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既是青年群体存在的社会形式，也是青年自我表达的文化机制。青年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形态特征，反映着社会在与青年有关的政治民主、思想开放、文化宽容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实际状况和制度特征。同时，也体现青年对社会和国家以及民族文化等的认同与理解，以及青年在自我发展、群体行为、思想政治、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在现代社会，青年文化作为与社会主文化相对应的亚文化系统，已成为社会文化生态和文化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既为主文化不断提供新鲜的养料，也不断在与主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中实现各自的调整与提升，形成社会自由、开放、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
青年文化与现代性问题密切联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青年文化本身即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青年文化又是一种充满风险的文化，一种既在现代性风险中生成又在生成中制造风险的文化。也正因如此，青年文化有时又被看作是“反文化”。但是，无论是风险文化也好，反文化也好，青年文化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正如青年本身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一样。这样，问题就仅仅在于，如何实现社会与青年之间相互的文化认同。这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从过去60年的情况看，中国社会在这方面并未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青年与社会、青年文化与主文化之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文化僵滞与焦虑是这种紧张关系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中国青年文化的健康发展和走向成熟仍需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一、现代性与“青年造反”
列奥·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本质归结为“青年造反运动”，并确定其根源就在由西方政治学鼻祖马基雅维里开端的现代性对古典的反叛。因为“现代反对古代”就是“青年反对老年”；新的就是好的，最新的就是最好的，所以青年必然胜过老年，创新必然胜过守旧。按照这种逻辑，现代性必然具有一种不断由青年反对老年、今天反对昨天的性格，因而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不断革命”，马基雅维里就是近代以来一切“青年运动”的鼻祖（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于[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6年版）。“马基雅维里面向年轻一代，发出他的激情澎湃而又默默无言的吁请，年轻人思想上的青春活力，他们的聪敏迅捷、昂扬好斗、激烈急躁和鲁莽无畏，还没有被他们的审慎稳健消蚀掉。理性、青春和现代性，起而挑战权威、老年和古代。”（[美]列奥·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事实上，梁启超就比比马基雅维里早半个世纪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后来在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和领袖人物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种青年反对老年、现代反对古代、创新反对守旧的现代精神，一开始就为一大批激进青年阐扬、发挥到几近极致。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一班文学青年，是这批青年的代表。有论者认为，无论是郭沫若的“超常的狂热与自信”，还是郁达夫的“忧郁与颓丧”，都带着强烈的青春热情，“给这个宇宙和世界谱上了青春的旋律”；它所表达的不是老年人沉静含蓄的感情，也不是中年人骚动燥热的激情，而是“青年人那易燃易息的燎原烈火”。这班青年不仅强烈反抗老年文化，也反叛中年文化。强烈的青春热情，对中年文化的反叛产生了中国现代青年文化。中国青年文化的传统是创造社首先建立起来的（王富仁：《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载于《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创造社的一班青年确实具有一股前所未有过的特别强烈的造反精神和革命精神。他们敢于反对任何权威，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向鲁迅这位被他们称为“醉眼陶然”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发起猛攻。他们不是以文学家自重，而是以“革命家”自居。他们的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他们崇仰的精神领袖是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确实缔造了中国革命青年文化的一种政治传统，而且影响了他们身后半个世纪中国青年文化的发展路径与走向，形成了中国青年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始终保持的革命的、造反的斗争风格。
二、“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政治紧张中的文化焦虑
在新中国建立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青年文化一方面延续了战争年代的革命风格，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青年文化更多地被整合到以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为背景的一元文化系统之中，其独立的文化形式和社会形态逐渐消褪，成为社会主流政治文化的附属品，或以潜在的乃至地下的形式艰难地生存着，如早期的知青文学。
