民工潮”更是周而复始地上演的春节“进行曲”。作为继第一代农民工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或多或少地参与到这样的“进行曲”当中。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员曾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含义有二：一是他们的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差别；其二是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他们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务农经历较少，而外出动机发生了根本性转向（王春光，2001）。藉此之后，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既有文献看主要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群体特征（吴红宇，2006）、社会适应、价值观及其变迁（何瑞鑫，2006；何绍辉，2008）和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李长健，2007；唐欢庆，2007）、社会心态以及权益保障（徐小霞，2006；张志胜，2007）等。
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问题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亦获得学界的部分关照。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等七方面情况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他们的制度认同、乡土认同等等都在减弱（王春光，2001）。亦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认同、对城市的归属感、城市以及乡村的心理距离四个方面和老一代农民工均有较大的差异，城市的壁垒消解了他们对于城市的向往，而对家乡归属感的疏离让他们成为真正漂泊的一代，进而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认同危机（魏晨，2006）。还有学人通过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剖析了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城市社会新场域、农村乡土经历两者的有机结合，这种认同困境是“过去”的历史性记忆的乡土文化和“现在”的共时性记忆的城市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记忆的再现与传承导致乡土认同的解构，记忆的社会性造就了城市认同的模糊性（胡晓红，2008）。更有学者通过个案考察研究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双方面上重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对于其阶层的形成与归属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博、秦海霞，2008）。
纵观现有文献，我们难以发觉哪怕一项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持“乐观”取向，均是忧心忡忡、问题重重。然而，经历多年城乡社会变迁、社会转型日渐成熟所“打造”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认同是否真的是问题重重呢？王春光研究员给我们开启了这一研究，亦给我们后续相关研究搭建了高高的平台，然而，后续研究在沿袭其研究路径之时，却鲜有超越或深度研讨。总的来说，既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仍是沿用一种问题主导式的研究方法，问题范式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甚或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主体范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是被当作一个正常群体或常规群体而是被当作一个问题群体、异常群体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研究更是如此。众多研究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存在问题，甚或是危机，而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其它诸多面相。既有研究在为我们正确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种方法、视角或理论之同时，亦给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推展留下了空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之真实实践状态何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真有“问题”抑或还是研究之需所建构的问题？当前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也许为我们检视相关发现与理论提供绝好的机会。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文拟采用个案研究法来推展研究，尽管单个体的个案研究方法不断遭受着各种质疑，但是“通过群体资格的路径，单个个体不再是孤立的真空中的个体，在他身上，我们不是去发现他个人性的偶然欲望、情结、动机和个性，而是能够揭示他作为行动者在和社会力量的互动中建构自身多元品质或特征的过程”（方文，2008）。通过对个体寻求群体资格的历程进行叙述，既能为我们正确地认识个体及其所属群体之特性与群体特征、构成与发展，亦可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问题。为此，我们拟择取群体资格路径，采取深度个案之研究策略，来完成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一段理解性叙事与讨论，进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甚或青年研究之路向问题。
本文故事的主人公来自我们长期关注和调研的一个中部村庄。自2007年6月开始，我们就一直运用社会工作理论的个案工作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曾嵘进行观察，在观察的过程中就曾嵘的成长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每年夏天和春节，我们都要去个案村开展调研，曾嵘是我们长期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个案，作为对这一群体的透视，他具有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身上的诸多特点。由于曾嵘经常往返于家乡与上海之间，所以电话成了我们对他进行跟踪观察的重要载体，我们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平时的电话交流、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三、“我是谁”：在“扎根”与“归根”之间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继第一代农民工之后的新型群体，他们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拥有更多与自身相符的特征与构成，他们因城乡二元结构等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陌生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根”；然而，又因乡村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乡土生活逻辑、运作逻辑的区隔，新生代农民工亦难以有效回归乡村，难以在乡村社会顺利“归根”，而只能游弋于“扎根”与“归根”之间（何绍辉，2008）。正因新生代农民工的钟摆身份，其社会适应呈现出模糊的二重性，“既不像城里人，又不像乡下人；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乡下人”，俨然成了“四不像”之人。这种社会适应的二重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时感没有“根”，“到哪都一样”，甚至“我们这里有什么好的咯”。相对父辈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却有着更多的向往与人生追求。
“我想先到上海那边赚点钱回来，把长沙房子的贷款给还了，现在大概还有1万5的样子，如果生意好的话就可以还掉，还了之后我再存点钱，今后希望能到长沙做点小生意什么的，反正到时是自己的房子，住不要钱，生活压力就小些”。
为了理解故事之需，我们把曾嵘的先期成长记录与相关背景部分呈现如下：
曾嵘是我们长期观察的一个个案，25岁，目前主要在上海东方明珠附近摆地摊。我们从2007年6月开始对曾嵘进行详细观察。观察之前曾嵘的父亲就在上海修自行车，曾嵘的父亲说：
“我从1989年开始就去上海修单车，当时我的弟兄们都在那边。他们通过我叔叔介绍过去，后来我看在家里也弄不到几个钱，还天天累得要命。所以在兄弟的几番劝说之下我就那年去了上海。”
“我在那边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有弟兄的照顾。我们主要修单车，一个月也有个2000～3000元收入，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算可以的了。经过几年的努力与积蓄，我在1998年盖了楼房，这房子现在还可以，至少没有落伍。2005年曾嵘三姊妹都毕业了，我就在省城又买了一套房子，希望今后曾嵘他们能到长沙去发展，农村又苦又累。不过要是全靠他自己慢慢打拼，也挺难的”。
曾嵘相对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也许比较幸运，因为在城里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这对众多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不容易的，甚至是奢侈的需求。但是在努力奋斗、希求获取城市人资格这一点上，曾嵘和众多新生代农民工又是相当一致的，他们都希望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希望过上真正的城市生活。这也是为何我们择取个案研究路径之原由，以及本研究之价值和合理性所在。那么，在真正过上城里人生活之前，曾嵘又是如何奋斗的呢？我们调查了解到，在他去上海之前：
“我主要在长沙打工，搞计算机设计、制图啊。我们家族有几个都好几千万了，他们就是靠雕刻、制图起家的”。
“但是我的视力不好，有1000多度，取下眼镜基本上看不见东西，本来想去搞激光治疗，但是又怕有后遗症，加之我这是天生的，没办法治。自从搞制图以来，我的视力下降了很多，因为天天要用电脑，辐射又大。再这样下去不得了”。
“从2007年开始，我在父母的劝说下，准备改行。但是自己又没读什么书，所以也不知道做什么好。我07年年初跟着我爸去了上海，想先过去看看再说”。
从2007年6月始，曾嵘正式进入我们的观察视野。他虽然只初中毕业，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但却很真诚，他在去上海之前经人介绍认识了留香，两人于当年9月完婚。当我们问及曾嵘为何去上海时：
“主要是自己视力不好，不能再搞制图了”。
其实更重要的或许是：
“虽然我爸给我在长沙买了房子，可以把户口迁到长沙去，但是有了房子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长沙人，我没有正规职业，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城里人可以去的地方我都去不起，甚至有时我连长沙话都不能完全听懂，那怎么能在城里长期生活下去呢？别人终究会认为我不过是个‘乡巴佬’”。
也许更值得深思的是：
“要想在长沙真正安顿下来，过的像个样子。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我和妻子都没有正式工作，尽管有了房子可以把户口迁到那里去，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就在村里，至少还可以有几分田土分。万一今后我们年纪大了，到了我父母这个年纪又赚不到钱的时刻，我们还可以回来种地。”
“说实话，种地的事情我真的从小就没有做过，我老婆也是，我们都不知道该什么时刻下种，什么时候开始耕田和劳作，就算是要我们做简单的辣椒和蔬菜，我们都不会。另外，在农村干活‘脏’，没日没夜的，又没有什么成绩。谁想做咯。所以我就想先到上海那边去赚点钱回来，今后再来长沙，只能慢慢来”。