社会对青年文化的政治挤压和文化排斥，固然有一元文化建构的制度性原因，但最初主要是基于反和平演变的考虑。1947年，美国人乔治·凯南最先提出“和平演变”的构想，用以颠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中国最大的希望似乎寄托在它的受过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他建议美国政府通过军事和金钱援助“赢得年轻人的忠顺”。20世纪50年代初，被称为“共产主义的死对头”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提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解放”战略。在冷战铁幕严峻笼罩、帝国主义遏制战略横行、美国掀起的反共浪潮流布世界的背景下，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高度戒备和警醒。文化渗透是和平演变的主要途径。60年代初，美国一家电影公司的制片人发表《好莱坞对抗共产主义》一文，称好莱坞影片是“铁盒里的大使”，“是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同期美国总统的一份报告称，“思想战”必须调动国内国际一切可以调动的“兵种”，包括新闻、广播、出版、图书、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等。在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还说，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自由电台“对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亿万人们来说，是真理的灯塔、自由的象征。这些电台是告诉铁幕后面的人们不要放弃希望的工具。”里根的总统竞选口号是：“向全世界宣传美国制度比共产主义优越”。和平演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如一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过动摇（柳静：《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1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刘明主编：《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西方“和平演变”政策并未终止。到本世纪初，“和平演变”又与“颜色革命”协同作战，并取得了异常显著的成效。
“软实力”是美国及西方“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文化资源。而“软实力”的又总是与青年文化有不解之缘，如好莱坞电影、麦当劳、流行音乐、歌星、影视明星电视剧、NBA篮球赛、欧洲足球、时装、香水等，恰恰是这些“软实力”对青年人具有无比的吸引力，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内容的青年文化是否还能够称之为青年文化，或者现代青年文化。但是，一方面这些东西的背后，蕴涵着文化之外的弦外音，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经济、文化都不十分发达的国家的“弱实力”而对于青年文化却不能缺少的东西。政治紧张中的文化焦虑，是中国现代青年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矛盾。
共青团组织在缓解这种政治紧张和文化焦虑中一直担任重要角色。共青团作为政治组织的性质、基本任务决定了它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也是团的重要使命之一。在“文革”前，共青团除组织广大青年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活动外，也注意照顾青年特点开展一些相对独立的文化活动，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特别是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效果更为显著和突出。另外，由于冷战使东西方之间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国内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思想自由为意识形态政策严格控制，以及物质生活贫困等，这些都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一时不能在中国得逞的重要因素。“文革”后，共青团的这一角色仍然没有任何根本变化。1978年，共青团中央中断12年的工作得以恢复。同年10月召开的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并阐述的新时期青年一代的使命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一代一代传下去，极大地提高整个青年一代的科学文化水平，做国家建设的英勇突击队，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大力发扬而奋斗。到2008年团的十七大，以上内容除具体表述有所不同外，根本精神和基本原则没有变化。团组织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也基本上是沿用过去的形式。“89风波”后全社会都对青年思想教育存在问题进行反思。1992年共青团中央颁布《共青团文化建设十年规划》。尽管《规划》主旨仍仅限于青年的文化教育、活动等一般性目标和防止“和平演变”方面，但其中提出的青年文化消费、大众传播媒介、文化市场、青年文化建设等问题，表现出共青团对青年文化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工作着眼点。改革开放进程迅速推进，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国家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多元文化局面初露端倪，等等，这些情况既为我国青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但它所面临的问题及风险也愈益增多和强化。因此，在青年文化方面，政治紧张中的文化焦虑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缓解，青年文化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三、松动的“螺丝钉”
用“螺丝钉”来比喻改革开放前的青年文化或许比较恰当。“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雷锋的一句名言。“螺丝钉”精神的基本含义是服从、刻苦和奉献。这种精神的实质是革命意志，是集体主义和奉献牺牲精神。它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来支撑，即社会是整体的、常态的、稳固的，个人没有自由选择、自主流动和自我意识。这是一种高度集中且严密组织的青年文化，与社会一元文化系统是高度统一和协调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青年文化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或可能。它的存在意义在于社会主文化可以借助这种文化形式向青年这一特殊群体灌输主流价值观，引导或控制青年群体的社会行为并实现其社会价值。由共青团组织在青年中开展的各种独立的文化活动即属于这类青年文化。而其存在的可能即决定于青年组织的性质和状况。在当时的情况下，青年中的自发组织几乎没有产生和存在的可能，因此青年文化主要就是共青团文化，青年文化的首要和基本功能是通过共青团组织对广大青年进行教育和引导，在共青团统一组织的各种社会实践和文化活动中实现青年对党、国家、领袖的政治认同。青年个体在这种文化中如同一颗颗“螺丝钉”，位置、作用是固定的。“螺丝钉”不可缺少，它的价值决定于所在的系统中，而它的“自我意识”就是如何努力在固定的位置上做到“永不生锈”并且“闪闪发光”。
“文革”客观上打破了这种局面。首先，红卫兵是青年自发组织，青年可以自主选择加入哪个组织，各红卫兵组织之间没有隶属或领导关系而各自为政（红卫兵组织大联合后情况有所变化，但仍没有统一的章程、纲领或组织系统，更没有全国性组织）。其次，共青团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停止工作，原有的青年文化组织系统不复存在。另外，对于红卫兵来说，他们“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彻底砸烂旧世界、要把革命的红旗插遍全世界……全国性的动乱使社会秩序遭到彻底破坏而处于无政府状态，青年获得前所未有过的（尽管是非正常的）自由。“螺丝钉”自然松动了。红卫兵将以往近乎铁板一块的社会系统撕开一道裂缝，一种无政府、无秩序、无意识的红卫兵文化——造反文化出现了。它对社会的破坏力毋庸置疑，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为青年创造了自由的空间。正因为如此，许多青年有机会开始自由交流、思考、阅读、写作，成为最早的一批思想解放者和极左政治的叛逆者。然而，社会和青年都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红卫兵文化用一种惨烈的自我燃烧的方式，借“文革”之机终结了革命青年文化。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使中国青年文化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它的意义绝非仅限于文化本身。
四、我现在在哪里？
这是一个现代青年自我认同的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谁？是以往或传统社会青年在自我及自我身份确认过程中必然提出且必须回答的问题。提出或回答这样问题的前提，是人的自我意识或对自我存在的自觉意识，或言之，是以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为前提。“螺丝钉”文化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螺丝钉”的一切存在都是预设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没有自由，也没有自我。但在以往或传统社会中，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谁这样的问题，由于人的社会关系、生存环境、发展空间等相对简单和有限，对问题的回答实际并不很难，提出和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意义在于人对自我身份的一种明确的肯定或确认，带有某种形而上的性质，它包括人对自身存在及其价值的追问，对理想、目标、行动的思考等内容。在文革后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会自觉提出和努力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潘晓提出的“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它表现的是青年人对社会、对人生、对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方面的困惑和迷惘。对很多青年来说，这仍是令人困惑和迷惘的问题。
但是，青年人现在更关注的是：我现在在哪里？这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后现代问题。这也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谁？是以自我存在和自我意识为核心，以线性时间进程和单一指向的历史进化观念为基础的一种平面思维方式。这种关于自我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那里就已经受到质疑——“未来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未来是什么，而是现在是什么。我从哪里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可能走向历史决定论，也可能堕入神学的迷雾和深渊，其结果最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我到哪里去？对它的回答则可能产生对未来的莫名恐惧，或步入乌托邦的幻想。并且，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无论如何都无济于现实处境的尴尬和无奈。我是谁？这个问题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他/她/它”是谁？人只有在与诸种关系中才能界定自己，而这种“关系”就是自己现实（空间）的、现在（时间）的实际境况和处遇。这是一种立体的、多维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决定着青年的文化选择、文化表达和文化认同方式。