从曾嵘的讲述中，可以感觉到，如果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和稳定的职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里安生确实很难。同时，又因为不具备基本的农业操作技术与常识，想在家乡“归根”亦属不易。这样，他们就只能处于一种“扎根”与“归根”之间。没有体面的生活，就难以得到城市社会的真正接纳，难以过上真正的城市生活，永远只不过是个‘乡巴佬’。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在认清“我是谁”之后，曾嵘开始了一段“我要成为谁”的奋斗之旅。
四、“我要成为谁”：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
霍耐特认为：“自我的圆满，依靠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或者说，成功的自我发展预设了一系列相互承认的形式。如果主体体验到蔑视而意识到没有被承认或被错误承认，就会致力于‘为承认而斗争’”（方文，2008）。正是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蔑视或没有被承认或错误承认，个体就会为获得这种承认而努力。这种努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个体要认清“我要成为谁”的问题，而并非“我是谁”的问题。正如有学者认为：“‘我要成为谁’而不是‘我是谁’，成为认同努力的中心”（方文，2008）。“为承认而斗争”，就可以看作是个体追求认同的努力。那么，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生活体验和行动承诺中，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应对呢？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知识水平相对第一代农民工要高，追求亦多，但他们同样面临各种歧视与不公正、公平待遇，在城市融入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有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在于个人的努力，他们在深层次的市民化进程中存在障碍，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及文化因素等，这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克服（王艳华，2007）。还有人将之称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杨昕，2008）。作为思想独立、个性追求的新生代农民工们究竟如何维系自身生存、寻求发展机会呢？我们先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生存策略和生活心态，探询他们如何“斗争”及进行认同努力？
1．生存策略
曾嵘于2007年年初去了上海，承载着希望和梦想，开始了另一番努力——获得城市人资格，亦即为获得别人的认可而开始“为承认而斗争”之旅。在维系生活的过程中，他又遭遇了何种困难，又何以应对？
“我和留香去年（指2006年）年底经人介绍认识，今年（2007年）初六我们吃了同意饭。我初十就和我爸去了上海，她因为去年还在深圳打工，厂里的押金和工资还有一部分，所以先准备到那边去干几个月，然后和我一起去上海。今年（2007年）5月，留香从深圳回来了，我们在双方家人的催促下领了结婚证，然后一起去了上海”。
“在上海，我们是没有技术的，我又不像我爸，他在那边干了很多年了，城管也都认识了。我去那边的主要是摆地摊，买些零碎的日常用品，比如袜子、手套和鞋垫等等。”
“刚开始的时刻，生意不好。城管见了还经常来拆台，一天卖不了几个钱，刚好够生活。后来，我就灵通了点，等城管一来，我要么替上一支烟，要么送他双袜子什么的，别看东西少，这个还挺灵的。毕竟，大家都是出来做事的，谁不是为了生活呀。当然，因为我爸去那边时间长了，他也经常要那些城管照顾点我。我爸给他们修车有时都不收费，还经常撵好的材料用”。
“除了城管，平时搞好和一起做生意的同伴的关系也很重要。毕竟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没什么差别，相处起来也容易。平时互相帮助看管物品、城管来了互相通知以及互相赠送点自己的卖品等等，经过长时间的交往，虽然各自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慢慢地也都成了要好的朋友，这次过年回家，他们还赠送了我好多东西呢”？
“正是这样，所以尽管我做的是小打小卖的小生意，日子也还过得去，那时刻留香怀孕了，我一个人做事，也不怎么感觉到生活压力，一个月下来也有个2000块钱的收入”。
农民工到城市后，常常遭遇到各种歧视，既有研究均有不同程度贡献。尽管我国城市管理政策在不断地改进，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难免遭遇各式困境，为此他们试图努力调整自身以图适应：学会讨好城管、施点小恩小惠，和“同命相连”之人互相照顾等等，这些策略（技术）的运用为新生代农民工尽早地融入城市、扎根城市，从而获得城里人资格提供了基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他们亦自然而然地进行着挪威人类学家巴斯所言的“社会分类”（Barth，Fredrik，1969），通过这种分类对其所生存之相关群体进行标示和添加符号，以此来维系他们与之进行交往的亲疏远近，藉此框定其交往之边界与策略。
2．生活心态
作为在异地他乡为生活而奔波、为获得城里人资格而拼搏的曾嵘，其心态如何？这是我们经常关注的话题，也是当事人日常生活体验和尝试的主体，是日常生活世界种最真实的一面：
“平时都忙，也顾不上想很多，不过有时感觉自己确实还是乡下人，不过是一个城市过客。每年6月份或7月份，还有过年那段时间，我们都会回家呆上好几天。特别是留香生小孩后，我们在家呆的时间就更长一点。经常这样来来往往，就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根’不在城里，而是在乡下。但是自己回家又发现什么都干不了，农作的十八般武器样样不通。所以有时感觉到真的不知何处才是归属”。
“有感觉到很不爽的时刻。首先是城管那个态度吧，你刚去的时刻好像得罪了他似的，有时真的很讨厌，后来想想自己除了去适应，也没别的办法。”
“再有就是有时带留香去逛街，看到那些高排挡的衣服、食物，感觉自己真的无能，一样都买不起，只能看着她和我一样很无奈地离开”。“记得有一次，我和留香去买衣服，我们当时进了一家专卖店，开始看那衣服只要200多，于是我就要留香试穿一下，她穿了很满意。我们很高兴地跑去付款，可是谁知道：我们竟然少看了一个‘0’，也许真是买衣服心切，犯了这么大的错，弄得我们当时好尴尬，好在服务员态度还好，只是她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眼神，真的让你无法接受”。