文化的根本问题是认同问题。当代最深层的问题是自我认同，而其最激烈、尖锐的冲突则多表现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对青年来说，认同更是突出指向自我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两端，并在这两端之间宽幅震荡。正因如此，我们在历史上或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见到，青年在关涉个性和自我的问题上表现出种种极端的倾向，他们要识别、确认或肯定自己的身份、价值。这是自我身份感的获得过程。为获得这种身份感，他们不惜冒最大的道德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乃至生命风险。青年文化之所以有时被认作是“反文化”，即主要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同时，我们还会经常看到，在涉及民族或国家问题时，青年的表现将是异常冲动或过激。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文化运动的导火索和主要目标指向都是关于国家政治、外交、社会、教育等问题，其中个性解放的许多极端表现如性解放等都是其副产品或催化剂。近三十年来中国青年中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也与此有相同性质，反对官场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反对西方国家和国外敌对势力损害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等等，都是青年社会行动的主要内容，而且在表现形式上多异常过激。“青年造反”，可以在青年的文化认同中寻找到某些原因。有国外研究者说：“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与认同的冲突趋势所塑造”；“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比起角色，认同是更强烈的意义来源。因为认同涉及了自我建构及个别化的过程。”（[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这对于理解青年文化的许多表现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我现在在哪里？”青年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及他们将如何做出回答，由此或许会得到一定解释，即青年存在的空间场域变了，青年的社会参与和社会的青年建构方式和途径也都变了，更重要的是青年思维方式、青年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机制变了。认同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解现代性的一个关键词，而现代性本身则更多意味着风险、剧变乃至断裂。
五、表达的权利与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
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社会，文化是一种权力；对于群体和个人，文化则是一种权利。作为权力的文化，首先是一种规制，而文化的权利，首先是表达的自由。
对青年来说，表达的权利要远比其他的权利更重要。自我意识的形成，使青年有了自己对自我、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等等的认识和理解。青年开始成熟并走上社会，他们产生对异性的爱、要选择爱的方式、要妆扮自己、要唱自己喜欢的歌、喜欢追求和制造时尚、喜欢流行的歌星和色彩，他们崇尚创新而反对守旧，怀有梦想并会努力将梦想变为现实，他们甚至会创造出只属于自己群体的语言、诗歌、小说，有自己的交往方式和生活习惯……但在社会文化权力的规制下，这一切都难以得到自由的表达，即使得到表达也难以为社会接受和认同，而遭受鄙夷、排斥和惊诧却是常有的事。没有自我，没有个性，没有对自我与个性的情感和意志的自由表达，青春将是枯燥乏味的，青春期亦将不复存在。中国青年曾经历过那样一段时间。作家张贤亮在文革后创作的小说《青春期》中写道：“到80年代初，我活了五十多岁，才知道有‘青春期’这个词。过去只知道有个词叫‘青春’……我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丝毫没有觉得什么时候我的青春期就算结束了。好像我一辈子从来就没有过青春期，又好像青春期淡薄地平铺在我一生的全过程，所有的日子都像一块灰色的铁板，坚硬、冷峻而索然无趣……”这可能是在当年极端政治化的残酷斗争岁月中几乎所有青年共同的青春期感受和经历。
但是，青春期本来就是一个反叛的年龄阶段，社会的文化规制或政治压抑实际上只能使它畸形发展而不可能在根本上遏止它寻找各种可能的机会表达自己。我们在红卫兵和知青中仍不难找到这种表达的痕迹。一旦当封闭、僵化、专制、野蛮的文化局面被打破，青年的文化表达将是既异常大胆、活跃亦特别丰富多彩的。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生活方式方面的发展变化，任何人对此都将会有非常深刻的感触。借用吉登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解放政治”，而“解放政治”将走向“生活政治”。（在吉登斯那里，“解放政治”“是一种关于提高行动自主权的政治”，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它关注的是正式的政治制度和体制以及个人的自主和自立，强调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生活政治是一种广义的政治，涉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从政治权力到经济利益，从文化认同到民族关系，从女权主义到生态保护，从个人生活到国际合作，体现的是对多元化世界的反映和参与。生活政治是认同政治、选择政治，涵盖正统的政治事务，但目的不仅仅在于解放，而且在于理解和选择。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李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首先，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含义。没有政治上的思想解放，则不可能有青年人自我意志的自主和自由表达，青年人也不可能获得这种表达的文化权利，更不可能使这种权利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教育、日常生活等各个层面，青年的生活仍将是坚硬、冷峻的铁板一块而缺少青春的活力和生机，青年的社会参与亦仍将是空泛、有限和不自主的。其次，生活政治不仅是一种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广泛参与、自主行动的“政治”，它更强调的是生活中的相互依存与团结合作，以及认同与选择、信任与尊重。“解放政治”为现代青年文化创造了生存和生长的空间；“生活政治”则为创造社会的多元文化并存、融通、认同、和谐的局面提供了现实的或理想的可能性。在中国改革开放仍将不断走向全面和深入，社会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将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仍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国际大背景的情况下，“生活政治”无疑将会为青年文化以致社会发展描画一幅具有相当想象力的政治、文化图景。但这也如前面所提到的，它不可能是个一帆风顺的过程，或者将非常富有戏剧性。因为，表达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诉求，而权利的争取、赋予或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诉求的一方和赋予的一方都特别需要有耐心、宽容和理性。青年的话语形式总是与社会政治话语有所不同，而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又总是难免带有它所由脱胎而来的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征。