正是上述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们认同努力的中心，是他们日常生活实践与体验的常态。这种常态下的心态，是我们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重要切口。那么，除了上述常态生活之外，异态生活环境下的他们心态又如何呢？是否如学界已有研究发现的那样转向“问题群体”呢？
3．“不屈的斗争”：危机下的生活
曾经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这会进一步催化和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就是说，随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将很有可能演变为游民”（王春光，2001）。而之前，赵树凯曾在对农村人口流动的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民工”在增多。所谓“问题民工”指的是：“如我们的调查所显示，问题民工的基本特征是失去了正常的就业生活，具体表现为进入预期就业地以后，寻找工作失败，或者虽然原来有职业，但由于种种自身的或外部的原因而失业，在就业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肯选择回乡，于是进入一种面临种种问题的生活”（赵树凯，2000）。问题是，社会经济不景气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演变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吗？这又是否与当前金融危机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现实相符？
时下，金融危机以不可阻挡之势袭转全球，身处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其心理状态如何？他们是否真的如既有研究、媒体报道或公众认可的那样会无事生非、影响社会呢？
“最近我们生意都不好，比往年差多了……2月份来到这里，干了一个多月了，没有一点改进。金融危机对我们确实影响蛮大，现在一天的收入只有去年的一半，而曾嵘就更差，一天赚不到几个钱。不过也没关系，反正能有口饭吃就行。先维持一段时间，等上海世博会过了，也许会好些。其实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到无所谓，这行不行可以干那行，主要是世博会，不许到处乱摆摊，特别是曾嵘，只能晚上出去，白天要偷偷摸摸的。” 曾嵘父亲如实说。
“现在白天都不能去摆摊，只能等城管下班了再去。上海马上要开世博会了，抓得比较紧。我也想去另外找份事情做，但是每次应聘都失败了。只能等等看，过段时间应该会好起来。反正回去也没事做，在这里还能有口饭吃，先将就着吧。”“不过也没啥好担心的，城里下岗了的人也要生活，我们就是在城里没一点事做，家里还有一亩三分田，饿不死”。曾嵘信心十足地讲道。
从当前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滞留城市并未给城市管理带来困难，也没出现所谓的“问题民工”。为何危机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出现如既有研究所认为的那样转向“问题民工”，或者影响社会稳定呢？这到底是我们研究的短视，还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的变化？也许二者兼有。
上述记录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奋斗历程，既包括其“在‘扎根’与‘归根’之间”的社会适应困境，也涵盖了“为生活而斗争”的生存策略和“摇摆”的社会心态以及危机下“坚忍不拔”的生活努力。而总的来看，上述片段给我们呈现的更多是一个新生代农民工从“为生存而斗争”到“为承认而斗争”的历程，给我们呈现的是我们视界之外的并非另类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样态——他们并非我们想象或想当然的“问题群体”，他们的真实生活足以印证这一点。
五、“为承认而斗争”：群体资格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
如果说青少年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的话，那么作为青少年之重要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亦是民族和社会的希望之所在。相比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有着更高人生追求和生活理想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其遭遇到各种蔑视甚或是被错误承认之时，他们亦同时进行着“为承认而斗争”的努力与尝试。
1．“为承认而斗争”：一种过程性视角的发现
当下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性巨变正在发生，社会转型研究由是也成为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变迁与结构性巨变的重要视角。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社会发生大转型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重要群体，他们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教育水平较高、社会阅历少、乡土认同弱，然而他们却又不能在城市真正“扎根”，而常常游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识开始模糊，他们对于自己真正想成为谁因为没有相应的预期而表现出极大的迷茫，于是有人将之称为是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困境，甚至有人称之为是“认同危机”。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因各种制度、文化和职业身份等因素，可能会对“我是谁”和“我要成为谁”表现出盲目和不清晰。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依此断定他们的认同陷入了危机呢？我们的结论是否下得有点过早。