六、新型青年文化与青年社会运动
在各种现代化理论中，文化总是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被视为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推进力量，由此而形成现代化的文化目的论或文化宿命论。这种观点无疑略显偏颇，但文化的重要性质仍不言而喻。特别是对于青年来说，青年文化作为青年群体存在的社会形式和青年自我表达的文化机制，其重要性质可能要远比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更为显著和突出。
笔者在早些时候曾断定：文化意蕴的强化和新型青年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中国青年运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特点，也是未来一段时期发展的重要趋向。在10年前，又对青年文化的全新模式和发展趋向做如下描述：“青年文化无论在观念形态还是表现形式上，都越来越多地与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传播媒介、新的市场策划、营销及商品流通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质；国际或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青年文化产生愈益广泛的影响，诸如生态、环境、人权、民主政治、国际秩序、世界和平、人类命运等人们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也被青年纳入自己的文化视野；在一部分青年学者中，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建构自己的现代化批判思想或理论；沿海开放地区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成为新型青年文化生成的理想空间等。中国青年文化进入了一个平和、理性的发展阶段，融会民族的、世界的及个性化的自我三者于一体的文化价值取向初步形成。”（参见《中国青年研究》1992年第3期、1999年第4期）现在看来，以上的判断和描述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需要进一步修正和补充的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对青年文化的影响愈益增强，民族主义思潮对青年的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行动的影响愈益复杂，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新观点、新潮流因缺少批评机制而使青年产生许多模糊意识，经济波动、腐败问题、就业问题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等对青年造成思想上和行为上的造成不利影响，网络的普及和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911事件”后国际政治环境发生的许多变化导致青年中的某些非理性因素在增长。总之，近十年来，社会和青年的变化都是显著的，虽然总体的趋势是好的，但新的问题确实在增长，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则是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问题。
“所有现代社会运动都是随着现代国家建设、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形成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三个近代历史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社会运动和革命或多或少都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有社会变化或变迁、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特征及其性质，以及意识形态和公共舆论的作用等，这几方面因素的联结点是国家社会关系，“现代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就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和组织起来的社会之间相互碰撞的产物。”（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国家社会关系是现代社会运动产生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也是其最现实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同时决定着社会运动的性质、规模、行动模式、发展趋势等重要特征。一般来说，每当国家社会关系紧张，或国家认同出现危机、民族问题凸显、重大社会转型等问题和情况出现时，社会运动或社会革命都将不失时机地发生或有所表现。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验证了以上的观点。那么，中国青年社会运动在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里将会有怎样的表现或发展趋势呢？