不可否认，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其制度认同、文化认同和乡土认同等急剧弱化。但是从现有观察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在制度、文化和职业身份等方面遭受着各种蔑视或者被错位承认，但是他们并非是一群毫无目标的无头苍蝇，他们仍然有着心中欲意实现的梦想——成为“城里人”。过上真正“城里人”的生活，是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梦想甚至是理想之所在。如果第一代农民工因为教育程度、人生阅历和乡土情结等还热爱乡土，他们出外务工不过是基于“生存理性”之举，城市不过使他们赚取生活资本的客栈的话。那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则是希望能够在城市社会扎根，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城里人。之所以我们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出现误识，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和社会认同问题混为一谈，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亦呈现的不够。
新生代农民工因城乡二元结构等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陌生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根”；然而，又因乡村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乡土生活逻辑、运作逻辑的区隔，新生代农民工亦难以有效回归乡村，难以在乡村社会顺利“归根”，其实这只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陷入了困境，顶多也是其对“我是谁”问题的困惑。他们对“我要成为谁”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希望能在城里真正安家、生活和发展，他们不再是因“生存理性”而来到陌生的城市，更多的是为“发展理性”而驻守城里。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何危机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依旧坚守城市，而不是纷纷回到家乡。既然如此，我们又凭何认定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出现了危机呢？
其实，我们不只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上有误读，甚至在对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甚或是农民工群体存在偏见，我们研究者本身即是将新生代农民工或者说农民工群体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以致有可能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我们研究者自身所建构出来的，我们并没有耐心去观察和理解新生代农民工或农民工群体真正的生活情态，他们在“想什么？如何做？”等等我们都知之甚少。我们缺乏一种细致观察、冷静思考的耐心，缺乏一种过程性的展现与思考，往往是想当然地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或者农民工群体应该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是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问题群体或异常群体在研究，问题范式主导着既有新生代农民工质研究。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样一种研究策略本事就是一种污名化（stigmatization）策略，其研究实践过程就是一种污名化过程（Goffman，1963），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添标签来完成，如此策略不仅有碍我们真正阅读、理解和阐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亦给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带去了负面影响。也许，这样一种认知路径和方式该是收尾的时刻了。
2．“群体资格路径”：何以可能
已然发现有学者研究指出：“相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群体资格能为中国社会流动和变迁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因为群体资格的放弃和新的群体资格的获得，也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方文，2008）。而群体资格，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范畴化或社会分类体制中获得群体成员特征或范畴特征；群体资格具有梯度特征：完全群体资格和部分资格，在所有的非先赋资格的追求过程中，几乎都存在非群体资格-部分群体资格-完全群体资格的梯度过程（方文，2008）。从群体资格的获得和放弃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认识，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我们阅读和理解他们的新路径。而上文我们对于曾嵘这一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理解与阐释，就是在群体资格路径指引下的一次尝试。我们认为，群体资格可以作为我们阅读和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甚或其它群体的研究进路。为何？
首先群体资格的路径是一个过程性的视角，是动态的考察而非静态的描绘。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给我们开辟了“过程性”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埃利亚斯，1998、1999），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事件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性的事件，是一个过程而非具体的某个事件或者节点。新生代农民工从认同模糊走向认同清晰，本身就是一个不断锤炼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从乡下来到城里，为的就是获得某种承认，获得作为城里人的资格，而这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为了承认而斗争的过程，如果我们只是从制度——结构的角度去分析和阐述的话，很难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其它众多面向，难以发觉真正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体验、行动和感受。而这种体验、行动和感受，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是无以深刻揭示的。