可以肯定，这种社会运动的发生将有极大的可能。无论在中国还是整个世界，青年社会参与都是青年社会发展和国家青年事务的重要主题之一。青年社会参与愿望，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空前强烈，参与方式随着交通、通讯、大众文化、社团组织等愈益发达而呈现多样形态。另外，青年的权利诉求也由于其表达机制愈益灵活，所涉及的领域和范围愈益广泛，社会行动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愈益增强等，这些因素与上述社会大背景可能形成某种共振效应，以或隐或显的形式酿成青年社会运动发生的各种可能。例如2005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青年中发生的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事件，如果将其与1985年发生在北京大学生中的“新918事件”、1999年因美国战机炸毁我驻南使馆引发的“58事件”、其间流行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民间呼声等联系起来看，实际上一种以民族主义主张为核心的青年社会运动已经悄然形成并持续进行。再如，2009年6月间由于“魔兽世界”网络游戏因行政审批而暂停后，引起数百万玩家不满并掀起网络维权风暴，网易、百度服务器先后被玩家攻击而陷于瘫痪。玩家的维权口号是“还我‘游戏权’”，而这份权力执掌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手中。2002年7月，美国出版《聪明暴民——下一轮社会革命》（Smart Mobs-The Next Social Revoiution）一书，作者从日本涩谷街头的青少年“拇指族”受到启发，指出越来越普及的网络、手机、随身装置等，将建构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瞬间聚集的陌生人，像蚁群一样在无组织、无领袖的状态下，由集体意识做了一连串有意义的抉择。这除了好玩之外，更已经带动了大规模的社会、政治革命。2002年底美国《商业周刊》对该书作者的采访中指出，对于疲惫的IT产业来说，下一次科技的突破靠的是“社会运动”而不是“产品”。参与和表达都是青年应有的权利。当参与付诸于群体的社会行动，并与某种特定的权利诉求紧密结合，这就是社会运动诞生的缘由与契机。同时，当青年的表达诉诸于某种突破社会控制的形式或手段时，表达的权利就可能成为一种权力，它将产生不以社会的意志为转移的效果。
“互联网，自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属于我们，属于我们这不守规矩的一代！怀疑一切，没有权威的一代！”这是在网上发布的“富有青春朝气的年轻人”的带有宣言性质的表白。但社会并不可能完全接受年轻人的这种狂妄，而年轻人又轻易不会与社会妥协。于是，关于互联网的不同看法逐渐演化为年轻一代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博弈。前不久，我国政府为净化网络环境，避免青少年受互联网不良信息的影响和毒害，拟推出由国家出资购买，供社会免费下载和使用的上网管理软件“绿坝-花季护航”。这是一款保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计算机终端过滤软件，可以有效识别色情图片、色情文字等不良信息，并对之进行拦截屏蔽。软件通过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的严格测试。但这一“善举”并未能如期顺利推行，甚至受到大范围的非议和抵制。更值得注意的是，“绿坝”事件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恩•凯利（Ian Kelly）表示：“我们对任何试图限制信息自由传播的举动都表示关切；过滤互联网内容的措施与中国构建现代信息经济与社会的目标不符。”据称，在华盛顿的指示下，美国代表向中国政府递交了美国政府的抗议。这种外交手段往往预示着更棘手的国际争端。这意味着，青年的网络行动及其可能演化成的社会运动，它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走向将异常复杂而多变。
青年社会运动的主题将直接指向与青年生存发展有关的社会问题，而它的外延和内涵将会由于各种因素或情势的影响而不时发生变化。经济波动和某些政策的不稳定、缺乏连续性或可持续性，会直接对青年的生存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现实生活中又缺乏保护青年的系统的政策、法律和配套的制度措施。农村青年问题应该是中国最大的青年问题，有学者称，青年农民是最大的政治。但农村青年向来被排除在各种有关青年的话语叙事之外（在关于知青的各种言说中，农村青年没有成为现实的对应的存在物，城市知青的苦难、冤屈和不幸对于农村青年来说本是一种正常的经历。改革开放后进城的农村青年成为城市叙事中的“他者”，一种异己的存在）。这其中蕴含着社会的分裂与对立。2008年“6.28瓮安事件”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事件中学生打砸抢烧冲在前，闹事者主要是青少年，这是农村及城镇、边远地区的恶性事件的一个侧影。城市青年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形势依然严峻。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与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关的事件，以及局部战争、周边安全、恐怖主义等都可能成为随时引发青年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认同问题。大多数青年对于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持赞同态度的，但从有关调查数据看，这其中也不乏隐忧。（广东的一份调查显示，青年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持赞同态度的占大多数，但与2001比较呈现较大幅下降的趋势；对“反腐倡廉”的“不满意”比例由2001年的18.6%上升到2008年的42.8%，“满意”的比例则由60.9%下降到32.1%；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满意”比例由2001年的19.8%上升到28.8%。参见《南方青少年研究》<内刊>2009年第2期，廖根深文。）国外有研究者将21世纪的“全球青年运动”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全球性青年文化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青年互动；全球性青年交流及其对政府的限制；作为国家政府外交手段的全球性青年组织；作为世界政治独立力量的全球性青年组织；全球青年与全球性组织、运动、网络和政纲间的关联（[法]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第246页）。从我国目前情况看，这方面的趋势性特征已有所显现，并有逐渐强化的迹象。
青年社会运动总是与青年文化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因此，对于青年文化来说，向来具有某种“政治仪式”的色彩，而这种“政治仪式”又总是具有某种青年文化的风格。而在中国的“后革命”时代，无论青年文化还是政治仪式，总是会带有一定的革命性特征。
注：该文获第五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9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作者单位：深圳青年学院
责任编辑：杨长征、黎陆昕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管理部供稿）