正是上述两个方面和因素的综合与作用，不仅使群体资格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考察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可能，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得以创新，从而可能获得对新生代农民工并非另类的理解和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并非既有研究之刻板印象中的“问题群体”，不会动辄转向“问题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扎根的过程，就是一个“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和研究，不能过于“问题化”，要有冷静的心和善待的心，万万不可简单地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问题群体或异常群体来研究；过程性的理解范式而非结构化的问题范式，应成为当下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主导范式，群体资格路径是达成此范式转向的一种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
六、拓展性讨论：从“问题青年”到“理解青年”
纵观现有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型群体，在研究者的笔下是作为一个问题群体在研究。很明显，现有成果中宏观论述较多而微观描述不足、政策探讨过多而策略分析不足，致使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识存在模糊、偏见甚至歧视。现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均是问题范式主导下的研究，尽管不乏问题发现和问题分析，却缺憾理解阐释和理论提升。因此我们认为，探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时，要将其作为一个常规群体、正常群体来研究，要细致、耐心地观察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的特征、构成，探讨他们的生活心态和生存对策，而不要过早地下有关结论。在此基础上，再恰当地、适时地进行进一步的理解和分析，提升和拔高相关研究。
再反观当下的青年研究，其与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一样，亦是问题分析较多而理解分析不足，有时甚至是想当然地认为青少年存在“诸如此类”之问题。
须知：青少年作为一个正常群体，作为祖国的未来，其生活、理想和心态对他们的正常成长和发展极为重要，在没有正确地描述出青年的特征与构成之时，在没有对青年生活、生存进行深度理解之时，就想当然地认为青年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这无益于我们的研究，只会误导我们的研究，误导我们对青年的真正认知，误导青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那么，青年研究的具体进路何在？
从学界之前对青年研究的有关研讨与研究来看，青年研究的范式与进路问题学者们已进行了探讨。最早对此提出质疑与探讨的当属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沈杰，他认为“要建立‘青年研究’的反思机制，青年研究正处在一种从‘经验型’研究范式转变到‘专业化’研究方式的时期”（沈杰，2002）。而陈亮也指出：我们的青年研究存在“问题意识淡薄、研究定向单一、互动关系脱节与批判立场缺席”等痼疾（陈亮，2002），“当下的青年研究更多的是现象的堆砌，很少对本质的分析，因而就谈不上学术研究的知识增量”（陈亮，2002）。后来黄海更是直接指出，青年研究仍然处于一个前学科发展时代， 无论是从对问题的把握与分析， 还是对学科方法论的建设，都远远没有达到一种成熟学科的要求，仍然处于相对毛糙与泛意识形态的阶段，至少这门学科现在处于是一个真问题与真学问没有结合的时代（黄海，2005），所以他提出青年研究要坚持田野、叙事和结构并重，从对策性向解释性转型（黄海，2007）。关于青年研究范式与进路问题青年学界研讨多次。（比如2007年4月25、26日，由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所主办，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社承办的“当代青年研究论坛<2007.4上海>”暨“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就是此种努力之典范。其会议综述可参见徐浙宁：《青年研究：回溯·对话·展望——“青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综述》一文。）然而，很多研究者在真正的研究中尚未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学者们的上述担忧和批评依旧效力不及。
当下青年研究相比于创建之初确实有了很大进展，“问题意识”亦很明确。早已不乏问题意识明确、问题理解深刻的研究，但是如果再将视野放宽点、将批评尖锐点的话，很多研究均是在为问题而问题，或者简单地描述问题，绝少有真正进行理解和解释之类。如果说社会科学的任务包括：描述、解释和预测三大功能的话，那么我们的青年研究多半还真停留于第一阶段。青年是被当作一个“问题”在研究，更非当作一个群体在理解。研究者们浸淫于问题青年或者说问题范式的进路，有意无意地与理解青年或理解范式绝缘。要摆脱这样一种困境或现状，或许，从问题范式转向理解范式，从以问题为导向迈向以理解为旨归，应是当前青年研究的主导范式与进路。
注：该文获第五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9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责任编辑：杨长征、黎陆昕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管理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